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与反价值独占

第三节　深度与反价值独占

一、电视节目中的深度

电视的深度就是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声音和画面形象，对某一人物或者事件得到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关照与了解，并对其在社会大系统中，拥有的背景、事实成因、可能的发展趋势、所能造成社会意义有了整体性的信息获知。

电视深度报道是一种全新的形式，它在事实性和调查性的基础上都是围绕一个主题，紧扣一个焦点，整合新闻信息资源，进行高密集度和强渗透力的信息传播；在节目编排的策划、结构的安排、叙事的选择以及出镜记者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关照，讴歌光明，弘扬进步，针砭时弊；在策划过程中能有效地深化主题、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电视的深度报道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报业，本来是报刊为对抗电子新闻媒介竞争而发展起来的新闻报道模式。随着采录设备的更新、观念的发展，更出于竞争的需要，深度报道被逐渐引入电视新闻之中。196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大型杂志型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以对社会问题做有深度的调查为特点，很快成为美国电视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60分钟》加速了深度报道的电视新闻专题、专栏节目的繁荣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电视的普及，深度报道开始尝试进入中国电视领域：1994年4月1日，观众纷纷将目光投向刚出炉的新闻纪实性节目《焦点访谈》，“实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是它的宗旨。不久，该栏目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随后“央视”又适时创办《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大做“深度”文章。此后，电视上的“大调查”、“大扫描”、“大透视”等深度报道栏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个从美国舶来的报道方式逐渐在中国的传媒土壤里扎稳了脚跟。可以说，深度一词已经成为了电视新闻节目的一种类型。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思辨色彩是电视深度报道最显著的特征。深度报道将“大”和“专”对接在一起，实现了报道的厚度与深度的统一，而这其中又以“专”更为重要，深度报道必须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提供给观众可以思考、受到启迪的东西。思辨色彩是衡量一个报道是否达到深度报道的根本标准。理性思辨带给人们的不是简单的介绍经验、做法，而是通过对典型事件的分析，传播思想、颂扬精神。

第二，对新闻事件的整合强化。电视深度报道是围绕一个主题、紧扣一个焦点，对新闻信息进行整合报道，它的首要功能就是要产生1＋1＞2的聚合效应。深度报道的“兴奋点”常常是社会关注程度极高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另外，深度报道因其重要性和显著性，也易引发观众产生足够的注意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度报道是传播学理论中所谓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显著性模式”的成功应用，即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同样的新闻事件，采用了深度报道的方式，其新闻价值更容易得到拓展，其传播效果更容易得到强化。

第三，电视深度报道对新闻事件过程中的曲折性、复杂性要有所反映，上承以往报道的事实或观点，下继新闻事实的最新发展趋势，使观众对于整个事件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第四，表现手法多样化是电视深度报道在形式上的特点。电视深度报道内容上的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决定了其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同时，由于电视自身的优势，声、光、画各方面的技术手段都能应用在电视深度报道过程中。

二、电视节目中的反价值

随着传媒业的发展，各媒体之间以及媒体内竞争激烈，大众需求成了媒体的指南。为了追求大众的眼球，许多电视节目不再着眼于具有普遍意义的题材，精心组织新闻报道活动，反而开始以一种反常的新闻价值观为指导思想，将琐碎、细小、空泛，新闻价值并不大的社会题材进行报道，力求凸显视觉经济。在组织报道上，这些电视节目使用的是“黄色新闻”中惯用的煽情手法，强调新闻的故事性、煽情性和表面性。有些电视台甚至不惜花费人力财力制造新闻，经常预先设定某个选题，然后要求某个部门或某个观众去实施，电视台再连篇累牍地加以“追踪报道”，来“演”故事，这种做法显然有悖于新闻规律。对此，学者肖鹰不无担忧地指出这类节目把自我表现娱乐化、游戏化，过分挑逗个人表现欲，使之无限膨胀。民众难以准确地定位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令社会变得越来越浮躁^[4]。

电视节目的反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人为地制造“卖点”，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它虽然在竞争伊始吸引了部分受众，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它不合理地配置新闻资源，背离了新闻价值规律，将极大地损害媒体的长远利益，其危害主要表现在：

第一，将对媒介生态造成伤害。由于它在选材上过于琐碎、无聊，形式上过于铺张，极易导致“黄色新闻”泛滥，最终也将影响媒体的声誉，失去受众。几个人坐在一起，或明星，或专家，猛聊一气，而话题经常是东家长李家短。当红者到来叫做“时尚”，过气者到来叫做“怀旧”，完全不顾台下的观众是否对他们的话题感兴趣。很多民生新闻节目往往拿一些琐碎的噱头来取悦大众，恋人争吵、路人口角、夫妻离婚等往往被当做轰动事件给予奇异地放大。很多青少年会觉得媒介都可以这样表现，那么他们就会怀疑媒介的权威性，媒介的榜样作用也会受到伤害。

第二，影响媒介产品的周期与创新，使得媒介素养降低并影响了媒介的多样化与可持续的经济回报等，形成了消极与不断下落的媒介氛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筑。很多自我吹捧性的东西不断出现在广播电视上，比如，英达主持的《夫妻剧场》几乎成了文艺界夫妻亮相的专用舞台，郭德纲和北京电视台的组合也有浓厚的圈子色彩。《第一次心动》中的评委在现场的表现就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例子，评委在节目现场的表现就像她们自家的炕头一样随便，哭哭啼啼全然不顾观众的感受；个别选手在现场语言粗俗。用这种方式反映生活、还原生活只能给人一种粗俗感。过分还原生活就必然触及一个问题，就是电视媒体的价值取向问题，我们电视媒体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主流文化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些根本的问题被置之不顾，那么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也荡然无存。另外，很多娱乐节目的编导几乎是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设计以低俗化的细节来取悦观众，结果经常是黔驴技穷，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

第三，由于刻意追求人为的轰动效应，容易与社会风气形成一种恶性的互动，会影响各个社会子系统功能协调、平衡发展，不利于整个社会系统高效节能的运作。近来，不少电视台推出了鉴宝类节目，以其丰富的知识性、趣味性吸引了大批观众。但是，也有些节目内容存在很多问题：假画被当做真迹估价上百万元；鉴定专家把自己收藏的假画拿到节目中估出高价，欺骗观众；大肆宣扬藏品能够升值的时候，从来不说明收藏市场的交易风险，等等。不少文物专家指出，当前的收藏鉴宝类电视节目，严重扰乱了收藏市场，应加以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