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兴起的报刊和新闻团体

二、抗战中兴起的报刊和新闻团体

在重庆战时新闻中心形成之前，上海、武汉一度成为抗战的宣传中心。上海、武汉沦陷后，大批媒体转移到重庆，还有一部分转移到了桂林，桂林也成为抗战时期的一个新闻中心。在以上地区，各种政治势力、民间团体及个人主办的报刊都积极宣传抗日，形成了战时国统区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强大的舆论声势。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各大报刊都积极投入到抗战宣传中，报道抗战新闻，发表抗日言论。这些报刊有成舍我的《立报》、史量才的《申报》、《大公报》沪版、《新闻报》等报纸，以及上海编辑人协会主办的《文化战线》旬刊，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周刊》、《战线》五日刊、《战时联合旬刊》，上海各界抗战后援会漫画救亡协会出版的《救亡漫画》，生活教育社编辑的《战时教育》旬刊，《战时妇女》、《战时学生》、《七月》等几十种期刊。它们成为1937年上海如火如荼的抗战新闻事业的主力军。

上海沦陷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武汉成为当时中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抗战初期的新闻中心。当时武汉新闻界除了本地原有报刊外，还有从上海、南京等地迁来的报刊以及在武汉创办(复刊)的抗日报刊和新闻团体，共计七八十种。其中突出的有《武汉日报》、《扫荡报》、《全民抗战》、《群众》、《新华日报》、《国民公论》、《战时青年》、《战斗旬刊》、《抗战文艺》、《救亡漫画》、《救中国》、《战地》、《自由中国》等报刊，以及著名的新闻团体“青记”和“国新社”。

桂林是与重庆同一时期的另一个新闻文化中心。这里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进步的新闻事业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外迁的和新办的新闻机构，除了“国新社”、《新华日报》分馆、《大公报》桂林版、《救亡日报》、《国民公论》以外，还有《野草》、《文学创作》、《戏剧春秋》、《文艺生活》、《文化杂志》等几十种期刊，本地原来的新闻机构如桂系的《广西日报》和民间的《力报》与上述进步刊物共处一城，相安无事。

在战时国统区，除了国民党的新闻媒体外，有影响的还有以下几种。

1.《抗战》三日刊与《全民抗战》

《抗战》三日刊1937年8月19日创刊于上海，由邹韬奋创办并主编，16开12版。以“力求适合抗战紧急时期的需要”为宗旨，刊物系统报道并评述国内外时事，反映群众的抗日呼声，曾刊登过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通电和文章。每期附地图说明的《战局一览》和战地通讯尤其受读者欢迎。当年9月在租界当局的压力下，一度改名《抵抗》。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前迁至武汉出版，并恢复原刊名。

1938年7月7日迁武汉的《抗战》与李公朴主办的《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任主编兼总发行人。在武汉，该刊发行量一度达到30万份，创当时杂志发行量之最^[5]。10月中旬，武汉告急，该刊迁往重庆出版。

在重庆，《全民抗战》坚持抗日宣传，争取民主自由，受到国民党的严格审查。篇幅为2.8万字的刊物，每期被审查抽样的稿件占四分之一，甚至过半，社论常常被要求改写两三次。但该刊与国民党展开检查与反检查的斗争。1941年1月，邹韬奋为“皖南事变”所写的社论被全文扣发，刊物以“开天窗”的方式表示抗议。在处境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1941年2月10日，邹韬奋愤而离开重庆，辗转去了香港。随后，《全民抗战》也于2月22日遭到国民党查封。

2.“青记”与“国新社”

(1)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1938年成立于武汉。是国统区合法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记者组织。

“青记”的发起要追溯到1934年夏的“上海记者座谈会”，它是由恽逸群、袁殊等几名记者、编辑自由组合的一个松散的每周聚餐会。上海沦陷前，周恩来指示范长江、夏衍等牵头，于1937年11月8日在其基础上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基本会员24人。上海、南京沦陷后，大部分会员来到武汉，决定将协会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武汉召开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武汉、长沙、广州、西安、重庆、香港及南洋都派代表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文化界名人郭沫若，新闻界名人张季鸾、邹韬奋等。会议通过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和学会《简章》，推选《大公报》范长江、《扫荡报》钟期森和《新华日报》徐迈进为常务理事，朱明为秘书。

