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制度变迁的方式和特点

二、传播制度变迁的方式和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把需求-供给和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了对制度变迁的考察。关于制度变迁的比较著名的模型是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中提出来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4]由此可以看出，制度变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5]诱致性变迁就是在原有制度无法得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在制度创新能够产生更大效益的情况下，由政府倡导并强制推行的制度变迁。另一方面，由于诱致性变迁中创新集团需要付出交易费用，而这种制度变迁的结果存在外部效应和搭便车问题，所以也需要政府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优势来减少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因此，“对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家也即政府的作用应给予特别注意”^[6]。

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媒介制度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等。对于媒介产业来说，有学者认为当下媒介产业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媒介内部要素变革，包括产业结构变迁，呈现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特点；产业组织变迁，表现为网络化结构、管理方式和策略以及管理机制变革；产业供应链变迁，电视产业日益成为频道过剩而内容短缺的经济形态；产业技术变迁带来媒介产业生产、流通和消费形态的重大革命等。其次是媒介产业的外部要素变迁，包括实行自由主义的产业政策等新的制度安排。^[7]

事实上，无论是媒介产业内部要素的变革还是外部要素的变迁，归结起来主要是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和外部媒介政策的变化，并由此引起媒介制度的变迁。作为政治和市场浸淫交融的媒介产业，它的任何变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的诱致性因素和政府的强制性因素的双重影响，并在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相互作用下渐进式进行。其中的内部要素变革是诱致性变迁的结果，外部要素变革是强制性变迁的结果。

站在社会环境的角度分析，对传媒制度的安排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考虑，一是依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所处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二是依据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行政、法律框架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刚性、集团利益冲突、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政府不一定能建立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因此，创新主体的诱致性与政府强制性两种制度变迁应互补进行。公共广播电视作为一种肩负政治民主和社会文化使命的特殊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会受到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可能，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因素也是影响其制度变迁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