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的形式是

第二节　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

我们已然得知，在众多的符号分类方法中，传播学最常采用的是，将符号分为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两大类。这一节中，我们将分别考察这两类符号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并关注传播学学者对它们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学科学者提出的对传播学研究有较大启迪作用的理论等。

一、语言符号

我们非常期待，和好友促膝谈心；我们非常向往，读到娓娓道来的故事。一句温暖的话语，能将我们感动得潸然泪下；一句有力的话语，能被大家广为传扬。春节晚会上，大家最盼望的就是语言类节目的粉墨登场。在最美妙的场景、最激动的时刻，即使“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了，我们也要努力用这样的语言来加以描绘、表达。

哪一个人能完全脱离语言符号而生存、生活？

哪一个人能不惊叹、醉心于语言符号的传播魔力？

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符号，取其广义，将语言与文字（亦即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均包括在内。狭义的语言符号，则仅指前者。

放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口头语言较早就顺应着人们之间的交流愿望应运而生，它在整个人类符号系统中处于特别基础、重要的地位。书面语言即是立足于口头语言发展而来，被视为后者的符号，亦即符号的符号。其他种类的符号也往往与口头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学家萨丕尔因而敢于“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正常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地传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8]。

作为符号中的一种，语言符号同样由能指、所指构成。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系统，除了汉语、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使用人数较多的语言，还有很多小语种。即使是对汉语而言，各地还有不同的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一定的差异，有些难懂的方言，如闽南话，在常人听来，和外语无二。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语言系统，不仅能指有别，所指也各有差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想把一种意思用另一种语言确切地翻译表达时，常会遇到困难。比如，中文世界里常见的一种新闻报道体裁——通讯，在英文中就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对应的词汇。

语言符号与其产生之地、运用之人密切联系，“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语言是一种有组织结构的、约定俗成的习得符号系统，用以表达一定地域社群和文化社群的经验。各种文化都给词语符号打上了自己本身的和独特的印记”^[9]。它深深植根于特定地域、文化共同体成员的经验世界。对雪的描述，在某些只有冬天偶尔才会下雪的地方，只会对雪作简单的量级区分，雨夹雪、小雪、中雪、大雪、暴雪，等等。而在常年和雪打交道的爱斯基摩人那里，即使是“正在下的雪”、“半融化的雪”，都有着对应的特定词汇。更加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阿拉伯语里与“骆驼”有关的词汇竟能达到6000多个。相信在我们自己的语言系统中，同样会有令来自异域的朋友感到不可思议的东西。就算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不同文化的认同者往往也各自发展出一些独特的语言符号及对语言符号的特别运用方式。这些“行话”，外人往往难以捉摸。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大家更爱叫他“根叔”）近年来对毕业生的讲话寄语，之所以特别受到学生的欢迎，正是因为他努力理解、融入年轻学子的文化圈，大量使用他们熟悉、喜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情真意切。

语言符号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能映现我们生活的环境，记录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它们还能走得更远，反过来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感知、理解、建构。当我们向所在的地域、群体学习语言符号时，我们也相当于选择了体验世界的特别道路。这是前人开掘出的道路，有它沿路的特别风景。相应的我们也就放弃了别的道路，无法理解一些对别人来说意味深长的东西。语言学家萨丕尔对此如是概括：“人类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上，也不是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孤立地生活在社会活动的世界上，相反，他们完全受已成为表达他们的社会之媒介的特定语言所支配……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听到和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东西，但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团的语言习惯预先给了我们解释世界的一些选择。”^[10]

二、语义分析与报刊的易读性测量

语言符号对人类传播而言，可谓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语言能否胜任被赋予的传播使命，是否会反过来成为交流的障碍？我们接下来看到的两种语言分析方法，都有助于我们对传播中语言的表现作出评估，促使我们有意识地合理运用语言符号，实现清晰准确的表达。

1.语义分析

语义分析关心的是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对于现实世界语言能否对等描述，有无偏差，其理论来源是普通语义学的研究成果。在普通语义学的奠基人美籍波兰裔科学家、哲学家柯日布斯基及其追随者看来，我们碰到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因为对语言的错误使用而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像科学家那样严谨地使用语言，准确地指代现实，不仅有助于个人思维能力的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将变得更加顺畅。误用语言与语言在以下几方面的局限性息息相关。

