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还是搅和

第十四章　传播还是搅和?——科技新闻中信源与媒介的关系

艾莉森·安德森艾伦·彼得森马修·大卫

●多元论者、批判及风险理论是如何阐释信源与媒介互动中的权力关系的?

●新闻可能“正确”或“准确”地描绘科学吗?

●科学家们最近在尝试着提高他们的媒介报道水平，这是信息公开还是与媒介搅和到一起的表现?

本文主要探讨信源—媒介互动的研究为现代科技新闻作出了哪些贡献，以及能够作出什么贡献。它考察了信源—新闻发展学的相关理论，以及科技新闻制作过程的最近事例，特别参考了在医药遗传学方面出现的一些新闻。我们认为，研究科技新闻如何制作出来的，尤其是科学家和记者如何看待他们各自在新闻制作过程中的作用，对于理解科学的公开报道以及政策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在关于克隆、胚胎干细胞和毫微技术等议题报道的本质和准确性上，人们产生了一些争议，而这些争议也强调新闻记者必须深入理解那些影响其实践的社会进程。

领域概况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信息来源与新闻媒介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新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随着公共关系产业和“搅和”政治的发展，公众更多地关注各种针锋相对的声音如何通过新闻媒介传递自己的信息。2003—2004年，英国研究者们尤为关注关于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争议，以强调理解信源与媒介关系的重要性。有观点认为，为了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英国政府对情报解读的准确度，或者说媒介对情报报道的准确度都值得质疑。这也是法官赫顿对武器专家大卫·凯利之死原因调查的关键。学者们承认理解新闻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新闻信息来源的活动，以及他们与新闻媒介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关注各种机构如何利用新闻媒介，挑战对一些议题的描述。这些议题包括健康问题(Conrad，1999; Miller and Williams，1993; Nisbet and Le Wenstein，2002)、环境问题(Anders On，1997)、司法公正问题(Erics On et al.，1989; Schlesinger and Tumber，1994)和工会问题(Davis，2000)。相互竞争的组织和机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表自己的声音，并成功地接近新闻媒介是新闻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此外，在对公民权和民主问题的思考中，新闻媒介的接近权也是个核心议题。

新闻生产与信源策略

不管是自由民主理论还是不同分支的批判理论都存在这两个核心议题:新闻呈现与接近权。谁的声音被显著突出了，谁的声音被压制了或边缘化了，媒介在呈现“舆论”时扮演的角色等，这些都是被激烈争论的话题。从自由民主理论发展而来的权力多元主义模式认为:众多的压力群体和利益群体的存在确保了公众能获得多种观点，因为没有哪个组织机构能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当然，这种模式也受到很多主要限制，比如说过于强调个人自治，同时低估了物质资源的约束力。但是它的确有效地让人们注意了权力的相对流动性，以及组织机构如何动员符号和物质资源(见Anders On，1997; Manning，2001)。尤为重要的是，多元主义模式注意到了政治与符号资源巧妙的策略性使用，以及社会运动团体之间的竞争和矛盾。20世纪70年代，媒介研究学者们在认识到多元论主义模式的局限所在后，开始将研究焦点转移到媒介的结构性偏见上，即某些观点和声音能在媒介中出现的特权。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的(如葛兰西的)研究方法就关注媒介—国家互动的宏观结构，这种宏观结构能使有权的一方获益。然而，上述研究低估了社会运动组织在争取获得新闻媒介接近权时的竞争程度与矛盾程度。

霍尔等(Hall，et. al.，1978)在《管制危机:行凶抢劫，国家、法律及秩序》中提出:有权力的“可信任”的信源，比如说政府部门、司法机构、公安部门、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利益团体等，享有优先接近媒介的权力。由于他们宣称自己具有专业知识，并在社会中享有权势位置以及象征地位，他们看起来似乎更容易接近媒介。新闻议程大多也是在这些优先信源提供的观点基础上构建而成的。霍尔等认为这些信源被媒介过分接近，以至于成为各类议题的“首要定义人”。

新闻报道的惯例在多大程度上建构为一个系统的有权者过多接触的形式，成为新闻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几年来，也有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质疑霍尔等人提出的“首要定义人”的存在。菲力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提出的批评是，虽然他支持霍尔等人的基本观点，认为新闻媒介倾向于复制有权者给出的各种定义，但应该对新闻来源进行更细致的、去媒介中心论的研究。他认为，政治上边缘化的信源比霍尔所说的更容易获取进入新闻的机会。施莱辛格指出，认为“首要定义人”必然优先获取接近新闻媒介的权力是有问题的。

