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设计的主要原则

二、新闻媒体设计的主要原则

（一）新闻媒体设计的主要原则

1.在党的政策与国家法规的范围内进行

党的政策与国家的法规是新闻媒体生存的底线，不可突破。首先，媒体设计主体要认真学习党的政策与国家法规，领会其精神实质，弄清楚有关的鼓励、限制和打压的边界、重心，识别其间的中间区域。其次，要善于利用政策与法规，长于在政策、法规规范的空间往来穿梭。编辑部应不惧“戴着镣铐跳舞”，处理得好，政策与法规反可以成为媒体维护公共利益以及自身利益的利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媒体，应以政策为基础，在媒体分类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具体情况有条件地以读者（市场）为导向。党的政策、国家法规规定所留下的编辑工作空间，既较为开阔，也有益于媒体编辑能力的增长。

2.以内容设计为主，以形态设计为辅

首先，以内容设计为主。新闻传媒的基本任务是传播信息，且以新闻信息为主，故内容为王是媒体编辑工作的不二法则，媒体设计必须立足于内容制造的高度打造媒体质量，警惕编辑工作中的华而不实现象。《广州日报》戴玉庆说得好：2006年初，“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去年收入最好的几家报纸，都是编辑部预算最大的报纸。这跟我们的经验完全一样，做好一张报纸，首先就是要把编辑部办好，也就是要把新闻内容做好。不舍得在新闻内容上投入，报纸的经济收入也很难上去。”^[15]美国甘乃特公司报业总裁盖瑞·沃森认为，公司从事的“不是报纸生意，而是信息生意”。^[16]纸媒也好，电子传媒也罢，包括互联网，不过是信息传播的载体而已。受众需要的服务主要是内容。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新闻媒体，其编辑人员都需要具备健全的新闻价值判断与组织能力。

其次，以形态设计为辅。电影发行专家赵军在《应该建立优秀国产片推广中心》一文中谈及主旋律电影时说：《郭明义》应该称得上是“心灵鸡汤”类的好影片。感人至深，这本身就是商业元素。^[17]这话看怎么说。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电影必须在电影院内观看，再环之以该媒体和其他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之间的互动，时下的生存条件显然要求电影以娱乐信息，而且是基本与新闻信息无缘的娱乐信息传播为主，这也是美国电影业走以大片为主之路的根本原因。当前，在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大众传媒产品基本以市场为主要传播路径，因此，主旋律电影如果没有适当的娱乐元素就必然离不开一定的政策扶持，否则无法形成电影这类传媒文化产品的良性循环。赵军的前述看法，对媒体的这一特点的表达显然有欠完整。依一定的内容选择一定的形式或形态，而一定的形式或形态往往只适合被置放、承载一定的内容。形式或形态对内容同样具有一种挑剔的冲动。对于媒体，现在“好酒也怕巷子深”，媒体的编辑形态会反作用于媒体，故媒体设计在坚持内容第一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形态，认真对待介质。

3.充分考虑自身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媒体生存、发展的土壤。媒体从来就不能脱离社会而在真空中生存。首先，要充分思考国家为媒体提供的基本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属于媒体的外部环境。而影响一家媒体或企业的外部环境，是影响媒体或企业成败而又非媒体或企业所能全部控制的外部因素。媒体或企业的外部环境由外而内分为两层：一是总外部环境、宏观外部环境、总社会环境，二是次外部环境、行业（产业）社会环境、次社会环境。^[18]基本社会环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西方社会对报刊和广播电视的基本规则安排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认为报刊通过市场既可以自我生存、自我发展，又可以履行媒体的基本社会功能，尤其是政治功能，故报刊业实施市场经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单轨基本制度；广播电视虽然通过市场便足以保持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但因不能恰当地履行媒体的基本社会功能，尤其是政治功能，故广播电视业实施市场经济和行政控制的双轨制度。进入21世纪，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之内，美国报业占有大众传媒业受众总量的57%左右，一份报纸从诞生到可以赢利所需的时间约为15年。^[19]因此，不仅中西媒体设计不可能基本一致，而且西方社会的报刊和公营广播电视在媒体编辑设计上也必须有所区别。