“青记”的宗旨是，将记者组织起来，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扶助，以适应抗战宣传和未来新闻事业发展。“青记”成立后，在组织抗战宣传、联络记者和媒体、进行学术研究方面都做出了成绩。抗战初期出入各战区采访的战地记者，大多为“青记”会员。“青记”学术组出版《新闻记者》月刊，进行学术研究，介绍业界状况，交流工作经验，产生了较大影响。“青记”开办的“记者之家”在帮助青年投身新闻工作、解决报社人才需求、协助华侨及外国记者进行抗战报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武汉失守后，“青记”向长沙、桂林撤退。1939年5月，总会迁至重庆，并在成都、长沙、广州、延安等地设立分会，会员由约150人，发展到约1000人。1941年春，总会和国统区各分会被国民党查封。香港、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各分会仍继续活动，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国际新闻社

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1938年10月成立于长沙，是国统区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开合法的新闻通讯社。

该社筹备于武汉，成立于长沙，发展于桂林。1938年秋，应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的要求，在得到周恩来指示后，范长江以“青记”会员为骨干，开始着手筹备通讯社。未及成立，武汉就失守，遂迁往长沙挂牌。在成立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主要为国际宣传处提供对外宣传的报道材料^[6]。“长沙大火”后，国新社迁往桂林，11月在桂林成立国新社总社，社长范长江，总编辑黄药眠。迁至桂林后，该社一方面继续组织对外宣传报道，一方面扩大业务，开始向国内报纸提供通讯稿。1939年下半年，国新社设香港分社、重庆办事处、金华办事处，成为全国性的通讯社。

国新社政治上主张抗日民主，在抗战期间向国内外报纸发送了大量新闻通讯和专稿。“皖南事变”后，1941年5月，国新社桂林总社和重庆办事处被查封，香港办事处则坚持到12月底才停止活动。日本投降后，1945年12月，国新社上海办事处成立。1946年初，香港分社重建。直到新中国成立，国新社才完成其历史使命。

3.《救亡日报》

《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也是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报纸。《救亡日报》创刊于上海，后迁广州，再迁桂林出版。“皖南事变”后，于1941年2月28日停刊。

“淞沪会战”爆发后，国共商定，双方派出人员并拿出资金，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负责出版《救亡日报》。郭沫若被推为社长，共产党派出总编辑夏衍，国民党派出总编辑樊仲云。编委包括巴金、王芸生、金仲华、茅盾、柯灵、曾虚白、叶灵凤、郑伯奇、郑振铎、谢六逸、萨空了等文艺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经费由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和国民党共同解决。后国民党工作人员陆续退出，报纸主要由共产党领导。

在上海期间，《救亡日报》充分体现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性质。大量发表著名作家、教授、社会名流为宣传抗日、团结、进步所撰写的文稿，如宋庆龄的政论，何香凝的诗词，郑振铎的杂文，冯玉祥的诗歌，李公朴的战地通讯，郭沫若的通讯和评论，田汉的戏剧、小品、新闻特写，等等。《救亡日报》还坚持将办报与组织救亡运动相结合。社长郭沫若曾组织3个战地服务团赴前线慰问伤兵、救济难民，同时将《救亡日报》分发给士兵和民众，回来后将前线的情况写成访问记向读者报道。《救亡日报》在处境危难的上海，发行量每天在1000份以上，最多时达3500份。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该报于22日出版“沪版终刊号”，发表郭沫若撰写的终刊词《我们失去的只是奴隶的枷锁》和夏衍撰写的社论《告别上海》，与上海人民相约:“上海光复之日，即本报与上海同胞再见之时。”

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先迁至广州，1939年1月10日再迁至桂林复刊。在桂林，《救亡日报》改变了上海、广州时期文人办报喜登长文、好发议论、新闻性不强的办报状况。一是重新安排版面，第一版登载篇幅短小的国内外要闻和社论，第二、三版专登国内政情及广西和桂林的社会消息，第四版除了副刊《文化岗位》外，有时开辟音乐、美术等方面的专刊，也注意邀请文化名人撰写专稿。二是改变文风，力求简洁生动，通俗易懂。桂林时期的《救亡日报》办出了独特风格，在内容上做到了周恩来为报纸所提出的要求，即“讲人民群众要讲的，讲国民党不让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成为了各界人士都爱看、都想看的报纸，发行量由2000份增加到8000份，影响及于西南、华南各省与海外。“皖南事变”后，《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28日被迫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