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者属于知识分子阶层

二、新闻工作者属于知识分子阶层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中国记协国内部曾于1997年1—6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的大型抽样调查。此次调查的对象为我国境内所有新闻机构在编在岗的从事新闻采编业务、领导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新闻工作者。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受教育水准是比较高的。全国93．2％的现职新闻工作者拥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占53．3％，有硕士、博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的人占6．2％，合计为59．5％。在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被访者中，所学专业为社会、人文学科的占91．5％。调查发现，“以促进社会改革为己任”（占被访者91．8％）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占被访者的87．5％）是我国新闻工作者在职业价值方面的基本追求；而“不畏权贵，直言进谏”这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入世信条和“做革命事业的螺丝钉”这一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信条也赢得了我国新闻工作者的普遍认同。

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入世情怀，是我国新闻工作者自近代以来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事业是在海禁大开、变法图强的背景下开始的。早期的著名报人，多是因变法失败或不事科举而走上以办报参与社会变革道路的知识分子。办报成为他们实践传统的“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办报者继承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议政传统，怀有主持公理、指斥时弊的理想。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国人办报的高潮，都和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密切相关。

近代中国不以功业而以思想、言论报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王韬为第一人。1874年2月，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报纸取名“循环”，部分地表示了王韬的循环史观。他坚信，中国通过变法图强，能够再度崛起。王韬之后，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大知识分子。他们办报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将报纸作为完成政治目标的利器，作为唤起民众、统一民众思想的工具。

于右任办报之时正处于一个社会变动的大时代，他以满腔热血，只身一人，为逃避清廷追捕来到上海。他百折不挠地争取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对言论报国的理想忠贞不一。从“民呼”、“民吁”到“民立”，于右任绝不因挫折、失败而气馁。他与他的朋友一起开创了知识分子言论报国的新局面。

“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是邵飘萍最为坚定的信念。辛亥革命后，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独立地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揭露政治的腐败、黑暗，抨击最高反动当局，为民众呐喊，使军阀、政客望而生畏。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有主义有主张，真诚革命，数十年如一日，毫不含糊之中山先生”、“绝对不排外也不媚外之中山先生”。邵飘萍的这些态度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起伏跌宕，无不与报刊密切相关。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出版。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和维新志士。他们办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救国救亡、富国强国。他们具有敢作敢为的精神，敢于发表政见，敢于写触及社会政治弊端的文章。他们深受儒家“威武不能屈”和“成仁取义”精神的熏陶，敢于用一支笔、一张纸向强大的旧势力宣战。他们具有深广的学识，特别是具有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学者，如王韬、梁启超、陶行知等，对于政治动向和社会大势，常能做出颇为深刻的分析和省察，对于外来的先进文化，也多持有“拿来”的态度。他们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较为注意民众的呼声，曾经提出，报纸应当反映民众的活动，应当成为民众的喉舌。这些知识分子的优良素质，对于他们当时的政治作为，产生了重要作用，对于后世报人，也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学习和引进苏联的党报传统，要求新闻从业者不仅是文人，更是党的宣传工作者。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从干部应该加强业务学习、知识分子应该加强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角度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此后，这一要求就一直成为知识分子自觉追求的一个目标。所谓红，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所谓专，就是钻研业务，对所从事的工作领域有很深的理解和把握。“红”与“专”不是对立的，“红”必须落实在“专”上，“专”是“红”的具体体现。以邓拓、穆青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新闻工作者，将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转换为对党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闻界最重要的几个事件和最著名的一批新闻工作者，无不凸显了新闻从业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国家的命运、前途和未来的深切关注，凸显了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业实践阐述党的政策的价值取向。比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时任《辽宁日报》记者的范敬宜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被《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发。此外，1985年《中国青年报》刊发对大兴安岭火灾的深度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发采写邓小平南巡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等，这都是体现中国新闻工作者把启蒙使命和宣传效果高度结合起来的突出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