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新闻播音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新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创作发展回顾

喻　梅

2009年注定是一个欢乐之年、激情之年,因为这一年祖国迎来了六十华诞; 2009年也注定是一个回望之年、总结之年,因为六十年的发展与积累留下了太多太多宝贵财富。作为一名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工作者,我们此刻也不禁要回望前辈们来时走过的路,记录广播电视播音事业发展中的点点滴滴。

从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第一声呼号,人民广播播音事业经历了初创、探索、繁荣、曲折、成熟近七十年的发展过程,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中,新老播音工作者以辛勤的汗水、智慧的头脑、饱满的才情进行着高效的新闻传播和勇敢的艺术实践,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在创作形式上不断丰富,传达正义之声、信仰之声、人民之声,创作出了一个个饱含浓郁时代气息、具有深厚思想意义、充盈无穷艺术意蕴的作品和节目,践行着中国播音事业继承、改革、发展的庄严历史使命。播音创作取得的艺术成就来自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自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翻天覆地的时代生活,来自于对现实生活以及人生价值的不断认识而引起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变化,创作者以堂堂之声与时代足音相共鸣。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对播音创作进行回顾和总结,是为了在将来创作出更多受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将播音事业推向一个更加辉煌的新时代。

一、萌芽与初创(1940年～1949年)

人民广播事业诞生于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主要是为了适应政治宣传和军事战争的双重需要。初创时期困难重重,一切都要自力更生,边摸索边学习边实践。来自延安女子大学的两位苏州女学生徐瑞璋和姚雯成了人民广播最早的播音员,在没有太多经验可参考的情况下,她们白手起家,多方借鉴,摸索播音工作的规律。1940年12月30日,人民广播第一位播音员徐瑞璋发出了明朗响亮、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从此中国人民广播和人民广播播音事业拉开了新的篇章。

战争年代的人民广播除主要播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以及党政军领导人讲话外,还播出包括时事新闻、解放区消息、解放区介绍、评论、政策讲座、记录新闻、通讯、战斗故事和文艺节目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党的战略方针和军事原则,广播宣传把重心放在军事宣传和政治宣传上,开设了国民党军起义人员广播讲话节目,配合军事斗争,从政治上分化瓦解敌军,在解放全中国的正义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年代的人民广播不仅是报纸之外的“语言通讯社”,更因为其宣传对象明确,新闻报道真实具体,而成为“茫茫黑夜中的灯塔”,在全国各地、在解放区,特别是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一开始播音,就以战士的身份、战斗的姿态出现,表现出鲜明的党性,反映着时代的特征。延安时期“爱憎分明、生动有力”的播音风格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是党的宣传报道指导思想的充分体现,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意志,朴素、真诚、自然。战争年代,由于发射设备和收听设备的限制,再加上敌人的干扰,广播的播出质量并不是很好,因此,保证语言清晰准确,让听众听清楚、听明白是传播的首要任务。为了力争做到清晰流利,不出错或者尽量少出错,播音组经常组织传达中央重要文件精神,加强政策和时事政治学习,对于发音不准的字词,大家互相纠正,平时加强练习。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保证了播音创作的高质量。与国民党南方腔偏柔软和很多失实的报道相比,延安时期的人民广播内容针对性强,报道真实及时,播音带有北方化的干脆、坚定和朴实。每一位播音员都将他们的心与党的革命事业紧紧相连,与全国人民息息相通,每一次播音都体现出褪去了个人色彩和自我表现的真诚稳健和从容大气,声音结实洪亮、铿锵有力、大义凛然,充满战斗的气息、饱满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心。