其次，要充分思考媒体的次社会环境。次社会环境，是受基本社会环境制约并对其下微观社会加以控制的社会环境。新闻媒介的面世、运行会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常常通过不同的途径与新闻媒体密切互动。这样的密切互动既综合、全面，又可能因时因地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所侧重。比如，2003年，《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谈及该报2001年面世的背景时认为，新的媒体诞生的空间是充分的。第一，经济规律表明，一个增量放大的市场容易出现完全竞争，导致群雄竞起纷争；一个缩小的市场容易出现垄断，演变为一家媒体独大。2003年，互联网对报业的冲击缩小了报业原有的蛋糕体积，《京华时报》问世时的报业正处在行业市场缩小期。第二，在一个成熟而稳定的市场结构中，一家独大则意味市场上的“老大”媒体占有绝对强势的市场份额，通常在50%～70%之间。而当时分别占据北京报业广告市场第一位、第二位的《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各自都在25%以下，合计不超过50%。^[20]吴海民据此认为当时北京报业市场竞争尚未充分，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新的报纸可以进入。《京华时报》后来的成功，显然离不开办报人对报业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和关于北京报业实际的精细分析。

因此，媒体设计应尊重客观规律，审时度势，掌握火候，注意规避社会风险，善于主动分析、适应并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

4.扬长避短，充分考虑自身的主观条件

任何一家媒体都有长处与短处。机关报有机关报的长短，面向市场的都市报、晚报、晨报也有自己的优劣。主流媒体有主流媒体的短长，非主流媒体有非主流媒体的强弱。其实，小有小的困窘，大有大的难处。《楚天都市报》有自己的长处，《人民日报》也有自身的短处。时任《湖北日报》副总编辑的雷刚认为，办好党报的关键，是提高党报的质量。他认为，评价党报的质量标准是信度、力度、效度。信度包括真实性、客观性与准确性。力度包括吸引力、影响力、导向力、感染力。效度包括传阅率、送达范围。^[21]如何办好党委机关报，这样的认识，即党委机关报主流媒体化在大方向上是对头的，但真正实现主流媒体化则相当艰难，尚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毫无疑义，党委机关报和主流媒体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但相互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主流媒体有自己的特点：一是着力刊发硬新闻；二是新闻信息传播和政治生活直接相连；三是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四是身居媒体领袖，甚至是首席媒体位置，对本国或当地的包括电视在内的新闻媒体有领导、示范作用；五是对本国或当地的新闻舆论走向有强大的引领作用。美国前总统杰斐逊说：要维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公共报纸”。^[22]这种公共报纸属于主流媒体的范围。澳大利亚新闻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哈廷甘介绍：《澳大利亚人报》对国家事务的报道常成为电台新闻的选材，在某种程度上为当天的政治报道确定了基调。^[23]“二战”后，三分之二的德国媒体长期将《明镜》周刊作为自己进行新闻报道的主要信息来源；该刊每期面世，德国主流社会纷纷解囊购阅，特别是官员生怕自己受到批评。^[24]按照这样的标准，当前我国内地的网络已经无形中从传统媒体那里，市场化程度深的都市报、晚报等小报也从党委机关报那里，分流了相当的主流媒体功能。这样的局面对于党委机关报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压力。不过，处理得当，压力又可以转化为动力。实际上，大众传媒的编辑工作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政治的直接控制减轻、消失了，来自经济的直接控制又会出现、成气候。其实，在我国内地，党和政府在实现行政控制的同时又为我国的大众传媒，尤其是党委机关报提供了为外媒或其他媒体所难得甚至没有的特殊条件和保护。党委机关报有自己的长处。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转型成功之前，我国主流传媒的生存空间实际上是相当广阔的。因此，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善于根据自身短长而扬长避短。

5.通盘考虑，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做好调查研究

媒体设计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要认真谋划，精心打理。首先，要做好调查研究。媒体可以通过面访、问卷、服务对象反馈等各种方式对自家读者、广告等市场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研究。调查方法要讲求科学。比如，面向社会高端的媒体进行读者调查，由于目标受众相对谨言慎行，故更适合采取入户调查而不是街头问卷的途径。其次，要通盘考虑，做到既无重要遗漏，又重点突出，有取有弃。美国的国际数据集团2004年拥有300多家报刊，其创始人麦戈文介绍：集团的读者满意度调查问卷不算复杂，设计的大问题有10个，如，和其他同类报刊相比，你如何评价我们的出版物？和别的同类报刊在一起时，我们的报刊是您的第一选择还是第二选择？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否最新，最可靠？我们的文章是否易读？你是否满意我们出版的报刊？再次，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媒体设计忌领导尤其是个别主要领导拍脑门子下决策。媒体领导层应有为作为国有资产的大众传媒保值增值的责任。