人们理应将信源看作是一个争夺的场所，在这里为媒介而进行的斗争总在发生。但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受益者并不一定因为其地位而必然可以成为“首要定义人”。相反，如果他们成为首要定义人，那是因为他们在一个不完善的竞争场所中采取了富有策略性的成功行动。

(Schlesinger，1990年: 77个要点)

简而言之，施莱辛格指出了“首要定义人”理论中的五个主要局限:第一，它忽视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媒介接近权的转移;第二，它忽视了那些“可信任的”信源自身接近媒介的不平等性;第三，它假定对议题的定义只是单向地从优先信源传达到媒介;第四，信源接近权的模式是由定量的内容分析推论得出的，这掩盖了新闻信息来源背后的活动;第五，它暗示各个政府信源具有一致的意见，而忽略了各机构代表之间的利益冲突。匿名简报也是新闻的一个主要信息来源。

很多经验研究都深入调查了对议程的各个定义在多大程度上相互竞争与协商，还关注了不同政治边缘组织采用的新闻媒介策略。这些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环境主义(Anders On，1997，2003)、健康(Miller and Williams，1993)、税收政策(Deacon and Golding，1994)、志愿者工作(Deacon，2003)、北爱尔兰危机(Miller，1993)，以及劳工关系(Manning，1998)等。这类研究表明，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我们有可能成功地推翻有权力者界定的定义。最近有研究显示，我们对于非政府信源在构建政治议程中的作用研究得太少了。很少有研究考虑到非政府信源之间具有差异，一般研究都是倾向于将它们笼统地归为一个范畴。事实上，将信源划分为“政府”与“非政府”两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两种信源内部都有许多不同的群体与组织，拥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通过经验性地分析政治边缘群体成功与失败的媒介策略，我们可以极大地了解他们面对的机构性劣势，以及机构性强势信源在传播其声音时拥有的优势(Schlesinger，1990)。

历史条件的改变影响着不同信源的合法性观点，同时也为接近与影响媒介提供了新的机会。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为“自反性”、风险意识与不确定性，以及对抽象体系与专家知识的依赖性。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媒介如何报道科学和技术，对维系与发展公众信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Beck，1992; Giddens，1991)。尤其是在报道环境污染和健康效果(如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等“强后果”风险时，这点更是突出。海尔格·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那场核电站融芯事故时，大众媒介之前是和这个行业的科学家们一起提供了“认知免疫”。当受到压力之后，科学家们不能提供法律所要求的确定性证据。20世纪70年代的媒介报道与之前的媒介报道的区别不是科学家们提供的知识，而是由科学记者提出的许多问题，以及在科学领域内听到了与核电站安全问题的主流观点相违背的声音。在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节目中，科学家和新闻记者都向核能专家知识提出挑战，认为他们的观点有的偏颇，有的不可靠。

伴随变化的还有新型社会活动的出现，以及对技术权威信任的下降。乌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将他的分析从德国的核能领域扩展到科学、媒介和社会的总体理论层面。“技术统治”的把关人(记者、科学家、政治家、律师、工程师、保险估算师)更乐意公开地挖掘其他一些技术统治精英之间的差异，这也就是贝克所称的“技术统治的亚政治”。当这些争议的声音与技术统治之外的人产生共鸣时，人们感受到越来越“个体化”和灵活化的生活方式，不再需要信任权威以获得安慰。贝克认为我们这时就进入了“风险社会”。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专家知识”的争论声越来越大是科学家和新闻记者共同造成的，两者都对权威的地位和权威的生产作出呼应，并使其进入更广阔的社会变化中。不过，尽管贝克所说的“技术统治的亚政治”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它主要还是精英团体之间的争论(David and Wilkins On，2002)。

在思考新闻媒介中科学和技术的争议如何呈现时，媒介接近权的不平等是一个很适宜的议题。乌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1992)注意到媒介在将具有竞争意味的理性分析结合到一起时起到的关键作用。这说明我们应当批判地审视某些新闻信源如何被媒体呈现为不证自明的“可信”与“权威”。科技新闻往往被信源驱动，由信源框定报道。新闻媒介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挑选出来的信源之间战斗的结果。然而，科技新闻研究总是倾向于关注新闻媒介对科学争论的呈现，却不透过表现考察新闻制作过程。在对遗传学报道进行研究时，康拉德(Conrad，1999: 286)认为，很少有研究考察“信源是谁?科技报道如何使用信源?”有少量研究对影响科技报道的新闻信息来源之间的竞争和协商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民族志案例分析追踪某个特定议题，通过访谈和/或观察研究，抓住新闻信源的主要活动。这样的研究是特别有价值的。一些幕后因素能影响新闻信源在一段时间内进入有利于自己的报道的成败，民族志研究可以对此予以揭示。本章接下来的一个部分以对新的遗传学研究报道为案例，列举牵涉科技新闻信源的策略与权力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尤其是本章在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新闻信源是如何被认定为“合理”、“可信”和“权威”的?新闻工作的常态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他可替代性意见或者相反意见的声音?