首先，现实世界是动态的，语言却是静态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的生活正像那奔腾不息的河水，一刻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当我们还在使用同样的词汇称呼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经由稚气的模样长得比我们还高。当我们走过一条街道，比如“粮道街”，只能表明它曾经的样貌，和现在高楼林立的景象大相径庭。尽管每年新的字词、表达方式层出不穷，相对瞬息万变的现实还是只能凝固一些片断而已。

其次，现实世界是无限的，语言却是有限的。据研究者统计，英语里总共只有五六十万单词，用它们来指称的对象却不计其数。人们常用的词汇还要远少于此，一般也就在一万左右。因此精确描述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比如电线杆上停着一排麻雀，看上去几无差别，你能形象地描绘出其中的一只吗？不妨做个实验，试着向某人描述一件他从未见过的东西，只能通过语言，不能辅以手势、图画等的解释，可能你说得满头大汗了，对方还是一头雾水。语言之于现实，就像地图之于某地，永远只是侧重于某些方面特征的浓缩记录。

再次，现实世界是具体的，语言却是抽象的。语言中的所有字词都是对事物抽象化的结果，即仅选择保留对象的某些细节而舍去其他，其中一些字词比另外的更加抽象。而某个字词的抽象程度越高，它和具体现实的距离越远，相符程度就越低。日裔研究者早川一荣提出了区分字词抽象程度的“抽象阶梯”概念。比如我们看到一辆黑色的奔驰汽车，可以用“奔驰600”、“奔驰汽车”、“小轿车”、“汽车”、“机动车”、“陆上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等不同词汇称呼它。随着词汇抽象程度的提高，比如称其为“汽车”时，那个特定品牌、型号小汽车的样貌已十分模糊了；而称其为“交通工具”时，鉴于交通工具有水、陆、空等各式各样的，它和具体某辆小汽车之间的关联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与这些局限相对应，普通语义学特别提示了几种十分常见的误用，以及一些加以改进的方法。

其一，非此即彼的评判失误。人们常常对事物有一种二元判断的思维方式，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不是爱就是恨，排斥中间区域。语言常常不能反映事物的多种变化状态、过程，只保留相对的两极，更加剧了这一倾向。对此应该较为警觉，除了一些特征非常鲜明的对象，不宜简单地把它们与某个极端联系起来，应包容多种可能性的存在，相应地在语言运用上更加慎重，留有余地。

其二，对象指认不当，形成误解偏见。这主要是指对于隶属同一类别的对象未做精细区分，以致将其中某些对象的特征放大为整个类别的特征，有失公允。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城市儿童，多为独生子女，其中的一些被父母溺爱，能力不强脾气不小。然而某些媒体却十分热衷给所有的“80后”贴上“小太阳”、“小皇帝”、“垮掉的一代”的标签，这就是“一篙子打翻一船人”了。专家们建议，有时可以通过添加索引数字来防止指认不当，比如“80后1”、“80后2”等等，“80后1不思进取”，“80后2则积极向上”……经由不同的标注提示同一类型的对象中还有差别，此对象非彼对象也，不能轻易以偏概全。

其三，抽象层次不当，过高或过低。我们已经了解到，如果使用的语言抽象层次过高，它离具体现实就会较远，会给人带来空洞的感觉，不知到底指什么。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创建美好的未来”这句话，“理想”、“美好的未来”等就抽象度太高。反之，如果语言的抽象层次过低，则会带来另一种问题，显得太过琐碎，看不出要点。比如“我把一本印着彩虹图案的活页笔记本装进了我深蓝色的帆布做的双肩书包”，如果每一句话都这么说，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会很累。研究者认为，有效的传播应该包括各种层次的抽象，既有抽象程度较高的概括，又有相对较低的细节、解说。就像一篇议论文，既提出有力的观点，又提供翔实的论据。

2.语义学对客观报道的分析

我们的报道要做到客观公正，这是每个编辑记者的不懈追求。如何客观报道现实？报道是否足够客观？语义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能够为我们带来启示。

早川一荣将人们的陈述方式分为三种：报道、推论和判断。其中，报道是可以被证实的说法。比如“沪综指今日收报二千九百九十点”，只要查阅交易数据即可检验。又如“××专家称，今年中国的房价仍会持续上涨”，这里我们不用检验房价是否真的上涨，而只要询问当事人是否发表过这一看法即可。