（二）内容和形态基本关系的具体考察：电视新闻评论如何进行

对于电视新闻评论应如何制作，我国内地至今仍认识较模糊。这种模糊集中表现为将电视的深度报道与电视新闻评论混为一谈。央视《道德观察》、《海峡两岸》、《焦点访谈》诸栏目中的节目明明大多为深度报道，但电视台与学界认为这些栏目属于新闻评论栏目。秦珪主编的《新闻评论写作》、丁法章主编的《新闻评论学》、童宁的《电视传播形态论》等著作均认为《焦点访谈》属于新闻评论栏目。中央电视台唯一以“央视”命名的新闻评论节目《央视论坛》于2003年5月1日开播，后于2006年6月“寿终正寝”，我国内地至2011年12月31日仍无严格意义上的电视新闻评论栏目。在新闻评论的话语权上，我国内地的电视行业严重萎缩，远远落后于报纸、期刊、网络。其长期以来未能正常发展，陷于困局而难以自拔，与错误的编辑工作指导思想不无关系。

1.电视深度报道不等于电视新闻评论

电视深度报道不等于包括电视新闻评论在内的新闻评论。所谓深度报道，指的是新闻传媒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板块中，努力运用广视角、大容量、深层次、多手法的思想视阈与报道方式对某新闻事件、新闻现象所进行的专门话题报道或问题研究报道，主要有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而新闻评论是新闻传播工具中一种对最新发生的新闻提出一定看法和意见的文章。^[25]深度报道是一种新闻报道，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中心任务，尽管这种信息因为全面、开阔、多层次而难免夹有少量的非新闻信息等。电视新闻评论仍然属于新闻评论，以传播意见信息，具体讲以传播政论性意见信息为中心任务，尽管其间难免夹有少量的非意见信息如新闻信息等。这应是电视新闻报道与电视新闻评论的根本区别，为各自的传播功能所决定。双方在中心信息传播上的截然不同衍生出如下四个子差异：

第一，双方所属文体不同。深度报道属于记叙文，新闻评论属于议论文。离开了对新闻信息的集中传播，包括深度报道在内的新闻报道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证实或证伪一种意见则构成新闻评论的核心诉求。离开了论点、论据与论证，新闻评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因此，电视深度报道属于记叙文范畴，电视新闻评论属于议论文范畴。

第二，双方所属新闻文体不同。深度报道属于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属于新闻言论。向受众传播新近发生什么样与怎么样的新闻信息，仍然是深度报道的中心任务。在这一点上，包括电视深度报道在内的深度报道与其他新闻报道并无本质区别。而新闻评论不过是就新近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发表议论，讲述道理，属于新闻言论，而不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这一点上，电视新闻评论与其他新闻评论也并无二致。毫无疑问，电视深度报道属于新闻报道范畴，电视新闻评论属于新闻言论范畴。

第三，双方的表达方式不同。包括电视深度报道在内的深度报道以叙述为主，包括电视新闻评论在内的新闻评论以议论为主。深度报道表达的关键是叙事，事实信息离开叙述则无以呈现；新闻评论表达的关键是议论，意见信息离开议论也无以外现。深度报道属于非议论话语体系中的叙事话语，新闻评论属于非叙事话语中的议论话语。

第四，双方的结构不同。包括电视深度报道在内的深度报道讲求依时间构建全文。新闻事实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空之内，深度报道无论怎么变化终要按照现实世界的逻辑与关系将在时间轴上发生的同一空间或不同空间的新闻事实，组织、安排在新闻报道的线性叙述时间轴内。深度报道可以顺叙，可以倒叙，可以插叙，可以预叙，也可以加入少量的非叙事性话语来连贯新闻报道的不同层次，分析新闻事实，但既然叙事就不能忽视通过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求得叙事文本对新闻事实的镜像式的再现。所以，深度报道的结构只能围绕时间线性进行。新闻评论则依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顺序来建构文本。离开这一逻辑链条，评论意见就无法得以证实或证伪，新闻评论也就只能成为伪新闻评论。因此，电视新闻报道依时间建构全文，新闻评论依逻辑思路建构全文，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显而易见，那种将电视深度报道视作电视新闻评论的主张和做法不符合实际，无助于电视新闻评论的健康发展，反而成为电视新闻评论陷于困局而不能自拔的重要推手。

