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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生活中的金矿

时间:2022-04-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挖掘生活中的金矿——谈谈典型报道的采写典型报道,一般包括两个种类:一是典型事件的报道,一是典型人物的报道。比如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人工培植天麻成功,某处山洪暴发,某处发生地震,通信卫星上天等报道,均为典型事件报道。典型报道既具有新闻的特征,又具有它自己的个性。

挖掘生活中的金矿——谈谈典型报道的采写

典型报道,一般包括两个种类:一是典型事件的报道,一是典型人物的报道。比如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人工培植天麻成功,某处山洪暴发,某处发生地震,通信卫星上天等报道,均为典型事件报道。典型人物报道在报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有关罗健夫、蒋筑英、孙冶方、张华等人的报道,就是典型人物的报道。

典型报道既具有新闻的特征,又具有它自己的个性。所谓新闻的特征,就是记者在发现典型报道的时候,首先要权衡自己所遇事件或人物的新闻价值,问一问他们是不是新的事实、新的信息,是不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事件或人物。如果是,它就具备了成为典型报道的第一个要素。当然典型报道还要具备它自己的个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个性的完美也就是个性与世界的真实关系的完美。无论报道典型事件还是报道典型人物,毫无疑问都要写人,都要把人的个性与社会、与世界间的完美关系揭示出来。这就要求记者正确地观察世界、观察人。

我们常常讲,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采访典型报道,自然要坚持从事实出发这个原则,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写作。但会不会写也很重要,关系到整个作品的成败。如果你善于观察世界、观察人,同时你又能把个性与社会、与世界的完美关系揭示出来,那么你采写的典型报道就能成功。否则,你写出的只会是一些沉闷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琐碎的趣闻逸事,就像散沙盖不起楼房一样,无法成为典型报道。

生活中蕴藏着许许多多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这些典型,像金子一样埋在生活的土壤中间,有的埋得很深,有的与各种各样的矿物混杂。记者能不能像挖金子一样把它们挖掘出来,滤出杂质,让它们闪耀出光辉,这不仅要具备“新闻眼”,而且需要具备揭示个性与社会、与世界关系的本领。本文想就这方面的感受,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从“司马迁也是记者”谈起

有一次与朋友谈起司马迁,大家说司马迁是个好记者。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卒于公元前86年,活了59岁。他生活在汉朝,写的《史记》蔚为大观,是一部有权威性的史籍,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其中有一篇《项羽本纪》。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项羽早已自刎于乌江边,而汉高祖刘邦也早已葬于长陵。司马迁没见过项羽和刘邦,但他却在《项羽本纪》中把他们写得活灵活现,就像他当时在场耳闻目睹一样。

为什么司马迁能把自己并不在场的事件写得那么自然可信呢?原因有三:第一,他自幼通读史籍,向前人学习;第二,他青年时代遍游祖国山川,进行了实地访问和调查,获得大批第一手材料;第三,他交了很多朋友,博闻广见。他用的方法正是当今记者所采用的调查研究。他写《史记》,事事有根据有出处。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司马迁很讲求文章的立意,能够鲜明生动地表现出典型人物或事件的特点。

在《史记》每一篇的后面,都有一段“太史公曰”之类的文字,比如《项羽本纪》的最后有一段话,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在《高祖本纪》中,太史公称赞刘邦“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我以为“太史公曰”即每篇文章的立意,或叫立题,是点睛之笔。这立意,与作者对事件和人物的了解紧密相连,与他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

我常常收到通讯员的来稿,有些稿件连题目都没有,他们大概以为标出题目是编辑和夜班编辑的事情。但是,我从这类文章中发现,作者并没有在立意上下工夫。这个工夫下得不深,他堆砌的事例,或者毫不相干,或者漫无边际。我看到这种稿件常常发急,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种景况,就像女同志戴了高沿帽,男同志穿了花裙子一样,难以入目。

我相信一句话,叫做“意在笔先”。因此,我是先立意,或叫立题,再写稿的。意通文畅。我常常是反复思考采访得来的材料,琢磨透一个题目以后,再写作。往往为了写好一篇文章,要先选择三、四个题目在心中比较,一旦确定,也就是想清楚了,便可以一气呵成。比如,1979年我采访数学家王元,起先我只知道他曾在数论方面有贡献,也就是在哥德巴赫猜想方面有贡献。而那个时候,陈景润已经成功地证明了1+2,海内外闻名。因此开始时我对于要不要报道王元同志拿不定主意,担心新闻价值不高。有一回,我听一位同志说,王元在数学方面开拓的领域很多。近20年他和华老合作,研究出华-王方法,被称为价值连城的贡献。这么一听,我就去采访了。那么怎么写呢?