而推论则不然，是在已知情况基础上的推测，陈述的是未知情况。对他人想法、情感的陈述往往都属于推论。对于同一场景，我们可以通过报道陈述：“他的嘴咧得很开，笑得很大声，达到了××分贝，手舞足蹈。”如果是通过推论，则可以陈述为：“他开心极了。”

此外还有判断，是对人物、事件等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表达。比如“这个制度上的缺失是致命的”，“某某是一位极富争议的官员”。

在新闻报道中，报道陈述无疑最能带给读者客观报告的印象。然而，推论和判断陈述也是报道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世事纷繁复杂，如果只做纯客观报道，罗列可以查证的事实，读者可能会觉得琐碎，难以把握。适当加入推论、判断陈述，可以更为明确地点出报道对象的前因后果、蕴含意义。当然，这种推论和判断，都不是空穴来风，不能主观臆测，一定要建立在大量事实情况的基础之上。在采访阶段就要大力挖掘，在报道写作中也应充分展现出来，围绕着每一个推论、判断，都应该有相当数量的报道陈述。

美国新闻学教授约翰·梅里尔曾经在语义学的理论指导下，对新闻报道中存在的偏见进行了定量研究。^[11]他从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中，找到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三位总统处理争议问题的相关报道，进行了专门分析。他在研究中界定了以下六种报道偏见，包括：①归属偏见，即对人物归类、定性的偏见，如“被击败的杜鲁门”；②形容词偏见；③副词偏见，即使用带有一定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副词加以修饰，如艾森豪威尔“温文尔雅的说话方式”；④直率偏见，这相当于早川一荣所说的判断陈述，即直接表达对报道对象的态度；⑤上下文偏见，指在整个句子、段落乃至全篇报道中表现出的明显倾向；⑥照片偏见，这是对视觉语言的分析，照片对报道对象如何表现，也包括与照片配合的标题等文字部分说明或暗示了什么。这些偏见，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研究发现，《时代》杂志对杜鲁门持强烈的否定偏见，对艾森豪威尔持强烈的肯定偏见，对肯尼迪的报道则相对平和。

3.报刊易读性的测量

使用口头语言的广播以及画面、口语相结合的电视节目，大多通俗易懂，无论老幼，皆喜闻乐见。使用书面语言的报刊则不然，对于读者的识读、理解能力要求较高。报刊文章能否被读者流畅阅读、顺利理解，直接关系着它们的传播范围大小。这样一来，怎样写出读者易读、爱读的文章就成为了报刊工作者特别关心的问题了。对于报刊的易读性测量，既能对不同难度的文章进行测定与分类，也能发现对易读程度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因素，以供写作者借鉴与参考，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从百余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学者们一直尝试开发出特定的易读性测量公式，鲁道夫·弗雷奇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2]，他于1948年提出的一个公式被人们广泛采用。这个乍看上去并不复杂的公式，实际经历了多年研究与反复修正，具体如下：

R.E.＝206.835－0.846.wl－1.015sl

其中，R.E.代表易读性分数，wl意味着每100个单词的平均音节数，sl的意思是每一个句子的平均单词数。某篇材料的数据代入后，会得到一个0～100的分值，依据分值即可对其阅读难度作出评估。

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公式将易读性与两个因素密切关联起来。一是单词的音节数，一是句子的长短（由多少单词组成）。弗雷奇的公式是在美国发表的，研究对象是英语阅读材料。在英语中，大部分情况下，一个单词的音节越多，人们越难知其意思。句子越长，其结构、意义也通常越复杂，容易令人费解。如果一篇文章中有不少多音节词和长句，它在公式中被减掉的数值会较多，最后的易读性分数也就偏低。

人们是否愿意阅读一篇材料，除了受到上述词汇、语法难度的影响，还和其叙述是否富有人情味息息相关。弗雷奇还提出了一个计算文章人情味的公式：

H.I.＝3.635pw＋0.314ps

在这里，H.I.指人情味分数，pw是每一百个单词中人称词的数目，ps即每一百个句子中人称词的数目。所谓人称词，是与人有关的所有单词，可以是人称代词、人的姓名或指称人的其他词汇。最后计算出的人情味分值也介于0～100。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公式的理论假设是，人称词在文中出现得越密集（不仅总体考察其出现频次，还兼顾分析它们在句子中的分布状况），读来越有人情味、越富吸引力。