2.将电视深度报道与电视新闻评论混为一谈的原因

将电视深度报道与电视新闻评论混为一谈，是造成我国内地电视新闻评论长期陷于困顿的重要原因，唯有追根溯源才便于对症下药，根除旧弊，找到突破电视新闻评论困局的出路。

将电视深度报道与电视新闻评论混为一谈的原因较复杂，大体有内因、外因两大类。

先看内因。大众传媒的发展是出版先非连续性后连续性，介质先纸媒后电子媒体。纸媒报刊的新闻评论历经数百年已相当成熟，有社论、评论员文章、编者按语、短评等文体，而电视传媒历史较短，远不足百年。纸媒新闻评论改头换面移入荧屏，有口播评论、录像评论等。但抽象的思想、观念属于“非影视的内容”^[26]，并不适合影视的镜头及镜头组合。纸媒范式的电视新闻评论如口播评论、录像评论与电视传媒的介质特性存在严重冲突，尚未真正电视化，不符合电视受众的接受期待，收视率不高，故仅可偶尔为之而不宜成为电视新闻评论的常态。正是电视新闻评论电视化的不到位，将深度报道推入新闻评论厅堂，使后者勉为其难。

再看外因。电视新闻评论误将深度报道作为自己的承载者，与深度报道的特点是相关的。深度报道主要由两大文体构成：一是解释性报道；二是调查性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两个栏目，基本依调查性报道标准运作。目前，我国内地的深度报道虽然出现了向调查性报道倾斜的发展趋势，但更为常见、更易操作的是解释性报道。与一般的新闻报道相较，解释性报道不拒绝报道者表达己见，尽管这种情况不多，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被新闻界尊奉为圭臬的“客观报道原则”。由于允许夹叙夹议，故解释性报道在以叙事话语为主的同时，较一般新闻报道有更多的非叙事性话语。当然，解释性报道的非叙事性话语以说明而非议论为主。这是解释性报道不能属于新闻评论的一个重要表征。不过，解释性报道在表达方式上也因此与新闻述评颇为接近。新闻述评介于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交接处，是一种边缘文体。由于述大于评，且评实为说明而不是议论，故新闻述评仍属于新闻报道。这样的新闻述评与解释性报道在表达方式上完全一致，并无本质区别。不过，个别的新闻述评若评大于述，且“评”的表达方式更多为议论，那么，这样的新闻述评显然已经超出新闻报道的范围而跨入新闻评论领域，且是否仍可称作新闻述评也值得商榷。新闻述评的这一由边缘而形成的生存状态，一方面使新闻述评与解释性报道有了不解之缘，另一方面又使新闻述评亦会偶尔客串新闻评论的角色，并进而推动新闻述评、深度报道在电视新闻评论的领域内漫游。大型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大体依此思路运作。总之，以新闻述评为中介进入电视新闻评论，凭借纸媒新闻评论范式进入荧屏而水土不服，未能实现电视新闻评论电视化，是深度报道被误认为电视新闻评论的基本原因。

然而，电视新闻评论终究与电视新闻述评有别，与电视新闻报道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用电视深度报道替代电视新闻评论难免缘木求鱼，只能导致电视新闻评论在困局内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电视新闻评论的电视化当解放思想，另辟蹊径。

3.节目形态：解决我国电视新闻评论电视化的关键

何为新闻评论，何为电视，业界与学界一清二楚，电视新闻评论让电视业长期困扰的实际上是如何在新闻评论与电视传媒之间寻找恰当的结合点，即怎样才能实现新闻评论的电视化，或曰怎样促进电视荧屏绽放真正的新闻评论之花。现实生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事实需要评判，电视工作队伍中并不缺少具备政治头脑、经济眼光、法律意识的新闻评论人才，因此新闻评论与电视的“两结合”矛盾，主要不在节目内容，而在节目形态上，即电视怎样才能成为适合新闻评论的容器。电视新闻评论电视化的关键是意见视听化，拒绝以新闻事实的叙述替代意见的议论。目前，我国内地电视新闻评论解困的出路已转移至形式，即电视节目形态。

电视节目形态是当前解决我国内地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关键。形态，是形式的别样称呼，是信息内容在媒介时空的外在表现。用“形态”取代“形式”有三个原因。一是形式、内容的提法容易割裂内容与形式的有机融合，故亦可代之为“形态”与“意蕴”。^[27]二是形态与形式分属于信息制造的不同领域。两相比较，形式适用于稿件的采写活动，属于文章内容的外在表现，而形态则适用于大众传媒的编辑活动，属于传媒内容的外在表现。三是电视的符号为四维，而“形式”忽视形式的时空造型性，“形态”一词相形之下能够更为恰当地传达大众传媒，尤其是影视传媒的视听符号化特征。所谓电视节目形态，属于大众传媒媒体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指的是在电视传媒希望传播信息和电视观众乐意接受的信息中寻找的一种最能体现电视节目生产和创作规律的可复制的模板。^[28]在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电视化过程中，电视节目形态作用非凡。首先，具有形式的造型性。电视节目形态通过形式使合适的内容尽入其彀，便于电视节目的日常化生产，是节目质量的重要保证（如图3-3所示）。其次，不同节目形态的元素相互交叉，互为文本，是我国当代电视节目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有人认为，我国电视节目形态近年正从“内容为王”时代进入“元素为王”时代。^[29]因此，电视节目形态，既关系着电视栏目的个性化，又在内容已定的前提下可以成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电视化关键。

