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学研究历程

一、编辑学研究历程

1949年3月，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了国民大学教授李次民先生的《编辑学》讲稿，“它精细地概括了一般的编辑理论和技术”^[10]，中国第一本编辑学专著由此问世。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闻出版等文化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作为文化生产重要环节的编辑工作也被推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编辑研究日趋活跃。截至2010年，出版的书籍数以百计，发表的论文、研究资料和经验总结等更是数以千计，随之而来的是编辑学研究应运而生，而且迅速崛起。这说明编辑学研究有着浓厚的社会基础，有迫切的实际需要。

1.编辑学研究发起阶段

李次民先生的《编辑学》是中国最早以“编辑学”命名的专著。这本书只在个别章节中讲到期刊的编辑工作，大量的篇幅是新闻编辑学，但毕竟起到了对编辑理论研究的开创作用，也说明当时的报纸很重视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对新闻编辑工作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了新闻系，并设置了编辑出版专业。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苏联专家K.N.倍林斯基讲授书刊编辑课程，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54年10月出版的《书刊编辑课教学大纲》译为《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出版，成为翻译出版的第一本编辑学著作。

1980年《出版工作》第4期上发表了陈仲雍先生的《科学地编辑与编辑的科学》一文，文中明确提出建立编辑学，以揭示编辑工作规律，并初步构想了编辑科学的蓝图。同年，香港海天书楼出版社出版了余也鲁先生的《杂志编辑学》，随后多次再版。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觉明先生的《现代杂志编辑学》。1982年，《出版工作》上又发表了尚丁先生的《编辑学小议》一文。这一时期，我国内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各地还先后出版过陈石安的《新闻编辑学》、荆人的《新闻编辑学》、陈世琪的《英文书刊编辑学》等。

1983年钱学森先生在国际工业出版社的一个讲话中说，“编辑工作也是一门科学，要研究它工作中有什么规律”，要“创造出一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编辑科学”。同年，河南大学在开封办了一期“编辑学专业短期讲习班”。1984年10月，胡乔木致函教育部，“编辑之为学，并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需要一门以研究编辑专门对象的高等学科教育”，积极支持编辑专业的诞生，并提出了建立编辑学的一些具体意见。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三所高校都相继招收了编辑学本科生。此举带动了更多高校，随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也都相继试办了编辑学专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等招收了编辑学研究生，带动了编辑学科建设及编辑理论研究热潮。1984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开始筹建，1985年3月21日正式成立，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和建立编辑学、出版学、图书发行学。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出版科学研讨会，推动了出版学、编辑学研究的兴起，并且着手组织编辑、发行各方面的研究工作。从1981年至1990年，共出版编辑学著作14种，其中1/3是由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领导的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

2.编辑学研究发展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末，经过20年的研究，编辑学研究专门刊物相继出现，有关学术研究会议不断召开，高校编辑学专业越来越多，并在学科建设上有了新的进展，编辑出版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陆续建立。所有这一切说明编辑学研究已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在编辑起源、编辑实质、编辑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工作规律等内容上已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编辑学研究专门刊物出版。80年代中期，山西创办了《编辑之友》;上海创办了《编辑学刊》，一南一北两大刊物，成为编辑学研究的重要园地。随后，北京《出版工作》、《出版与发行》、中原的《河南大学学报》等也相继设置了编辑学研究专栏，促进了编辑理论研究的发展。

研究编辑学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相继举行。198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筹备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第二年，“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同时，各省市也召开了中小型编辑理论讨论会。

继编辑学本科专业相继开办之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四川省社科院新闻研究室、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学研究室三家同时招收编辑学专业研究生，清华大学、西安交通科技大学则招收了科技编辑研究生。