人民广播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本质属性和宣传方向上与之前的外办、日伪办、民办、官办广播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民广播电台的根本出发点是宣传民族统一思想、宣传国内和平,是以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主的,反映着人民当家做主的心态和愿望,是和平之声、正义之声,让人民群众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充满胜利的信心和希望。人民广播继承了党报和新华社二十多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广播工作自身的实践特点,逐步形成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播音员们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实际,深入生活,深入实践,艰苦奋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在和劳动人民共同生活,向劳动人民学习过程中,与劳动人民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获得了宝贵的创作原动力。从事广播工作的同志,无论是播音员还是编辑、技术人员,在工作上、业务上、生活上都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形成了一个团结奋进、并肩战斗的集体,良好的协作氛围使播音工作无论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中都能顺利完成。在继承传统、联系群众、团结协作的创作理念指导下,延安时期播音创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爱憎分明是核心,准确清晰是基点,坚定朴实是品格。这一时期的播音创作风格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民族化的一代新风,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战斗风格的生动体现。

二、探索与高峰(1949年～1966年)

1949年到1956年是我国人民广播事业、播音创作大发展的阶段,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严峻考验,尽管时局艰难,但全国军民上下同心,基本稳定了国内局势。1950年2月,政务院新闻总署提出了广播的三项任务,即“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文化娱乐”。1950年3月底,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梅益同志作了题为《人民广播事业概括》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人民广播事业独有的特点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在工作中要不断加强与听众的联系,使广播成为新闻的源泉、教育的讲坛和文化娱乐的工具。1952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和“精办节目”的口号,进一步要求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强调广播宣传的所有节目都必须把听众和经济建设联系起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而奋斗。会议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召开了播音工作座谈会,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形势下召开的第一次播音工作会议,讨论了播音工作的性质、任务、作用、重要性,以及对播音员的要求和应学习的内容。1954年7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齐越作为中国广播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向同行介绍了苏联的播音经验,并且翻译了一些苏联播音员写的文章。大家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也开始总结自己的播音经验。1955年3月,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地播处的主持下,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播音业务学习会议,内容十分丰富。会后,全国各地播音员的业务学习迅速开展起来。1955年8月6日,出版了《播音工作会议内容》,明确了播音员的工作任务和性质,坚持了播音是党的宣传员的基调,强调了喉舌意识,鲜明地提出了具有历史阶段性的认识:“播音不是传声筒,不是机器,不是肉喇叭。播音工作是一种语言表演艺术,是充满无限政治热情的艺术活动。”这一时期,由于宣传任务明确、宣传重点突出、报道形式多样,广播的语言表达方式也丰富起来,更加准确、更加生动、更加贴近生活实际,为宣传内容服务,再加上理论学习的不断深入,播音员的业务实践能力得到了提高。在新闻报道中播出了大量反映新中国生产建设的消息和先进人物事迹,基调积极向上,语速适合工农兵收听的需要,表现出了饱经动荡和战乱的中国人民对于稳定局面的衷心欢迎,鼓舞着全国人民生产建设的热情。通讯播音感情真挚,刚柔并济,出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影响广泛的经典作品。这一时期,广播宣传工作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齐越、夏青、潘捷、林田、费寄平、林如、葛兰、王欢、曹山等一批优秀的播音员因为贴切生动的播音和精品节目一起逐渐深入人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中央人广播电台的带动下,各地方电台的播音工作也有了显著进步,出现了一批各具风格的优秀播音员。

从1957年开始到1966年,广播事业尽管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在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出现了失实现象,但几经曲折,播音工作还是在艰难中一步步前进。由于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广播节目类型越来越丰富,节目质量也越来越高,在节目形态不断丰富的同时,播音创作语言也越来越多样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新闻性节目依旧是广播电台的主体节目,在播音风格上也延续了延安陕北时期的方式,力求做到规范、清晰、流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和较长篇幅的政论文章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这一时期出现了评论播音的高峰,播出了经典评论作品《九评》。由于广泛宣传先进典型,通讯这种播音创作样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节目当中,把握语言新闻性与情感性的有机结合成为播音员业务学习和探索的重要方向。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实验性广播,沈力成为我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早期的播音员还有赵忠祥和吕大渝。初创时期的电视播音在语言的规范、语调的处理、语流的顺畅等方面都是以广播电台的播音为标准进行的。1963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开始正式招收播音专业学生,播音专业的创办,为业务提高、队伍建设提供了保障。6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播音员,如方明、铁城、雅坤、徐曼、虹云、赵培等脱颖而出,逐渐崭露头角。