图3-3　中央电视台2010年3月7日为直播当年北京“两会”在人民大会堂搭设直播场地的背景板

4.双方论辩：一种重要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形态

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形态多元而开放，贵在发现与恰如其分。从电视节目发展看，双方论辩作为一种电视节目形态，能够充分体现电视传播特点，适应电视新闻评论电视化要求，足以成为当前我国电视新闻评论走出困局的重要途径。

双方论辩节目形态合乎电视新闻评论电视化的内在要求，符合电视受众的接受期待。所谓双方论辩的节目形态，指的是一种电视节目生产与创作的模板，即电视节目依电视谈话类节目轮廓而将正反两种观点设置为电视演播厅内或有关电视演播空间内的对立双方，并依这种正反双方的针锋相对、相互证实或证伪的路径构成节目形态的基本模式。电视新闻节目族群由电视新闻节目、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节目、电视谈话节目、电视纪录片等组成。^[30]双方论辩是电视谈话节目下的一种具体的节目形态，目前在香港地区成长顺利，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时事辩论会》两个栏目对于我国内地电视新闻评论的电视化颇具借鉴价值。

双方论辩电视节目形态能够适合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电视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双方论辩节目形态能够建构矛盾冲突现场，实现“非影视内容”的影视化转型。本来，意见的表达最适合于报刊，“争辩、讨论和访谈节目很适合于广播，却不很适合于电视”^[31]。然而，双方论辩的节目形态在同一时空内依据观点对立，构建面对面冲突，使节目具有鲜明的戏剧性，有助于电视新闻评论的视听化。冲突的成立离不开三个条件：一是要有两个方面；二是两个方面必须截然不同，相互对立；三是对立的双方必须接触、交锋。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电视演播现场的双方才能产生矛盾，生发言语冲突，为论辩推波助澜，在电视评论新闻节目内部生成戏剧因素，并因而带来电视节目的观赏性乃至戏剧性。戏剧性是将人物的内心活动通过外部的动作、台词、表情等直观外现出来，直接诉诸观众的感官。它存在于紧张、深刻的冲突之中，没有冲突就没有戏。而戏剧冲突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矛盾和人的内心矛盾的特殊艺术形式。双方论辩节目形态，一方面使原本抽象的思想观念形象化为电视演播厅内对立、冲突的人物双方，使议论外化为叙述，使意见外化为演播厅内单一的故事情节与发生在一天之内、一个地点的冲突行动，戏剧“三一律”要素齐备；另一方面使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因为人际关系的戏剧化冲突而具有观赏性乃至娱乐性，软化着新闻评论，使电视新闻评论披上了一件风情万种的迷人的柔软外衣。娱乐性是电视传媒与纸媒的重要区分，我国内地电视节目演进的趋势之一是娱乐化。^[32]而电视剧之所以在国内外的电视媒体上普遍居于各类电视节目类型的收视率顶峰，就在于电视剧特别适合电视受众休闲娱乐。新闻节目关系着电视节目的品质与社会影响力。双方论辩节目形态将抽象的议论外化为具体的视听场面，让新闻评论的逻辑思路形象化为具象的时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因此而身着叙事外衣粉墨登场，意见借助论辩双方的剑拔弩张、唇枪舌剑而挥舞出思想的你死我活的刀光剑影，在媒体上上演一场场波澜壮阔的现实活剧。如此节目形态，一举克服了让广大电视工作者长期苦恼的电视新闻评论电视化难题，使电视新闻评论真正姓“电视”，与纸媒化的电视新闻评论一刀两断。

第二，双方论辩的节目形态可保电视新闻评论的新闻评论金刚之身不坏。电视新闻评论如果以失去新闻评论属性为代价来赢取新闻评论的电视化，则只能意味着电视节目的失败。判断电视新闻评论是否属于新闻评论的关键，是审察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是否坚定不移地奉行以议论为信息传播的中心。电视节目唯有始终坚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方为电视新闻评论。双方论辩节目形态实现的是新闻评论文本由平面媒体到电子视听传媒的符号体系的系统转换，变化的仅为电视节目形式，对节目内容并无革命性的变动。双方论辩节目形态，议论其里，表达其表，所执著的不过是新闻评论的电视化而已。