科学报道的新闻信源与媒介框架

目前为止的一些研究都表明，记者在使用信源时会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比如职业的和实用的要求、对某个议题的既有知识、与该领域的接触以及商业压力。记者的部分职业导向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培育“可信的”、“可依靠的”、“合理的”信源，而不仅仅是捍卫他们报道的完整性。在实践中，记者们从一系列信源中获取材料，这些信源包括新闻发布稿、记者招待会、信息和公共关系官员、专业会议、科技期刊与访谈(Nelkin，1995: 105)。然而，记者们一般没有时间、方法或者专业知识对事实进行独立证实(Anders On，2002，2003; Dunwoody，1999; Miller and Riechart，2000)，他们有时候过于依赖那些他们没法控制的已经打包好的信息(Goodell，1986; Petersen，2001; Logan，1991; Manning，2001)。在接受访谈时，记者们确认影响媒介报道有许多因素，它们包括对特定议题的理解程度、时间和空间限制、新闻格式要求、社论控制、考不考虑“人情味”这个因素、这个议题缺乏政策行为等(Anders On，2000; Cunningham-Burley et al.，1998; Kitzinger and Reilly，1997; Kitzinger et al.，2003; Nelkin，1995; Steinbrook，2000)。来自商业方面的压力鼓励新闻机构选择那些更容易使读者产生熟悉感和相关感的话题及主题(Allan，2002; Anders On，1997; Conrad，1999; Hansen，1994; Kitzinger，2000; Kitzinger and Reilly，1997)。戏剧性的故事要求和鼓励记者关注那些“爆炸新闻”，而不是报道那些长期议题或者需要技术方面专业知识的议题(Nelkin，1995: 105)。在人们心目中存在争议性的议题才是特别具有新闻价值的(Hansen，1994)。这些因素使得新闻以接近读者兴趣的方式形成报道框架，但是在不是记者的人眼里，有时报道看上去是对科学的“曲解”或“误传”。

上面所说的使一些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新闻和科学占据两种不同的文化。“两种文化”的观点意味着科学家和记者生活在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目标。这种观点认为，对于普通的读者/观众来说，科技报道要为普通读者和观众将科学事实翻译成普遍易懂的东西。然而，近来对科技报道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互动过程(Le Wenstein，1995)。首先，科学普及化模型表明“科学”和“普及”之间的分野，这种区别否认将大众看法输入到研究过程中，也否认简化是科技传播的一个本质特点(Hilgartner，1990: 523-524)。记者通常也是科学领域的专家，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这种模型还忽视了科学家以及其他利益团体在新闻制作的不同阶段试图控制新闻的各种方式，比如他们会管制信息流(通过新闻通稿、记者招待会、新闻“通气会”等)，会倡导某些特定的形象和声明(通过选择特定语言和修辞手段)。迈克尔·马尔凯(Michael Mulkay，1997)对1990年通过的人类授精及胚胎学议案的报道就能体现这点。马尔凯(Mulkay)考察了各个利益团体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怎样以肯定或者否定的角度来呈现胚胎学研究。支持胚胎学研究的人们最终在投票表决中成功地胜出，他们联合了一些持有相同观点的派别，拉拢了科学、经济及医药领域的各方人士以及政府官员们。政府官员认为接受胚胎研究最好地表现了公众利益。仅仅简单地观察记者如何“框架”某个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考察新闻制作中的各种社会关系。

作为信源的科学家对新闻制作过程潜在地施加了许多控制。尽管记者可以为一则新闻报道选择并确定主题，科学家还是有机会来界定报道内容选择的范围界限(Dunwoody，1999: 63; Friedman et al.，1986; Peters，1995)。很多报道都是由信源塑造出来的，有人估计多达一半以上的报纸新闻报道是这样。所以，科学家能够策略性地为记者包装新闻报道(Nisbet and Le Wenstein，2002: 362)。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我们发现有关医药遗传学的新闻报道中时常引用科学家的话，从而帮助塑造了这个议题的正面形象(Conrad，001; Gutteling et al.，2002: 118-119; Kitzinger et al.，2003: 29; Petersen，2001: 1263-1265; s Mart，2003)。很多科学家意识到要确保他们连续获得研究基金，必须深深依赖公众支持，而公众的支持可以被媒介对于科技研究的报道所影响。因此，很多科学家都热衷于利用媒介来提升科学研究与科学家的正面形象(Nelkin，1985，1994)。通过控制新闻通告的发布时间，以及通过对特定语言和比喻的选择，科学家就能寻求塑造公众议题，影响政策方向(如Nelkin，1985)。通过有争议性的话题，科学家尤其可以获得机会影响公众对科学的理解(Dunwoody，1999: 69)。他们可以将分歧性意见及不确定性作为一种修辞工具，让观众倾向于自己。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一些场合下突出强调他们自己工作的有效性，同时说明与他们不同的其他研究是具有不确定性的(Dunwoody，1999: 73)。