延安时期“爱憎分明、生动有力”的播音风格,鲜明地打上了战争年代的烙印。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的播音工作者在继承延安播音风格的基础上,学习苏联播音工作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形成和确立了“爱憎分明、刚柔并济、严谨生动、亲切朴实”的播音风格。这种风格是播音工作政治性、规范性、艺术性的统一,是延安时期播音传统风格的延续和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以齐越、夏青、林田、费寄平为代表的播音创作“四大高峰”,他们的播音创作特色鲜明,自成一格。齐越的播音气势磅礴,豪放洒脱,充满激越之情、旷达之心和深沉之意;夏青的播音端庄严谨,铿锵隽永,在准确清晰、字正腔圆中展现音韵美,在分寸得当、逻辑严谨中展现哲理美,在庄重稳健、高雅大气中展现整体美;林田的播音清新晓畅,娓娓动听,淳朴甜美不失庄重,精致细腻不失气韵;费寄平的播音温和壮美,亲切爽快,她的嗓音宽厚朗润,表达自然跳脱,情感厚重平和。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的播音创作,不仅坚定地坚持党性,牢牢地把握住了宣传主调,为社会主义建设推波助澜,同时自身创作也取得了多种成就,发展了新的播音样式,创作了一批精品节目,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播音员,在继承和发扬延安优良传统的同时,为播音创作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三、突变与曲折(1966年～1978年)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动乱、一场浩劫,国民经济、国家建设遭受了巨大损失。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播音工作不可以避免地受到冲击,“文革”期间播音工作被视为专政工具,播音内容被严格管制,播音创作被全面压制,播音风格被严重扭曲。“文革”期间的播音忽视受众,语气绝对化、盛气凌人,在客观上形成了“高、平、空”,即调门儿高、语气平淡、内容空洞的“播音八股”和从上往下以势压人的官腔形态。“文革”后期,“高调门儿”、“喊叫式”的播音虽然有所纠正,但是仍然让人感到“冷、僵、远”。在“文革”偏激、畸形、强压的政治环境中,播音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被强制整齐划一,偏离事实、充斥高调,从根本上违背了艺术创作的丰富性和个性化的规律,也从艺术思想上扰乱了此前播音创作的活跃局面。

尽管在“文革”期间,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损失惨重,但主流意识形态却始终在潜藏、涌动,全中国人民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愿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过,人民群众始终对祖国的安定团结充满渴望,对幸福美满的生活充满期待,对真理正义勇敢坚持,对真假善恶立场鲜明。在全体广播电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广播电视事业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进展,“文革”中的播音创作同样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播音创作的精华,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一些文学类、文艺类的作品因为不涉及太多的政治问题,给播音员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播音员用真实、客观、自然、亲切的语言,传递出了作品原有的文学性和美感。齐越播出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¹⁾、铁城播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徐曼播出的《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不仅是“文革”时期逆境中的播音佳作,也是整个播音史上通讯创作的经典之作。正是这些优秀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动乱之中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能量,看到了坚持文化传统与精神立场的播音创作者的人格魅力,正是有了这些人们,新中国播音创作传统才得以在畸形的年代存亡继绝。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这三篇通讯之所以能感天动地,首先是建立在文章所叙述的人物身上,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本身就很能打动人心,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民族精神具有典型代表意义,是跨越时代、超越国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三篇通讯的创作都非常精彩感人,基本上都没有过多地涉及阶级斗争的因素,而是采用各种创作手法如倒叙、插叙等,描写英雄人物感人的事迹,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成为文章的点睛之笔。更重要的是,在这三篇通讯的创作中,创作者是带着自己的生存困惑和意识去关注历史,关注生活,关注人物,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出了积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齐越、铁城、徐曼既抓住了先进人物身上的感人事迹的共同点,情真意切、情声和谐,又突出了每个人物的不同:焦裕禄的深情关爱、王进喜的激情豪迈、李月华的温情细腻,他们用声音塑造了鲜明又独立的不同人物形象。在创作方式上,三个人的风格又各不相同,齐越展现出了“错彩镂金”的成熟风范,铁城展现出“雄浑刚健”的磅礴气势,而徐曼则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展现出了“出水芙蓉”般的人文关怀。尽管这三篇通讯不可避免地带有“文革”的时代痕迹,尤其是评论语言多带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气息,播音中“高、硬、亮、冲”的“文革”特征也不可避免,但这三篇通讯奠定了人物通讯播音的基础,创作者在场景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的处理中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实例和宝贵的专业典范;同时,在新闻性通讯节目区别于文学节目的播音创作上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播音创作样式。