《官员实名上网应否成为工作常态？》（“时事辩论会”2008年7月10日）可以证实双方论辩节目形态节目的议论之神仍在巍然屹立。该期节目共分为三大层次。①节目开头。交代用来议论的新闻事实：湖南省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自2008年5月16日起在红网株洲版以“杨平”实名注册，每日上网不少于两个小时。纪委书记通过互联网与网民交流，一方面传播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有关工作动态，另一方面又获取包括当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信息，并将其中的部分情况加以整理送有关部门处理。纪委书记杨平的举措既使网民人心大快，又让当地的一些党政机关深感压力，担心单位出了问题被纪委书记的网友“告状”。②正文第一节。由主持人刘庆东主持，三位嘉宾依支持与反对分为刘澜昌、黄煜的正方与郭一鸣的反方。在节目中，观点正反双方观点交锋由反方郭一鸣挑起。反方郭一鸣认为，纪委书记实名上网是用个人取代纪委组织，用“青天”的古代方式代替通过组织、制度解决问题的现代方式。纪委书记实名上网推而广之是危险的。正方刘澜昌、黄煜随之反驳：纪委书记实名上网仅仅是纪委书记的一种工作方式而不是全部的工作方式，其间的不足可以通过体制性的改造来解决。反方郭一鸣随后第二次发言，驳斥纪委书记实名上网行为：纪委本身有自己的网站，网民反映、举报问题应该通过纪委的网站，而不是通过组织之外的纪委书记。反方的刘澜昌、黄煜第二次论证：民众通过纪委网站反映问题未必能够让信息直抵上庭，而通过互联网与纪委书记沟通可以让当地纪检部门的最高领导获取来自基层的第一手信息，故领导机构通过纪委书记上网获取信息与通过纪委网站获取信息可齐头并进……这样的相互批驳一直持续到节目结束。显而易见，双方论辩的节目形态促使意见相反的两方短兵相接，贴身肉搏。双方论辩样式通过各自的摆事实、讲道理，让每一方的观点都可以得到较为全面、多层次的论证，推动议论依据逻辑关系将思想引向深入，强化了议论的说服力量。双方论辩的电视节目形态，不会妨碍新闻评论以传播意见信息为核心，不会阻拦电视节目围绕观点的成立或不成立来解构“全文”，不会影响包括新闻事实在内的各种材料在双方论辩的节目形态中仍仅作为论据出场。采取双方论辩的节目形态，是不会改变电视新闻评论以议论为骨的新闻言论本性的。

第三，双方论辩节目形态合乎中国电视传播业的发展趋势，合乎中国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推动中国向社会多元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开始慢慢发生不易察觉的重大变化，政治生活民主化则位居中心地位。其次，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成为谁也无法阻挡的时代大潮。互联网一举打破既往传者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对信息的严格封锁，公民对知情权、表达权乃至参政议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只能让执政者尴尬的局面下，党和政府越来越理性，越来越依宣传规律办事。与其他行业相比，新闻传媒业的一大特点是与社会各行各业联系广泛。新闻传媒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各界沟通的信息平台，而不能仅为社会的某一方服务。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与互联网使得新闻舆论由仅由传者控制局面开始向互传方向扭转。对民众实施信息封锁与信息垄断已很难实现。当前我国新闻传播正呈现着平民化、互动化、后现代化的演进趋势。^[33]电视传播的平民化，表现为节目内容以社会生活为主，采取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样式。电视传播的互动化，表现为传受双方通过手机短信、电子信箱、网络论坛、博客等虚拟方式进行信息交流，信息传播渗入了人际传播的成分。电视传播的后现代化，表现为信息传播的反权威，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影视明星，用观众投票取代评委亮分，节目形态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雅俗之间不再泾渭分明。因此，传者引导舆论的前提是尊重舆论，允许信息传播的及时、透明，让谣言止于信息公开。意见表达的多元化而非一言堂，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大众传媒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所必须直面的客观存在。