不过，弗雷奇的公式有时也会遭遇一些反例。比如一些音节较少的单词反而不像某些音节较多的单词那样常见易懂。研究者泰勒提出了另一种易读性测试方案：补漏程序^[13]。这一测试，和我们英语考试中一道常见的题型——完形填空——较为相似。也是把一篇材料中的若干单词拿掉，请应试者填词进去。较为常见的是每隔五个单词拿掉一个单词，只将应试者填写的与原文完全相符的词计入得分（同义词也不算分）。这一方案立足的理论假设是，如果一篇文章内容越简单，写法越常见，人们就越容易参照上下文正确地填充文中缺失部分。实际涉及了影响易读性的多种因素，如整体的组织、句子的结构、词汇的合适、词汇的简化、写法的重复，等等。

后来的研究者在泰勒补漏程序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提出了更为精细的测试版本。如宾克利和查普曼合作的产物，他们不再按一定间隔随机删除单词，而是依据各种不同类型单词在材料中出现的频率来系统删词。统计结果时，也不仅仅是完全吻合的词才能拿分，语法语义皆正确或仅语法正确的近似词也能相应得到一些分数。

上述的易读性测量公式、方法，后来都曾被用来衡量报刊文章的易读程度。研究者们还据此为报刊写作提出了不少建议，以促使报刊文章变得更加通俗易懂、更富感染力。^[14]如1944年，罗伯特·冈宁就运用弗雷奇的易读性测量公式，分析检验了八种报刊。他在研究后提醒报刊工作者，多用短句、短词，并应写得富有人情味。弗雷奇本人也曾向美联社建议，新闻报道中句子的平均长度最好控制在19个单词以内，这后来变成了西方新闻学教材中的一条“金科玉律”。不少畅销杂志都采纳了这一说法，《时代》、《读者文摘》等将句子的平均长度降到了17个单词以下。研究已证实，报刊的易读程度，与它们能否被广泛接受关系密切。这些公式、方法虽然是立足于英语文章发展而来，但影响易读性的关键因素却可谓中西相通。中国新闻界近年来也日益提倡多用短句、短段落，形成简洁明快的文风，提高文章的可读性。比如《南方周末》著名记者南香红的经验就是，短句子、短段落能让读者非常轻松地了解你的意思，它们可以加快文章节奏，让文章明晰清朗，还能有效加大信息量。

三、非语言符号的类型、特点与功能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中的作用亦不可小觑。研究者伯德惠斯特甚至提出，在两人对话的情景中，65%的社会意义都是通过非语言符号加以传播，远高于语言符号完成的比例。这一估计是否准确还需进一步检测，但只要我们试着认真留意、分析一下自己的传播行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感性认识——通过非语言符号我们获知多多。

1.非语言符号的类型

碰到难题时皱起的眉头，仪仗队员整齐划一踢出的正步，一枝娇艳欲滴的玫瑰，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曲，别在衣襟上的豹形胸针，一座曲径通幽移步换景的中式园林……非语言符号可谓包罗万象、五花八门。

当两个人在一起交谈时，他们使用的语言符号不过是某种特定的口头语，而其间的非语言符号却种类繁多。两人的表情、动作（如手势）自不用说，他们的身姿也能传递信息：是都坐着、都站着，还是一个坐着一个站着；是正襟危坐还是轻松随意？两个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是近是远？这可以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亲密还是生疏。他们在谈话时如何对时间加以运用，两人交替说话的时间差不多，还是一个滔滔不绝，另一个只简短附和，暂不管他们具体在说些什么，两人的音量大小、音调高低、语速快慢等又如何，这些都可能拥有特定的含义。

即使他们不说话了，沉默也在传达特定信息。此外，两人本身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谈话，是人来人往的街道，还是一间特别选择的安静茶室……都会有不同意味。包括两人的服饰打扮，也在无声地诉说。

要想对这形形色色的非语言符号清晰、全面地加以分类，并非易事。学者伯贡依照人的感觉类型，将非语言符号分为七类，包括：①身势语，涵盖面部表情、身姿手势等；②空间关系感觉；③形体表现；④肤觉，与触觉相关；⑤发声，与语音相关；⑥时用觉，指对时间的运用，如深夜联系某人往往意味着事情的紧急；⑦物用觉，即对物品的利用，像是很多植物都被人们赋予了特殊意义，母亲节我们会送康乃馨给妈妈，春节的时候南方人会在家里摆上金钱橘、发财柑等。^[15]