编辑出版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陆续建立。1985年以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分别成立了学术委员会，新闻出版署成立了出版科学研究所，大部分省市成立了出版科学研究所或研究室。1986年上海编辑学会成立，1987年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成立，1992年10月中国编辑学会正式成立。中国编辑学会以“组织书刊编辑的理论和学术研究活动”为己任，通过制定研究计划，举行学术讨论会、报告会、组织编辑理论、编辑业务、编辑史及编辑管理方面的著作等形式，突出地发挥了规划引导和组织攻坚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编辑学研究。随后，江苏、天津、湖北等省市的编辑学会也先后成立。编辑学界有了自己的组织，为编辑理论研究相互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编辑学研究在这种不断创新的气氛中取得了初步成果。以编辑学、编辑理论、编辑实践、编辑史为书名的著作至20世纪末已出版70余种。其中有概论性的，如阙道隆、徐柏荣、林穗芳的《书籍编辑学概论》;也有理论性的，如王振铎、赵运通的《编辑学原理论》;还有实用性的，如林永仁、杨尚聘、熊庆文编的《小型报纸实用编辑学》等。这些研究成果，观点鲜明，各有特色，在基本概念、研究体系方面都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果，促进了理论研究进展，同时也为编辑理论百家争鸣提供了场所。

20世纪90年代是编辑学科体系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在转变过程中编辑工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成为出版界内外关注的热点。为了提高图书质量，中国编辑学会完成了《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既总结了经验，又注意到了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基本规程与编辑出版积极创新相结合。同时，探讨编辑理论体系成为研究者热衷进行的课题。为了完善研究领域、范围，探讨理论体系框架者不断涌现，并取得了编辑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3.编辑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次研讨、交流，编辑理论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出版了上百种研究专著，数以千计的论文，在一些问题上有了某种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观点逐渐接近统一。如认为编辑学起源于中国;编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编辑学的学科分类应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编辑活动的特殊矛盾，揭示这些特殊矛盾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等，并在编辑活动的本质特征、编辑的基本要领上有了较一致的看法。近些年来，成果更为显著:

首先，明确了编辑学科体系的内容与基本任务。编辑学科体系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即编辑学理论、编辑业务、编辑史和编辑理论研究方法论。

编辑学理论是从建立与完善学科的角度，科学地定义编辑概念，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围绕研究内容展开的系列论述。编辑业务理论是对编辑流程、编辑工艺、编辑技巧正确、完备的描述，是工作经验的高度总结与概括。编辑史是分析各时期的编辑现象，以编辑活动为对象，总结不同时代编辑活动特点，寻找发展规律的科学阐述。编辑理论研究方法论是借鉴系统论、信息论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编辑理论研究方法展开的研究。

其次，明确了编辑理论框架的基本任务。编辑理论框架的基本任务是阐明编辑学科的性质、任务、研究对象，编辑活动的规律、特点以及它所反映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原理。经过十年的努力，现在已有了几种框架的轮廓，即分别从文化、传播理论或人文科学角度来研究编辑理论框架。所有这一切，都起到了指导编辑实践的作用，真正将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有机结合，丰富了理论内容，活跃了学术空气，有利于探索编辑规律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形态，促进了编辑学科建设。

编辑理论研究目前已形成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两大学派:一是文化缔构编辑学;一是科技方法编辑学。前者以社会科学为背景，采用的是社会科学传统的描述和历史观察方法。后者以自然科学为背景，采用的是自然科学常用的科学方法论和数理逻辑、数理模型方法。二者各有所长，平行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种种现代传播媒体、传播手段的介入，文化缔构编辑学和科技方法编辑学都已逐渐成熟，如果二者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把编辑的文化概念与数理模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编辑理论，还可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借助信息技术高速传播的特点，将信息网络中传播的新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不断移植到编辑学研究中来，使编辑理论研究集各学科研究方法的精华，构建出编辑理论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在研究中，研究者对多媒体编辑活动的个性与共性问题也取得了统一认识。“书、报、刊、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制品甚至光盘和电子出版物等多种媒体的编辑活动有没有共性的问题，是在编辑理论研究已经越出图书、杂志和报纸等文字传播媒介的编辑理论的范围，需要建立适用于更多媒体的普通编辑理论的形势下提出来的。”^[11]研究者认为，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电影、音像制品等各种媒体的编辑活动有共性也有个性。编辑活动的共性是指其开发、选择和加工原型作品，使其成为可供复制的定本，并向公众传播。以原型作品为工作对象是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使其成为定本是主要任务。凡符合这种本质属性的特征，就是共性。这种共性就是为了传播、积累文化的目的，对精神产品进行“策划组织”、“选择优化”和“编排组合”工作。因此，各种媒体的编辑活动的共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体会:

①编辑理论体系一般包括总论和分论。分论即部门编辑学，如音像编辑学、书刊编辑学等。编辑概念、性质、作用等即为总论，总论即为共性。

②多种传媒编辑活动的共性可简单表述为:开发选题、选择和加工作品以向公众传播。

③为了传播、积累文化，对精神产品进行策划组织、选择优化和编排组合工作即可看作多媒体编辑活动的共性。

④创意、优选、优化、组合等编辑活动的特征是书、报、刊、广播、影视、音像制品等普遍存在的共性。

多媒体编辑活动共性的认识，为建立涵盖多种媒体的普通编辑理论奠定了基础。在科学认识各种传播媒介共性的基础上建立普通编辑学，理论上是可行的。尤其是在出现多媒体和网络之后，出版编辑特别是音像出版物编辑和影视媒介编辑彼此越来越接近，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趋同的倾向日益明显。由现在出版的图书编辑学、杂志编辑学，还有新闻、广播、电影和影视编辑学、电子编辑学等，以及阐述编辑活动一般原理的著作，可见各门类的编辑理论研究尽管发育程度不平衡，但形成了一种研究趋势，建立普通编辑学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从探索部门编辑理论到普通编辑学的建立是编辑理论研究走向成功的标志，它应当成为指导多种媒体编辑活动的理论原理。现代科学形态的普通编辑理论体系属于应用科学范畴，其理论性比其他各种媒体的理论体系更强、更丰满，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系统中相对独立的理论系统。

编辑学诞生于中国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文化、社会背景。首先，中国传统的书文化与出版印刷文化是编辑学的深厚土壤。精湛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浩繁的文化典籍，丰富的图书类型，不间断的著书校书活动都为孕育编辑学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其次，近、现代的出版传播机构、传播活动及优秀的编辑出版活动家为当代编辑学的产生积累了庞大的后备力量。最后，中国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对出版活动的重视促成了编辑出版研究及其专业教育的繁荣发展，直接导致了编辑学在中国的诞生。

4.编辑学建立的标志

(1)出版了一批编辑学的专著。据检索，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出版的编辑学著作共263种，其中，1981—2003年出版的就有254种，占96.5%。这些专著对编辑学的相关基本理论问题各抒己见，起到了很好的学术探讨和学术争鸣的作用。当然，其中有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已经显得有点“落伍”了。不过学术研究本来就是这样，每一个时期都有特定的发展阶段，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渐入佳境。

(2)出现了编辑学的专家群体。1984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开始筹建，次年的3月21日正式成立。1986年上海编辑学会成立，1987年，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成立，1992年，全国性编辑学术组织——中国编辑学会(China Redactological Society)成立。从此，编辑学研究有了统一谋划和便于研究者之间联络沟通的组织。中国编辑学会以“组织书刊编辑的理论和学术研究活动”为己任，通过制定研究计划，举行学术讨论会、报告会，组织编辑理论、编辑业务、编辑史及编辑管理方面的著作等形式，突出地发挥了规划引导和组织攻坚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编辑学研究。

(3)拥有了广泛的编辑学研究阵地。《编辑之友》《编辑学刊》《编辑学报》《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科技与出版》《出版科学》等专业刊物都以大出版为目标，涵盖面广，并且不吝拿出大量版面报道编辑业务和编辑理论的研究成果。除了这些专业类期刊外，诸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先后开辟了编辑学研究专栏或研究园地。此外，还有一些以读书或书评为主的刊物，偶尔也发一些有关编辑研究的文章。有些文学报刊，如《漓江》《文学报》也常常刊发有关编辑研究的文章。这些园地为编辑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空间，大量的理论文章启发了思路，让大家思考编辑学的各类基本问题，打破了“编辑无学”的偏见。