“文革”结束以后,国家经历了一段恢复调整期,各项事业慢慢开始恢复生气。播音创作逐渐摆脱政治专政工具的局限,把视野投向整个社会生活,对“人”自身的关注逐渐凸显出来。播音创作开始“降调”,体现出创作观念的逐渐变化,大家开始意识到播音工作不仅要为政治、为国家服务,还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必须要有和人民群众平视的心理定位。1977年9月,高考制度恢复。从77级开始,播音专业改为四年制本科培养,播音教育回到了比较正常的道路上,播音理论建设在1977年以后广泛开展起来,并不断总结“文革”时期播音创作的成败得失。

四、恢复与发展(1978年～1989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立了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为我国广播电视宣传注入了生命力,人们重新开始追求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解放思想,宣传工作中极“左”的思想得到纠正,失实夸张的报道得到改观,广播电视回归到用客观事实去说服、教育和鼓舞人民,追求新闻真实性的轨道上。

在战争年代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是播音创作的总体基调,新的历史时期,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新的形势要求广大广播电视播音工作者必须思考“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播音风格,树立什么样的播音员形象”的问题。1981年,全国播音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了“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的口号。1982年3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左漠野指出,我们的新闻播音“缺乏中兴时期的活力”,⁽²⁾必须改进新闻播音,要加快节奏,每条新闻之间要衔接紧凑,反映新的历史时期的活力,他提出播音要“清晰、活泼、朴实、流畅”。⁽³⁾1983年,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在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除了发布政令、宣读重要报告、讲话,广播要像知心朋友一样同听众亲切谈话。亲切不等于轻浮,庄重不等于古板。播音的速度要根据时代的节奏加以合理调整。”⁽⁴⁾这些讲话都对改进播音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981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由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节目开播,每天播送10次,每次15分钟。在节目中,徐曼甜而不腻、软而不嗲、轻而不飘、美而不妖的主持风格使人耳目一新。《空中之友》节目的播出标志着广播电视中一种新的节目形式——主持人节目的出现。主持人节目是在长期我国广播电视自身发展实践积累以及参考国外广播电视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节目形态,是广播电视改革的一个突破,是遵从广播电视规律的成果,它的出现打破了我国广播电视节目的固有模式,给广播电视宣传带来了新的活力。这种受人欢迎的节目样式一出现,很快就在全国推广开来,从此我国自己的节目主持人出现在大家面前。主持人的特点是,以个人的身份相对固定地出现在节目中,使用第一人称“我”直接和听众面对面地谈话交流,为听众服务。他既不同于新闻播音员,也不是单纯的编辑和记者,他必须或多或少地参与节目的编辑、制作过程,充分理解节目的意图和内容安排,灵活地掌握节目的进行。在这里,主持人不仅是把文字语言转换成有声语言的执行者,也是文字语言创作的参与者,在节目中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节目的需要,在保证政治导向和宣传效果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即兴发挥。1986年12月15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二台正式更名为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并采用主持人串联直播的大板块节目形态开始播音,让听众参与到节目中,和听众平等交流,改变了过去带说教色彩的传播模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交流模式,最大限度地调动主持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了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功能,使整个广播电视宣传方式发生了变化,开拓了广播电视的社会功能,丰富了广播电视为人民服务的内容。随着“珠江模式”在全国的广泛推广,我国广播电视有声语言创作又一次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广播电视改革开始向着整体全面过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80年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生的最大变化首先体现在新闻传播观念的变化上。从摒弃“阶级斗争工具论”到继承发展“喉舌论”,中国新闻工作者逐渐认识到新闻媒介是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下情互达,不仅要坚持党性原则,还要坚持人民性、群众性原则,对党和人民负责。广播电视应该是人民群众的知心朋友,播音员应该是听众的知音。从时代风格上讲,与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不同,改革开放时期的播音对受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庄重大方、真诚朴实,这种风格在视听结合、声画同步、神形兼备的电视媒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五、成熟与突破(1990年～1999年)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广播电视改革放缓了脚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主要任务。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在坚持党性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出现了活泼生动的局面,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十年间,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的不断活跃,广播电视传输技术、制作方式、经营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播电视越来越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生活。