2.非语言符号的特点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相比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种类繁多，传播方式五花八门。除此之外，它们还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1）综合性

当我们使用语言符号时，无论是将它们说出来，还是把它们写下来，都只使用了一个通道进行传播。非语言符号则不然，可以同时使用多个通道立体传播。比如当一个人表达愤怒时，他那瞪大的眼睛，高昂的声调，握紧的拳头，抖动的身躯，逼近的距离……都在传递这一讯息。与此相应，当我们想理解某个非语言符号的确切含义时，往往也要结合同期的其他非语言符号加以参照。例如一个人的哭声并不一定代表着他正感到伤心，当我们看到他一边泪水滑落，一边却眼含笑意，嘴角翘起，我们会知道他其实是喜极而泣。

2）连续性

语言传播可以通过特定的字、词、短语、句子完成，这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可以分离的单位。非语言符号在使用时则相对不那么容易割裂开来，具备一定的连续性。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第一次登台演讲的人，可能有一连串的非语言符号展现着他的紧张害羞。比如一直低着头，脸色发红，眼睛紧盯着讲稿，只敢偶尔抬起来望一望台下，开始讲了一阵，拿着稿子的手还在不住发抖，等等。

3）民族性与世界性

语言符号的民族性比较强，只有极少数字词的发音在各地都较为近似，例如“妈妈”。相形之下，不同民族在非语言符号使用上类似的例子则比比皆是。两个语言不通的人，却能通过微笑表示友好。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点头都代表“是”，摇头则代表“否”。当然，非语言符号的意义往往更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相联系。比如用拇指和食指做成圈的OK手势，起源于美国；在法国它却意味着“零”或“一钱不值”；而到了日本，它会被视作要求找零钱时尽量给小额硬币，意思可谓千差万别。同样是白色，在有的文化系统中是纯洁的象征，而在另一些文化系统中则与丧事相联，认为它不吉利。

3.非语言符号的功能

和语言符号一样，非语言符号既能传递信息，也能表达情感。它们既能和语言符号一道出现，发挥相应功用；也能独自出马，大显神通。

伴随语言符号使用的非语言符号主要能实现三种功能，即强化功能、否定功能、调控功能。

1）强化功能

当非语言符号与同时出现的语言符号表意大体一致时，它们可以印证所言即是，且能进一步起到强调、补充的作用。当母亲对着孩子说“你真棒！”的时候，她的盈盈笑脸、兴奋的声调，以及揉着孩子头发的亲昵动作也都在传递她对孩子的爱意和鼓励。拿来一张报纸，我们不禁发现，很多非语言符号都在争相告诉你一篇新闻的重要：它被排在头版头条的位置，篇幅相当之长，几乎占了半版；标题的字号相当之大，是浓重的黑体；旁边还配上了相关的照片。

2）否定功能

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在和嫌疑人对峙时，除了听取嫌疑人的口头辩白，更会对他当时的神情举动格外留意。如果嫌疑人一边拒不承认，一边却目光闪烁、额头冒汗、双手颤抖，那么就要给他的回答打上个问号，他很可能是在说谎。非语言符号并不总是和同期的语言符号表意近似，有时它们会相互矛盾、截然相反。由于人们在使用语言符号时大多有意控制，而对非语言符号的运用却常和潜意识相联系，因此一般认为非语言符号传达出的意义往往与人们的真实想法、实际状态更趋一致，非语言符号否定相关言语的功能亦很受关注。

3）调控功能

调控功能主要是指，人们正在通过语言表达特定意思时，同时用到的非语言符号与这一表意基本无关，既谈不上肯定也谈不上否定，而主要是起到对于传播行为本身进行一定调节控制的功能。比如两个人正在讨论问题，其中一个在自己的观点即将陈述完毕时，一边说一边看着对方微点一下头，另一位会意地回以一个微笑，同时开始对自己的想法侃侃而谈。在这里，点头、微笑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别人观点的赞同，而主要是发言结束、开始的标志。

此外，非语言符号也完全可以单独表情达意。如戴上红领巾即表示这位少年是位少先队员；虽然不发一语，乐团指挥也能通过手势令乐团成员明了演奏要点；我们透过一幅画卷、一段旋律，能与其作者产生思想、情感上的共鸣等。