(4)高等学校对编辑学及其相关专业的设置方兴未艾。我国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与编辑学研究是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编辑学专业首批招生。此后，清华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相继开办编辑学专业。随着出版编辑活动研究的开展，对新闻传播媒介编辑活动的研究也开始了。编辑学专业从无到有，不像其他学科有国外先进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完全凭借着教师们深入实践探索而来。20多年来，编辑学专业的教师成为无可争议的编辑学理论研究的中流砥柱，而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则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各类编辑实践的中坚力量，他们共同为编辑学的深入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才智。

5.编辑学研究尚存在的问题

综观编辑理论研究走过的历程，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且又处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编辑研究仍面临着许多的困惑与不成熟，许多学科问题至今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解答。这些问题特别集中在编辑基础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构建方面。

(1)关于编辑基础理论研究问题

编辑基础理论研究尚缺乏深度与广度。作为编辑基础理论应当着重研究编辑基本要领、基本要素、基本原理，编辑的起源和发展，编辑的价值、作用，编辑活动的性质，编辑的本质，编辑及编辑活动的规律，等等。应该具有统领其他编辑理论的作用，其概念、要素和规律的探讨是科学思维的基本元素与基本单位，是其他编辑理论研究的基础。

基础理论研究的实践性体现在应用研究上，应用研究的重点是总结和探索编辑各个流程的特征、特点及其规律。基础理论研究将对编辑活动及编辑工作产生普遍的指导意义。一般应用性研究具有一定的个性与特殊性，主要用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其研究对象一般都较为明确、具体，贴近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研究的对象会发生改变。因而，应用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时效性。但基础理论研究却并非如此。

只有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才能破除社会上的“编辑无学”思想。基础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越大，“编辑无学”越无市场。编辑基础理论是编辑理论的坚强基石。编辑理论如果一味追随潮流盲目发展，没有基础理论作指导，就无法对学科中的许多基本问题给予正确的答案。现实中，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工作应该如何适应社会问题、选题策划问题、编辑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等问题都亟待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来予以求解。即使是编辑理论水平也需要基础理论研究来给予充实和提高。

然而，目前的编辑理论有的是对实践工作的简单总结，缺少理论高度的阐释和反省，有的陷入了狭隘的实用功利主义，或者刻意追求时尚，显现出理论的苍白与僵化，或者将一些本与编辑理论研究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论生搬硬套。理论研究中新名称、新词汇不断出现，却并没有深入展开，本着创新的初衷却毫无新见，表面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却多为“学术泡沫”之类……种种不良学术风气都亟待解决、纠正。

(2)关于建立编辑学科体系问题

编辑事业发展从编辑业务——编辑“六艺”(组稿、审稿、加工、定稿、发排、校对)开始，产生了几本实用性编辑理论著作，后逐步发展到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各门类编辑理论的研究到电子出版和网络传播理论研究到普通编辑学研究。它遵循着一条从自由业务到规范操作程序、从实践到理论的学科发展道路。但编辑学科体系尚不完备，研究者思想尚未取得统一认识，没能很好把握编辑理论研究方向和方法，即使有成果也是零散而非系统、临时而非长期的。

影响编辑学科体系建立的因素有:

首先，“编辑无学”还有一定的市场。社会上的部分公众依然持此论调。对“编辑无学”持怀疑态度者当然也否定了整个编辑学科体系，恶化了编辑理论研究的外部环境，不利于编辑学科体系的建立。

