四十二年从头说

四十二年从头说

杨祖坤

我与《大公报》结缘始于1959年。从那一年起,我就加入《大公报》当记者,至今已逾42年。

我一直开玩笑说:我是“嫁”给了《大公报》——从一而终。《大公报》是我第一份职业,也将是我的最后一份职业。

我的前辈在《大公报》一干四五十年的事例并不少见,有的已退休了,但仍然不时回报馆,视报社为家。明年是《大公报》百年华诞,在筹办庆祝活动的工作小组里,就不乏退休的同事。他们为能参与筹备这百年盛事而高兴,也深感作为《大公报》人的光荣与自豪。

有人说:《大公报》的老报人特别多,何解呢?主要是大家加入《大公报》,并不仅仅看成是一份职业,而是一份事业,而且是终身的事业。同事之间,就像大家庭的兄弟姊妹一样融洽相处。我们与《大公报》同呼吸,共命运,一起成长。我们见证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各条战线的成就,当然也不免见证了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头。在香港,我们更见证了香港的回归,见证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落实。加入《大公报》这个大家庭,为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而奋斗,这将是一辈子的事。尽忠职守,是《大公报》报人的一个传统。我们的前辈,为了这个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六度搬迁《大公报》,先后在天津、汉口、上海、重庆、桂林、香港办报。我们遵循“不在敌人铁蹄下办报”的社训,每当日本侵略军迫近时,我们的印刷工人就扛起沉重的印刷机,向后方撤退,而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报纸仍是天天出版,坚持报道前线抗敌的消息。《大公报》有很多名记者,其中不少是战地记者。如果没有为国家为新闻事业拼搏的精神,可能有这么多战地记者吗?

香港《大公报》创刊于1938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于1948年复刊,至今亦有53年了。香港《大公报》有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总编辑没有自己的房间,同编辑部的同事一起办公,坐同一的书台。陌生人到编辑部来,只见人人都在埋头苦干,从外表看根本分不出谁是总编辑。五六十年代,报馆只有电风扇而没有空调,编辑部的男同事上班时把外衣一脱,只剩一件背心。尽管大热天时汗流浃背,但一坐下写稿,就人人笔走龙蛇,稿既写得好,也写得快。

我是经过考试才得以进《大公报》的。主考人是已故的杨秀峰先生,当时他是报馆的秘书。记得,考试题目是写一篇短文,记述由家里到报馆途中的所见所闻。我到底写了什么,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但很幸运却被取录,从此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事业。

我被分配到港闻课,当见习记者,职位是“练习生”,试用3个月之后若满意才转为雇员。入馆时的薪水是每月150元。3个月后加薪至170元,1年后再调薪至210元。

不要小觑这150元的收入,虽然不是优薪厚禄,但也有足够余钱使我这个单身小伙子可以到当时设在上环干诺道中旧报馆附近一家餐厅,每晚吃一客常餐;因为吃常餐多了,餐厅的老伙计还给我每次送“双餐包”,以示对熟客的优待。

我在港闻课当记者,首要的职责是每日驻守九龙,负责九龙和新界的突发新闻。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报业,对突发新闻非常重视,相互的竞争也是看谁的突发新闻做得好,能吸引读者。可笑的是我这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一向在香港岛生活,九龙并不常去,很多街道都不认得,但却被派去负责跑九龙突发新闻。怎么办呢?当时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傻劲,既然课主任要我跑九龙新闻,就得好好干,于是我每天背个小包,装一本街道图、一个记事簿、一个照相机,下午1时前到九龙去。当时与报馆的通讯靠的是茶楼餐厅的公用电话,茶楼就成了我们记者的“架步”。记得我们做九龙新闻的记者最常光顾的茶楼是佐敦道的“云天茶楼”(现已拆卸)、弥敦道的“南风餐厅”(旧址在旺角中心区,后迁出)。我试过在“云天茶楼”叫了一碗“三宝饭”(三宝者:叉烧、猪脷、咸蛋是也),才扒了两口,电话来了,要跑新闻,茶楼伙计将我的“三宝饭”用饭碗一盖,等我跑完新闻再吃。曾有一次接连出动,忙得不可开交,一碗“三宝饭”吃足3个多小时才吃完,饭早已凉了,但我们当记者跑新闻的热情却永远不会冷却。

可以想像得到,一个小记者“包”起整个九龙、新界当天的突发新闻,真的非要具备“铁脚、马眼、神仙肚”不可。每日工作十二三个小时,直至凌晨连天星、油麻地小轮都停航了,我才拖着疲惫的身躯搭乘“哗啦哗啦”(小电船)回港岛家里去。

工作是辛苦的,但精神却无比奋发,斗志也保持旺盛。这不仅是年轻而不知疲倦,还因为深受《大公报》前辈记者的传统专业精神所感召。我们的前辈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岂可不接好班,将好的作风薪火相传下去?

五六十年代《大公报》的港闻记者能手有不少,在行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我们的突发新闻有“三条烟”,即黄子平、潘忠勉、王津,跑静态和社团新闻有“三王一后”,即黄学尧、黄浦、万民光和王宁,摄影有张光亮。我刚进报馆,只能是跑腿的小角色,但却一直以这些前辈为学习榜样,有什么不懂的,都虚心向他们请教,而他们也都无私地将宝贵的经验告诉我,使我这个“新闻小子”能够较快地成长。

回想起来,那一段是我打基础的最重要时期。我跑过突发新闻、政治新闻、政府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法庭新闻,从一无所知或所知极有限,到先后在社会新闻、立法局新闻、法律新闻、经济新闻等方面有所建树,实在是报馆给我机会、前辈们不倦的教导和自己跟随《大公报》优良传统勤奋努力的结果。从实践中学习,是《大公报》记者成长的一个法门,坚持真理、爱国爱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广交朋友、不怕苦、不怕累,这正是《大公报》记者专业精神和优良传统之所在。百年前由始创人英敛之到总编辑张季鸾,由名记者范长江到王芸生到费彝民,这种办报精神就像不灭的圣火,代代相传,直到现在……

(原载2001年12月4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