四、非语言传播理论

研究者对各种非语言传播现象的关注分散在许多不同学科内，其中对于身势语（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姿态）这一非语言传播类型相对展开了较多研究，下面我们就将看到其中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

保罗·埃克曼和华莱士·弗里森两位学者，在多年合作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关于身势语的理论模型。^[16]他们重点研究的是人类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起源、编码和使用。

首先是身势语的起源，它们来自何方、如何产生。两人发现了三个主要源头。其一是神经系统中天生的生理反应，我们以前可能都见过，人类和猿猴这样的近亲动物拥有一些十分相似的表情，比如传递喜悦时的咧嘴笑容。其二是物种生存所必需的普遍行为，如划分个人地盘的举动。其三是自特定文化系统习得，例如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和人见面时往往握手致意；而如果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则用拱手作揖表达相同的意思；又如我们到了欧美，也得学着入乡随俗，用拥抱、亲吻来打招呼。

第二个方面是身势语的编码，某一行为如何拥有特定含义，它们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两人也发现了三种通常情况，一是任意指定，比如两人约定的暗号，右手拿起茶杯表示同意，左手拿起并盖上杯盖表示拒绝。二是象形近似，比如人们在描述事物时常常辅以的手势比划：它是圆形的，大概这么高，这么大。中国流传颇广的“石头剪刀布”游戏，用到的也是象形手势：用握紧的拳头、伸出的二指、张开的手掌分别代表石头、剪刀、布。三是内在编码，内在编码的线索本身含有意义，而且本身就是所表示的事物的一部分。比如，哭泣既是情绪的符号，同时又是情绪的一部分。

第三个方面是身势语的使用。基本亦可分为三类。其一，有意传播，即有目的地作出某一举动，希望通过它传达特定意义。比如一个人看到朋友远远走来即向他招手，希望被对方看到，而不管对方实际上有没有看到，这一举动都具有了传播性。其二，无意传播有心解读，指一个行为举止并非有意向他人做出，却被有心人看到，并从中得到了某些信息。比如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不自觉地弯起了嘴角，轻微地摇晃着脑袋，旁人看到可知他正神游太虚，想到了某件赏心乐事。其三，相互作用，无论其是否有意做出，当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了实际影响，引发了他人的后续举动时，两人间即发生了相互作用。这三类用法有时可以叠加。还是上面的例子，如果朋友看到了那个人的挥手，笑着加快步子向他走过去，两个人之间形成了互动，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就既具有传播性又具有相互作用性。

在这些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埃克曼与弗里森结合身势语在来源、编码、用法上的不同，将它们一共分成了五大类。

一是标志，它们主要来自文化习得，在编码上是任意指定或形象相似的产物。比如伸出食指与中指，做成“V”形表示胜利，即是自英语国家文化中习得，这一手势与“V”象形，而V，正是英文中胜利一词“victory”的起首字母。

二是实例说明，它们常常用于描绘口头说出的东西，是有意传播的行为，需习得而来。例如，教师上课时拿着指挥棒，配合指向一些重点内容，又如在空中画出的象形图。

三是适应行为，它们大多用来释放身体的紧张。包括自我适应行为，指向个人的身体，如绞着双手，抖动腿脚等；外向适应行为，指向他人的身体，如轻拍别人的背部等；物体适应行为，如将纸张撕成小片，拿着铁丝不断弯折等。这些行为一般属于象形或内在编码，大多是无意做出的而并非有意的传播，但有时可引起相互作用，且经常能被有心解读。

四是调节行为，基本上是用来对相互作用进行协调控制。比如谈话中的视线接触，表明双方正十分聚精会神地讲述、倾听，对于交谈相当投入。这类行为和适应行为一样多为象形或内在编码，但来源不尽相同，需通过文化习得。

最后是情感显示行为，它们中有一些是天生的反应。脸部尤其擅长于情感的展现，一双灵动顾盼的眼睛，能够“含情脉脉”，像是“会说话似的”。而人的一个笑容，就可能有各种变化，从礼貌的微笑、开怀的大笑到轻蔑的冷笑，又或是笑中带泪、哭中带笑，背后寄寓着不同的情感。这类行为一般是内在编码，在使用上有意传播的不多，但都能被旁观者解读出信息，大多能引发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