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国内地的新闻评论出现了较为重大的变化。一是言论立论多元化。纸媒已经推出容纳多篇短论的版面空间。如《羊城晚报》每日用半个版面集中刊发“时评”。较之新闻评论的单篇见版，多篇时评构筑的开阔版面不仅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且可以让针对不同事实或针对同一事实的多篇时评并肩陈列；意见可以相同，可以相近，也可以截然相反。二是言者来源多头化。新闻评论的作者既可以来自党政机关，可以是来自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也可以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平民百姓。只要议论言之成理、别具一格，足以自圆其说，那么不论社会地位，不计社会身份，都可以发言甚至畅所欲言。三是作者、读者身份模糊化。这以网络新闻评论最为突出。网民读到有关的新闻报道或新闻评论，只要心有所感，不得不发，就可以马上动手，经由贴吧、网络论坛等途径即席发言，转瞬之间实现读者与作者相互易位。四是言论形式多样化。时下的新闻评论可长可短，可正襟危坐，也可嬉笑调侃。不过，中国内地新闻评论的这种重大变化，目前主要活跃在电视传媒之外的报纸、期刊与网络上。电视新闻评论的失语或少言寡语呼唤电视业解放思想，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赢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言论份额。而双方论辩节目形态恰能于此大有作为，为我国内地电视业跟上新闻评论的时代步伐提供知识、技能与智力支持。与电视新闻评论中的口播评论、录像评论乃至新闻述评相比较，双方论辩节目形态下的电视新闻评论与既往传者本位的新闻言论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新闻评论的言论立论多元化、言者来源多头化、作者与读者身份模糊化与言论形式多样化的演进趋向。《“先跑老师”该不该受到指责？》（《一虎一席谈》2008年6月5日）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这一期节目中，观众既可以看见反方当事人范美忠对自己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不顾学生率先逃跑的振振有词，又可以看见正方评论员郭松民对大地震中教师不管学生率先逃难的切齿抨击，还可以一睹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等各路专家与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伶牙俐齿，领略范美忠的同事吴礼明老师、卿光亚校长的思想火花。在节目现场发言的人，还有电视演播厅现场的无名观众。他们有的支持正方意见，有的赞同反方观点；有认同的，有补充的，有纠正的，也有迷惑茫然的。发言者，可以由节目主持人邀请，也可以任由现场观众不请自来。意见表达，可以引经据典，也可以三言两语；可以从容不迫，也可以气急败坏、跳脚指斥，甚至一怒之下退场、破口大骂也上了荧屏。这些议论开放，自由，多层次，多角度，甚至不乏急躁、偏激、粗野之处，充分实现对议论对象的“圆照”，与纸媒新闻评论形成较为强烈的反差。这样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一般并不由节目主持人等来传达媒体的主张，而是通过大家的见仁见智实现对真理的拷打与逼近，孰是孰非任受众评判，使受者有了较大的主动空间。

不过，谈话类节目成为新闻评论的平台是有条件的。一是节目要以议论为中心。央视《实话实说》栏目着重于说明、分析，《央视论坛》栏目着重于探讨，均未形成观点间的你死我活，甚至后者由两位现场嘉宾并肩而坐面对主持人而不是面对面对决^[34]，故两个电视栏目均属于讨论型谈话，而非双方论辩型谈话，不属于新闻评论栏目。二是节目要集中传播时政言论信息。在央视《12演播室》栏目的《磁悬浮和高速转轮》节目中，两位嘉宾争论不休的焦点——磁悬浮列车与高速铁轨谁更有优势——缺乏时政特质，并不属于新闻评论范畴。三是“一言堂”的言论方式不适合电视新闻评论。如央视《国际双行线》栏目的《谭盾来了》，因为节目只任嘉宾卞祖善畅所欲言而让受指责方谭盾无法插嘴，一言堂最后导致谭盾愤而离场。^[35]

总之，作为节目形态，双方论辩样式合乎电视新闻评论的传播规律、受众的接受期待与节目的生产路径，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进步方向，只要处置得当，不失为一剂化解长期困扰我国内地电视新闻评论难题的除弊良方。

5.双方论辩电视节目形态的修辞问题

双方论辩电视节目形态是当前我国电视新闻评论走出困局的重要出路，但同样取此节目形态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仍会在质量上有明显的高下之别。同为凤凰卫视的电视新闻评论栏目，《一虎一席谈》与《时事辩论会》虽然都没有将深度报道与新闻评论混为一谈的原则性错误，但双方在节目形态上存在明显不一，并让两个栏目在可看性、收视率与社会影响力上形成不小的落差。总体上看，《一虎一席谈》的质量优于《时事辩论会》。两个电视栏目在选题、立论等要素上并无本质差异，那么，其间的落差源自何处呢？电视栏目在内容大体相当情况下出现的水平落差，需要对节目形态进行推敲。