其次，编辑史研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编辑史的研究相对其他研究内容而言尚未形成良好势头。中国有着3000余年的图书发展史，当然也就有着3000余年的图书编辑史。编辑史研究完全可以基于我国源远流长的编辑、出版传统和极为丰富的文献史料所提供的资源上来进行，也可以从人文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中得到启发，吸收养料。编辑史的研究不仅是出版发展的需要，也是编辑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没有编辑史的成果，没有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编辑学科体系是不完善的。中国编辑学会曾于1999年和2000年先后在南京和温州召开过两次编辑史、出版史研讨会，研讨的重点都是围绕百年出版史进行的，集中探讨了20世纪中国出版史的特点、作用及其分期问题，同时交流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提出了改进意见。2008年12月，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国家“十五”、“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出版通史》，在历经八年磨砺之后，终于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按历史发展顺序，将我国的整个出版历史分成九个大的阶段，邀请权威专家分别撰写成卷。全书近400万字，80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填补了国内出版史全面系统研究的一项空白。其中有大量篇幅谈到了书籍编辑史，值得编辑史研究人员认真学习。

但也许是因为目前编辑史研究尚处在学科建设阶段，因而使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问题缺少充分阐释，未尽如人意。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积淀足以使研究者从中不断挖掘出新的领域，寻找发展规律，丰富编辑理论。无论是编辑史、出版史，还是某一著名编辑家成长历程都具有科学的研究价值，尚需不断深入。

(3)编辑应用理论显现出苍白薄弱特点

编辑应用理论是编辑学科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但凡涉及应用研究者多为肤浅的经验总结，既不生动也不深刻，而建立编辑理论体系一旦缺少深厚的编辑活动的个案研究，便会缺乏坚实的编辑实践基础。因此，总结编辑实践经验是加强理论研究、提高编辑工作水平的一项基本工作。及时总结、交流精品工程和重要出版工程的成功经验，加强对编辑活动的个案研究，丰富编辑应用理论，有利于建立编辑理论体系。

(4)“编辑”概念不统一

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拥有确定而成熟的基本概念。在学科发展之初可以有多种概念的争鸣、探讨，既必需也必要。但应该有一些固定而本质的基本单元，一旦讨论成熟取得统一，便只是局部的认识与修改问题，而无需循环往复，浪费人力、财力。取得共识是可能的。在中国编辑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中，邵益文先生认为在“编辑基本概念”问题上“有了某些相同或相似的看法”，编辑的基本概念是:创意(策划、开发)、选择(选题、选作者和稿件审读)、优化(加工整理)和组合(编排、有序化)。这个概念有一定的代表性。无论怎样，综合多家论点，归纳精华，做出阶段性成果总结，必将有益于研究内容深层次的开发。“编辑”概念上的长期不统一暴露出学科的幼稚与不成熟，不利于编辑学科体系的建立。

正是因为以上诸原因，编辑理论研究数量斐然而质量不甚令人满意，经验色彩浓厚而缺乏深刻的理论分析，注重对编辑过程照本宣科式的复述却难以摆脱就事论事的框架，可以以某一历史名人的言行诠释编辑理论却无法构建出真正揭示编辑活动发展的固有规律，或脱离实践搞“新”名词、“新”潮流的空虚理论，或以工作总结替代学术争鸣，于是出现了编辑理论研究的表面化繁荣，缺乏实质性建树，从而影响了编辑学科体系的建立。

追求学科体系的门类齐全、内容完备、结构严谨、内部和谐统一是所有研究者的共同目标，但是，由于各自研究的依据和出发点不同，所以构建的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异。到底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编辑学科体系呢?遵循传统学科体系包含的内容，可以分为编辑理论、编辑历史和编辑技术三部分。即论、史、法可以较全面地概括编辑工作、编辑事业、编辑活动的全貌。既可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又保证了各部分在学科体系中的适当地位。只是建立并完善一门学科体系是一件长久之事，并非一蹴而就，既需要理论的支撑，也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编辑理论是从编辑实践中概括与总结出来的，即使是完全的技能也有理论支撑。正如方法是操作手段的提炼一样，编辑理论对于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对编辑历史的总结与回顾则主要是为了概括史料中最根本的内容，将个案与普遍原理结合起来，以启发今后的编辑工作。希冀这种学科体系能够为编辑活动带来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