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政府议程与公众议程统一的话语平台

二、搭建政府议程与公众议程统一的话语平台

虽然大众传媒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功能，但媒介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大众传媒首先应该是一种公共服务事业，传媒只有担当公共论坛和公众代言人的角色，才能成为舆论的载体。如果简单地以国家和社会的维度考察公共领域，那么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其实预设了一种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公共领域仅仅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独立的中间领域。而在当下中国，公共领域更像是一个国家和公民社会都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在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传媒议程、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具有同构的现实可能性，而广播电视只有实现政府议程和公众议程的相互统一，才能成为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舆论机构。

国内学者从受众本位和治理理论的思想论述了作为公民的受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必要性。以对媒介受众的研究为例，有学者认为传者与受众的关系应该说是“共生现象”，是“互构”，是“协商”，而不是传者主宰受众。^[10]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新闻媒体的任务，就是“要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受众获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为己任，以提高受众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11]。甚至提出“社区发展是今后的一大趋势，能否考虑允许社区居民集资创办投入少、见效快的社区广播电台”^[12]等。

事实上，国内传媒公共领域的思想已经开始显现。大众传媒除了应具有党性以外，还应具备传播信息、反映舆情、引导舆论、凝聚公众意识、表达公共利益、评判政府政策、制约各种权力的功能。换句话说，我国传媒已经开始具有一定的公共领域的特点。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得关注民生、贴近百姓生活的城市电视新闻节目广受关注。“如果说《东方时空》引发了电视新闻改革的第一次革命，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为第二次革命，那么以《1860新闻眼》为代表的‘公共新闻’则是第三次革命”^[13]。这类新闻节目无论在收视率还是公众认可程度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给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带来了一股新风，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众自觉参与城市生活和维护区域利益的公共意识。公共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要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培养和引导公众认识社会现实、参与公共事务，提高获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2003年5月1日，值北京“非典”高峰期到来之际，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主旨的央视新闻频道开播，标志着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知情权与话语权的中国电视新闻的重大突破。2004年11月，国家级政府大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首次单独立项，设立“十佳公共栏目奖”。入选的公共栏目是指内容涉及公共领域、社会公众可以共同分享的公益性栏目，即“三公”：内容公用、对象公众、性质公益。

从中国电视新闻的这种可贵探索可以看到，国内电视新闻追随与反映社会转型的公共意识已经开始觉醒，电视新闻的服务性、公共性特征渐渐显露。事实上，在媒介竞争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双重要求下，中国的电视新闻应该自觉进行公共领域的塑造，表现在广播电视的具体实践中，就是要更多地在现实的政治经济话语资源中，提炼出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议题，实现传媒议题与政府议题、社会议题的和谐统一。当然，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与环境决定了广播电视不会走向西方式的独立于政党的公共广播电视，它必然要执行一定的政治功能。我们所要变革的仅仅是脱离原先全能主义的政治宣传理念，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公共领域。具备这种功能的广播电视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尽快地完成从单纯宣传性向公益性、服务性综合角色的转变，在传播新闻信息的同时培养受众理性思考的能力，营造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形成与政府、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公共话语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