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文明交往特征

回族的文明交往特征——李健彪《执著岁月——回族史与伊斯兰文化》序

彭树智

李健彪同志将自己多年来发表的有关回族史和伊斯兰文化的论文，结集成书，将由西安出版社出版，约我为其写一篇序。

我读了其中一部分文章及其目录，感到这是一本难得的研究成果。作者科研累厚，思维敏锐，文字畅达，所涉及的课题具有开拓性，且富有西北和陕西的地方文化特色，有些论文有相当深度和学术价值。尤其是作为一位穆斯林的青年学者，他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笔耕于回族史及伊斯兰文化诸多领域，此种钟爱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执著治学精神，可钦可佩。

因此，我想从执著精神与治学意境方面，写些自己的感想。

我同健彪接触不多。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回族学——一门呼之欲出的新学科》一文。在学术界对回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问题尚未取得共识的情况下，该文全面分析论证回族学建立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以及现实意义，颇有见地。

十分令人欣喜的是，这篇论文先是在《甘肃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以“关于建立回族学的设想”为题率先发表，尔后又参加了1996年首届伊斯兰文化研讨会，被选入《伊斯兰文化论丛》一书。事隔3年在1999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十二次回族史讨论会上，即传来了热烈的回族学研究的反响。这次在北京召开的学术会议，是中国回族学会在云南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与会的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回、汉、东乡等族的学者认为，回族学是继藏学、蒙古学之后又一门颇具生命力的新兴学科，回族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它涉及了历史、科技、教育、心理、建筑、医学等多门学科，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健彪的这篇论文前不久还荣获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

最近，我还读到了健彪在《穆斯林通讯》“世纪回顾”专刊发表的《世纪寄语》:“坚守穆斯林信仰，大力开拓民族经济，极力弘扬民族文化，培养更多更好的民族人才，在平等中求团结，在生存中求发展，在繁荣中求质量，让穆斯林优秀的文化传统闪耀在21世纪日益壮大的中国穆斯林社会中，让外界了解穆斯林。”

我想，这既是他对过去的总结，又是对未来的希望。他是个多才的人，对文史有一股韧劲和创新的精神。给他写这篇序言时，我想起了王国维关于“成大事业、大学问”的著名“三境”说。

王国维以感受美学的审美视角，借用宋代3位词人的词句，富于创造性地抒发了治学的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王国维写为‘回头蓦见’，编者注），那人却在（王国维写为‘正在’，编者注）灯火阑珊处。”这三种递进的思想境界，实质上是艺术地再现学人心灵执著和锐意创新的历程，是学人书路的韧性追求。其核心在于两个字:“心”和“新”。

谈到王国维的“三境”说，不由使人联想起但丁的《神曲》。《神曲》实际上也有类似的三种境界。“地狱”是现实的第一境界，“炼狱”是进程中的第二境界，“天国”是但丁《神曲》中达到理想的境界。这三种境界与王国维的“三境”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中西文化，如此相通，实在令人惊叹!

总之，王国维的“三境”说，其实质是一种科学的奉献精神，执著追求是这种精神的外在表现，唯有奉献的深厚动力，尔后方有求实、求真、求是的科学信仰、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因为科学就是艰辛的创造性事业，它最需要的是奉献精神。科学的核心是奉献社会和人类。学人的书路是曲折、复杂而坎坷的。“三境”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概括。其实，学无止境。我个人的体会是，没有对所钟爱事业的“爱”，就不会有执著的行为；没有对所钟爱事业的“好”，就不会上升到新的执著实践；没有对所钟爱事业的“乐”，就不会树立起执著追求的苦乐观。谈到对科学的追求和执著精神，这里特别要提起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咏芭蕉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将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长新知。”

张载这首富有哲理和审美情趣的诗中，道出了人生书路的“心”“新”真谛。他虽然没有王国维“三境”词那样曲折深远，却同样有序优美，且道出了治学意境的深层和经常起作用的根本因素。

健彪利用业余时间，长期从事回族史研究，其精神实属难能可贵。从他的执著岁月经历中，我们已经窥出王国维“三境”精神，也可以体察到张载《咏芭蕉诗》的用意所在。

在治学之路上，专业研究者取得突出成果不易，业余研究者更不易。凡学有所成者，究其缘由，都在于进入了以执著追求为基础的美趣意境。一切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人，仔细品味人生，都会有这样求真、向善、爱美的体会。在某种程度上，业余研究者由于环境的逼迫，体验会更深些。健彪已经有了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文化的治学经历和精神锻铸，因此我希望他以张载《咏芭蕉诗》的“心”“新”意境追求，以王国维“三境”说的审美情趣，自强不息，再接再厉，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伊斯兰教是一个占世界总人口六分之一信奉者的宗教，它对我国10个少数民族，尤其是对回族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和经济生活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不关注伊斯兰教在当今世界和在我国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年来，我在中东史的研究中，越来越感到伊斯兰文明的博大精深。越是研究越多的历史个案，越感到从文明交往角度研究伊斯兰文明的重要性。近几年来，关于文明问题，议论颇多，有“文明冲突论”，有“文明融合论”，有“文明终结论”，等等。我觉得从历史交往进程考虑，完全用“文明交往论”可以概括，对回族研究者来说，我想从世界文明交往的高度来理解、来阐释诸多有关课题，方能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获得有益的现实价值。从文明交往的属性来看，回族不仅有伊斯兰文明的内涵，也有汉文明的因素。这两种文明的融合，反映了文明交往的双向性和交互性规律。深入研究回族文明的这种特征，实在是一个重大课题。在21世纪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文明交往视角，观察回族的历史、特别是现实问题，尤其重要。为此我对李健彪和所有研究回族问题的青年学者寄予厚望。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