在意识到他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媒介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时，很多科学家“抱怨”媒介总是将科学描述得过于简单或者描述错了。一项以访谈为基础的研究对遗传科学家与记者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科学家们时常认为他们被媒介错误地呈现(Wilkins On，2004)。威尔金森(Wilkins On)的研究表明，科学家中有一种重度焦虑，担心记者常常过度放大科学家的专业性。记者们总是引用一些所谓权威人士的话，认为其“具有新闻价值”，但这个“专家”在真正处于这个专业领域里的人看来根本不算什么。这项研究也表明，很多科学家认为媒介对科学的错误描述是普通公众不信任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一味责备记者采用了带有争议性的证据和言论，使用了误导性的简化说法和简洁语言时，我们往往忽略了科学家在对他们的研究进行普及化报道时也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科学家们喜欢在诸如《自然》、《科学》这类科技期刊中使用流行的形象和比喻，或者比较随意的语言，而这些科技期刊往往是科技新闻记者发现复杂的专业科学讨论的重要来源(Petersen，1999)。在记者的报道中，对遗传学的简化称法可能就变成了诸如“传递”之类的术语，比如在哈默等人(Hamer et al.)的文章中即是如此。“X染色体上的DNA标志与男性性别取向之间的联系”，接下来就被描述为预示着发现了“同性恋”倾向。如果不是用这种因果关系的话语，那就是采用一种表示相关关系的严谨话语(Miller，1995)。记者们引用的具有特别意味的描述和隐喻(比如“符码”和“地图”)可能就是科学家试图构建如何描述科学的一种方式，因而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它应该得到的价值，使其成为一种解释力量和/或者具有疗效的潜在作用(Petersen，2001: 1261-1262; David，2005; Mulkay，1997)。换句话说，科学家不仅仅只是科技用语简化说法的受害者，他们自己在研究工作中更是积极参与到生产这些“流行”的概念之中。

结　论

最近人们在克隆、胚胎干细胞和毫微技术这些议题的报道上展开了争论，对于这些报道的本质和准确性问题，人们发现在科技新闻研究中理解信源与媒介的关系非常重要。对于媒介时常“夸大”、“错误呈现”或者“歪曲”科技研究，很多科学家已经表示了他们的担忧。他们强调受众因此对科学更加不信任，给那些潜在有用的研究以反面作用。在媒介报道了多利这头克隆羊的出生消息之后，激发了公众对克隆人的担忧。据称，这推动了政治家和公众反对克隆技术的治疗性使用的研究(Petersen，2002)。同样，媒介报道了应用胚胎干细胞来制造“试管婴儿”(例如发生在英国的两起案例)之后，也激起公众反对新出现的干细胞治疗方法，尽管它很有效(David and Kirkhope，2005)。在英国，为了努力克服科技新闻报道中的这些问题，科学家们通过皇家学会，提出了一些指导意见来帮助记者和科学家进行科技与健康事件方面的报道。特别是在关于克隆问题的媒介报道方面，皇家学会列出了一个“为公众准备的建议清单”。这里面包含了能帮助非专业人员评价报道有效性的“10个主要问题”。像这样的一些努力可能会使人们逐渐认同“有品质”的科技新闻报道由什么因素构成，同时促使科学家、记者和公众更好地理解那些影响新闻报道的因素。然而，这也说明可以有“正确”或“准确”的科学报道，这就否认了新闻和科学都是社会产物，以及它们都与关于“真实”的矛盾说法有关。从权力的本质看来，尽管以上关于信源与媒介关系的各种理论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强调了从新闻中能够得到什么以及新闻是怎样被描述的，是各种对真实有不同定义的竞争团体之间抗衡的结果。新闻和媒介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将媒介视为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里呈竞争关系的言论者们试图向公众强加他们对真实的界定，以此来塑造公众政治。在大众媒介化的社会里，要想理解什么才算是有效的、有用的科学，以及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为什么愿意支持某种特定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就必须理解新闻的制作过程。这一点，科学家在他们想要努力控制科技传播及报道的实践活动时就已经认识到了。很显然，如果记者能进一步理解信源与媒介的关系，理解这些关系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科技报道实践、影响他们为大众科技报道所作的贡献的，那么记者就能够从中大大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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