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极权主义的耻辱

二、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结束极权主义的耻辱

德国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成立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德国的广播事业是1923年10月开始的。1925年德国帝国广播公司成立。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从此德国的广播事业进入极权主义统治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1945年，驻守德国的美、英、法盟军基于资本主义长远利益考虑，参照英国公共广播电视的模式，对战败的德国进行了公共广播电视的制度设计，以“防止纳粹主义卷土重来”^[26]，占领当局认为，“电视在自由和均衡的状态下可成为促进旧帝国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27]。

在法西斯主义灭亡50年后，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克尔认为，“回头来看，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道德和文化危机的表现。在这种危机中，传统的价值，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人道主义的，都不再有太大的意义。法西斯主义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谵妄状态中，从不安全和政治不成熟中，从反理性的造反和对社会的原子化的反应中产生出来的”。^[28]拉克尔所说的“原子化的反应”为我们描绘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蔓延在德国的道德和文化的危机，它为传播纳粹思想和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条件。

沃尔特·拉克尔在《法西斯主义——过去、现在、未来》中写道：“一般来说，中下层阶级同法西斯主义有最多的共鸣，特别是那些因经济大崩溃而受苦最深的人。纳粹分子深入到了遭到严重打击的农民中间，也深入到了中产阶级中间，因为中产阶级在通货膨胀期间失去了他们的储蓄”。^[29]从法西斯吸引的群体构成可以看出，那些在社会中的利益受损阶层，也即边缘或弱势阶层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人，以示他们对权力阶层的反抗。除了中下阶层，德国的批评家们也抱怨既作为一种哲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唯物主义的增长，抱怨精神价值的衰退，抱怨工业化的影响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影响，抱怨社会的分崩离析和旧的社会纽带的瓦解。他们悲哀地注意到文化越来越贫乏，预言如果没有民族共同体的复兴，已见端倪的普遍的堕落就会无情地继续下去，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大毁灭。由此可以看出，过分的商业化思潮使文化变得越来越缺少价值内涵，原创的民族文化失去生根和繁衍的土壤。文化被资本侵蚀为一个空壳后，伴之而来的就是人们价值观念的普遍堕落，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潜在因素。

20世纪大众传播手段的技术发展使得法西斯大规模的宣传成为可能。在德国，法西斯主义通过垄断传媒得到更有力的传播；在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地意大利，墨索里尼本身就是一个有成就的记者，他掌握了当时意大利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在对纳粹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宣传史进行研究后发现，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不仅仅是对大众传播手段的利用，更是对政治神话的塑造。当然，这种为了政权和专制需要，以违背传播规律的方式进行的激进的攻心战，留下的最后回音是为法西斯主义敲响的丧钟声。可以说，“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广播电台作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和帮凶，对于希特勒政权60多年前的对内法西斯暴政和对外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皆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30]

战后，关于重建德国广播电台的任务和性质，占领国未达成一致的意见。美国坚决反对德国广播业国有化，邮政系统对广播设施的专有权被取消，1947年的一项法令宣布，美国军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分散报业和广播业对公众思想的影响，并且禁止政府对这些行业的直接干预。经过一场全国性的大辩论，达成的一致性意见是：必须防止广播事业重新成为执政党的政治工具或政府的一部分，也不能按照广告主的意愿去制作或调整节目。为此，必须建立独立于官方控制又非企业的公共法人性质的广播公司或机构，服从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最终，战后德国广播电视引入了BBC的办台模式，并加以改造。核心是：既要避免商业化，也要防止国家化。这种制度的具体规定是：（1）广播事业的产生应以各联邦广播法和国家联邦广播法以及宪法有关规定为依据；（2）广播公司是超政党性的中立组织，使其能为人民提供客观的报道内容；（3）行政自主，设立广播委员会，负责人事的安排与工作的分配；（4）经济来源是各州规定的牌照费和各公司的广告收入，但不以盈利为目的。商业广告被严格控制，只准在一天的某个时间集中播放，而且不得中断节目播出广告。^[31]在三个西战区中，占领国对广播的控制权保留到1955年。广播事业的管理权限交还德国人后，各政党和联邦政府开始了对广播方针的首次修正工作，1956年的方针规定了广播理事会仅仅由各州议会决定，而管理理事会中应有州政府的首脑和部长参加。

当代德国广播电视台的宗旨即在于通过传播信息、寓教于乐，实现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权。对此国家应尽可能少地干预。另一方面，与报业新闻自由不同，广播电视业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分配频道，才能得以兴建和运作。由于这个原因，广播电视报道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宪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广播电视报道自由的实现，不在于不同媒体之间相互抨击所形成的“交响乐”有多热闹，而在于每个广播电视台内部，从节目宗旨到节目内容宏观决策的多元机制。此外，德国广播电视作为一种重要的大众传媒手段，在于加强民族凝聚力、政治向心力以及引导大众走向更高的境界，而不是做群众的尾巴，从而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联邦德国的公营广播电视事业结束了极权主义的耻辱历史，其间虽有教会组织和各大报团申请设立商营性或私营性广播电视，均被敏感的官方和民众所拒绝。德国这种公营独占经营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