细察《一虎一席谈》与《时事辩论会》两个栏目的节目形态，可以发现：后者呆板，而前者丰满，能较好地服务于节目内容表达的需要。电视要素是否丰富，电视手段是否多样，运用是否恰如其分，属于电视符号的修辞范畴。因此，在内容相近、双方论辩节目形态大局已定的前提下，节目形态的修辞转而成为制约栏目节目水平落差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一虎一席谈》比《时事辩论会》略胜一筹的要诀，在于它讲究电视节目形态的修辞。这里的修辞借自语言学。语言学中的修辞，指的是适应特定的题旨和语境，运用恰当的语言材料以提高表达效果的言语行为。^[36]在语言学中，修辞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的一大不同，是研究的重点不在解决语言表达的是非，而是着重于解决语言表达如何得体、生动。在语言表达的生动上，修辞依托于语音、文字、词汇与语法而进入更高的境界。电视传播与语言文字一样，都是一种符号，那么，依托符号体系表达内容就不仅有表达是否正确的问题，而且有表达是否得体、生动的问题，即表达怎样才能够与表达的环境相协调，如何让接受者听之视之入耳入眼入脑，怦然心动。不过，就符号而言，有声言语、有形言语与电视传播是不一样的。有声言语为一维，有形言语即文字为二维，而电视传播符号则为四维。除了时间，还有空间的上下左右与由平面到立体的透视。影视的形态要素为乐音、语音、色块、线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画面、体积、舞姿、动作与镜头。镜头间的不同组合可以构成不同的电视品种。^[37]由包括主持人在内的人物、同期声、解说词、画面、音响与字幕等六大元素构成节目的基本组成单位。^[38]显然，电视符号修辞与语言文字修辞有同有异。所谓电视符号修辞，指的是电视传播在信息正确的基础上如何提高电视传播的观赏性、生动性，即适应特定的题旨与传播环境，运用恰当的电视传播要素、手段或材料以提高电视传播效果的电视符号的编码行为。相形之下，电视符号修辞则具有一定的表演特征。同样是采取双方论辩的节目形态，《一虎一席谈》与《时事辩论会》在电视要素、手段的运用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两个电视栏目都采用的电视要素、手段有三：①都在电视演播厅内进行；②都有一位节目主持人；③都有观点截然对立的论辩双方。但是，两个栏目在电视要素、手段的运用上又有所不同：《一虎一席谈》远较《时事辩论会》要丰富多样。对比《“先跑老师”该不该受到指责？》与《官员实名上网应否成为工作常态？》，《一虎一席谈》栏目具有如下为《时事辩论会》栏目所无的电视要素、手段：①出现在演播厅内的重要嘉宾；②演播厅内的大量观众；③场内嘉宾、观众对论辩双方的意见通过掌声、举牌、叫声表示支持或反对；④重要嘉宾中途入场，各自站队，发表意见，并成为论辩双方论证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⑤场内观众现场发言，表明观点，证实或证伪某一观点，也成为论辩双方论证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⑥作为论辩双方之一的评论员郭松民中途愤怒离场，后又被劝回，他也因此被受众戏称为“郭跳跳”；⑦电话或电视连线，现场内外两处空间一时互动。《一虎一席谈》的节目交织了主嘉宾对决、副嘉宾对决、专家对决与现场观众对决，将专家讨论、公共论坛熔于一炉。相形之下，《时事辩论会》则仅有一种手段未为《一虎一席谈》所采纳，即场外的观众通过手机短信与演播厅内的双方论辩人员沟通。显而易见，《时事辩论会》听重于视，靠近广播，而《一虎一席谈》栏目视听并重，其对电视元素、手段的广泛调用，使双方论辩的节目形态多样化，增强了节目表现的生动性，提升了电视新闻评论的观赏性。

电视节目是否受到受众欢迎的原因颇多，电视新闻评论亦然。然而，在内容相近、均采取双方论辩的节目形态的前提下，《时事辩论会》栏目对受众的吸引力却明显弱于《一虎一席谈》，则使得电视节目形态的修辞在提高电视新闻评论的节目质量上担任重要角色。当然，电视节目形态及其修辞发挥作用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内容。“修辞立其诚”，毕竟媒体内容第一，形式第二。二是针对性。只有将节目内容的特点、定位、受众个性与我国的社会环境相结合，进行灵活运用，节目形态的修辞才能够锦上添花而非弄巧成拙。比如，因一言不合而拳打脚踢可以出现在美国的谈话节目《珍妮·琼斯谈话》栏目中，但因与以和为贵的中华文化相冲突而不大适合中国的电视评论。再如，插科打诨若作为节目形态的修辞手段使用，那么其在主流媒体的电视新闻评论中则因意蕴的冲突而不能不小心谨慎并对其严加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