我想了三个题目:

(1)王元成功的诀窍

(2)王元的童年时代

(3)艰难的登攀

我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原因是用“诀窍”、“童年时代”、“登攀”等来立意,固然也能够反映王元的一些个性,但个性不强。我没有贸然行事。我想起王元说的一句话:“华老曾告诫我,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呢!”因此我选择了“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这个题目,这有以下好处:

(1)能反映王元的个性;

(2)带点科学味,而且好懂。

3000多字的通讯,我用两个多小时就写成了。后来果然有了一点儿反响,日本数学杂志女记者江岛看过报纸后特地去采访了王元。

通过这些事情,可以看出立意的重要性。

思想高度从何而来

孟子在《万章上》中说:“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根据自己的体会来揣测作品的思想内涵,是为得之。如单单就作品的文辞来看就可能揣测不到正确的思想内涵。可见,思想内容之重要。典型报道的立意与思想高度有关联,那么,这个思想的高度从何而来呢?

第一,要把典型事件与典型人物放在时代的高度来写。要写出时代的特征、时代的气息来。因此,这个高度就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要求记者有高度的党性和政策水平。记者要紧紧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与它一起欢乐,一起忧愁,一起跳动。

第二,作家们的写作信条是“不写不熟悉的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你看过陆文夫的《围墙》吗?我想他一定读过建筑史,或者请教过建筑专家。不然,他对古典和现代建筑的流派怎么会一清二楚呢?作为记者,我的信条是“不写不认识、不理解的东西”。对事物认识越深,理解越透彻,才能越准确地把握典型报道的思想高度。离开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来讨论思想高度只能是一句空话。

对于事物的认识,在于分析,而分析得越具体,你的理解就越深,你把握的高度就越中肯。难道不是吗?

我曾经为一篇通讯动过很多脑筋。

1979年我和另一位记者要采写声学所所长汪德昭。到所里,只听到一个“好”字。但写什么呢?一时把握不住。有一天,我们在中关村碰到一个熟悉的科研人员。他问明我们来意后说:“好啊,汪所长可是有职有权,是权威呢!”

无意交谈中听到的“权威”二字,真使我们喜出望外!原来“权威”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使知识分子有职有权的代名词!我们选了这个高度写了一篇通讯。

第三,思想高度不能主观臆造,臆造出来的高度害人害己,实在要不得。自古至今为文者,就强调纪实、文风朴素、文字简练。太平天国时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论》就指出:“文明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

记者写典型报道,要时时记住自己的职责,要坚持以事实说话。因为作家们写小说,可以编故事、编情节。而记者写报道必须源于事实、忠于事实、任何臆造都是要不得的。臆造的高度、编造的事实,会损害党的声誉,给自己、给社会带来损害。

“文化大革命”期间,假货充斥版面,浮文奇绝。我当时在报社文教部工作。有一天看到一篇通讯,讲作者随部队拉练,访问了一个中学,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校长,参观了勤工俭学的展览室。这老校长思想好、工作好、成绩多。文章有景有情,使人耳目一新。开始大家议论说,这样的文章不见久矣,但愿能多读到一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文章。但发表后不久,揭发信来了。原来这是一篇编造的典型通讯。作者拉练时并没有经过这所学校,实际上校长是中年人,头发还黑着呢;这个学校也没有一个勤工俭学的展览室。天呐,纯属臆造骗人。好在骗人的事情不能长久。

总而言之,思想高度属于精神的东西,是第二性的东西,它对于典型报道是否成功关系甚大。但它必须在第一性的原则上锤炼,绝不能离开第一性的事实。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应引以为戒。

第四,选择典型报道的思想高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个选择角度的过程。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是多层次、多棱角的。因此选择思想高度,要与生活的多层次多角度联系在一起。这是合理的,无可指责的。但是如果记者为了达到自己想达到的某一个思想高度而强硬地扭转角度,我以为是不明智的。原因是“急火烧不出好糖”,“强扭的瓜不甜”。

感情的交流

近几年,许多典型报道或感人肺腑,或催人泪下,或令人振奋,不少名篇至今脍炙人口。为什么呢?这不是记者有什么妙笔生花的能力,而是“感人赖情真”的结果。也就是说,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与采访对象交流了感情,并在立意时注意传递这种感情。

因此我们在立意之前、采访之中,要尽可能地与采访对象接触,交流感情。前些日子,我经常在个别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报道:记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部、某某委获悉某地的研究所成果显著,某人备受赞扬。开始我不以为然,后来每天一篇地出现这种人在北京获悉外地某人情况的新闻,我异常惊讶。显然,这种报道是从政府材料改编来的。我以为报纸报道典型事件或典型人物时,不与被采访单位和个人见面的办法,不是新闻学上的“创造”,而是一种“倒退”。也许,今后还会出现如此“获悉”的报道,但是本人是不敢苟同的。只有记者的情感与采访对象的情感相撞击发出的火花并燃成大火,你方能传递给读者火一般的热情。只有你受感动以后,才能写出使人感动的作品。

记者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一种人既诚实又热情,而且善于表达感情,传递给你,让你感动。能遇到这样的采访对象,那是记者的好运气。遗憾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时时有。那么,为了和被采访者交流感情,记者就必须想方设法。

如果不注意感情的交流,那么记者采访到的一些事实连他自己都不能被感动,又怎么能把这些事实连贯成篇呢?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记者,他能谈出许多采访对象的事迹,但是他无法把文章写成。

有一年,我和两位年轻的记者去天津采访一个研究所。那是一个典型单位。除了写一篇单位的介绍文章以外,还得写一篇人物群像报道。这后一个任务就落到了两位年轻人的身上。他们工作很努力,每天回来总要讨论一番。

记者甲能说出不少故事,讲得很有趣;记者乙把笔记整理出来,列了几十条线索。但他们的稿子却没有写成功,写了三遍都不感人。为什么?采访浅尝辄止,没有与采访对象进行情感交流。他们不理解采访对象的精神思想境界,不管怎么改,笔下也生不出花来。因此,我强调记者与采访对象的情感要交流。记者要了解人与社会的矛盾、与自然的矛盾、与世界的矛盾。一句话,要了解人的内心世界。

古人言:“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泰山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千万不要暗中摸索,千万要“亲到长安”,到采访对象中去接触、去了解、去生活。

在与采访对象进行感情交流的过程中,加深理解,确定立意,许多老一辈记者有不少成功的经验,这里就不重复了。我的办法是:

1.对于不善言谈的人,不要远离他,要多方接近他,尽量使两颗心撞击的火花成为漫天大火。

对于不善言谈的人,要较多地与他们接触,不要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而要慢慢地接近主题。你只有真正地表现出自己的真心实意,他才会受到激发,把他想说的事情告诉你。

比如我去采访一位核物理学家,同他谈过数次,了解到大致情况。有一个星期天,下着大雨我又去他家中。他无意中说出了好几件事,他开始相信我了。他平淡的叙述却使我十分激动。

又比如,我去采访一位数学家,他言谈很少,有问方答:

“你今年多大年岁?”

“四十出头。”

“你工作的意义何在?”

“报上都登过了。”

“能不能讲讲上小学时代的事情?”

“咳,那有什么讲的!”

后来我到他家采访,了解到一个春节前夕,他在写论文,儿女被打发到大爷家去的事情。我一说,他高兴了,就谈了很多。他知道,我是下了工夫的,不是去应付的。他相信我了。于是情感撞击出火花,我们成了朋友。

2.他待人热情,却偏偏对你冷淡。你要冷静,要不厌其烦地去接近他,让他敞开感情的大门,使“两块冰碰撞,产生强大的聚合力”。

1978年我去访问数学所,几位同志都提到五学科室的党支部书记。我去访问他,他却不接受我采访。他给我列了一连串的名单,让我采访这个,采访那个,就是不让采访他。

我采取磨的办法,先从外围采访,然后,找个星期天把他挡住。我打开笔记本,一下子摆了那么多的事实,他愣了。那天我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下午3点。

3.他能说会道,你要随机应变,不要怀疑他,而要去核对事实,认识和理解那些正确的热情。

对于那些能说会道的人,你也得有办法。你要随机应变,在适当的时候提出问题。

有一年,我和一位同志一起到河南采访,对象是知青代表。真是碰到好运气,他说了一个上午,像讲故事似的,件件都精彩,听了很受感动。我们不怀疑他,而是去核对事实。一是开了一个村民会,向事件发生时在场的人询问情况。他说他挖过一条渠,有三里长。夏天的中午,我们步行去看了一下,也属实。原来他说的是实话。

还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工厂采访一个技术员。一见面,他就打开话匣子。说他为厂里干了多少好事,比如他获得几个科技奖。又说,他来厂之前有担心,第三次被约谈才来见厂长,大有三顾茅庐之情景。我们求证于另一位同志时,说只是两次。这证明他说的虽有差距,但大体可信。于是这件事我们也就写在自己的通讯中了。

(写于198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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