1995年,中央提出文艺创作“三贴近”的口号,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成了广播电视创作的素材,新闻、教育、文艺、体育、服务、知识等多种类型的节目丰富多彩、无所不包,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文艺、绘画、音乐、军事、农业、科技、戏曲等诸多方面,多元化的信息让受众目不暇接。在注重广泛性的同时,广播电视传播内容也越来越贴近生活、贴近实践,这种贴近性带来的是受众的心理共鸣以及传播效果的提升。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关乎民生、民情、民意的社会动向,便民、利民、惠民的政策举措都成了广播电视关注的内容,介绍各种生活小常识、小窍门儿的生活服务类节目以及报道百姓身边小事、家长里短的民生新闻更是风靡大江南北。此外,还出现了大量以特定人群为收视群体的贴近需求、服务到人的对象性节目,如老年节目、青年节目、儿童节目、妇女节目等。1997年7月1日,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开播,综艺类节目中更时尚、更活跃的娱乐主持人出现。此后,娱乐节目在全国异军突起,掀起了一股“快乐旋风”。

节目内容和节目形态的变化,使主持人的语言表达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在庄重大方、真诚朴实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贴近生活、亲切自然的色彩,对象感更明确、交流感更强烈,与受众的距离更接近,给人以清新流畅之感。谈话式的播音语言样态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节目当中,这种方式“不仅吸收了播讲方式的吐字准确、规整,富于音乐性的长处,也吸收了口语中的亲切自然和机敏灵活等长处。这种播音语言流畅,语句松紧变化较多,吐字力度不大,但颗粒较清晰,轻巧灵活”。⁽⁵⁾广播电视语言进一步和人民群众“亲密接触”,表达亲切生动、灵活自然,交流感强的播音语言样态在各种访谈节目、对话节目、现场报道以及主持人节目中得到广泛运用。

90年代,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全国新闻改革全方位展开。1993年3月起,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新闻播出由4次增加到13次,⁽⁶⁾实现了整点播出、新闻直播和重要新闻滚动播出。1996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实现直播。随后几年,各地方台的新闻节目陆续实现直播。1997年,中央电视台对香港回归进行了72小时的直播报道,尽管留下了很多遗憾,但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之后,中央电视台大刀阔斧推行直播,将宏大新闻事件及其场景同步呈现在受众面前,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广播电视也开始在新闻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做文章。199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大型杂志性栏目《东方时空》问世,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类节目《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调查》开播,完成了电视新闻报道改革的“三部曲”,成为我国广播电视传播中的标志性事件。这些节目对重要新闻事件、社会热点进行深度拓展和延伸报道,对重大事件进行背景分析,对国家重大方针政策详细阐述,对热点问题进行连续跟踪,播发大型、系列、专题报道,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对社会生活的各种不和谐现象进行舆论监督。

广播电视宣传速度、深度、广度的立体发展给播音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闻播报声音平和、语调明朗、节奏明快、轻松自如,不仅重大的政治新闻,而且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国际新闻也都成为媒介传播的主要内容;在传播新闻事件的同时,背景分析、深度解析、动态信息和反馈信息也大量出现;播音中解释性、分析性、评论性语言得到加强。突发事件直播、时事评论、专家访谈等节目的大量出现,改变了主持人单纯的节目串联功能,使其有了一定的发挥空间,主导性、灵活性越来越强。在这样的形势下,主持人除了要具备良好的语言基本功,表达准确、清晰、流畅、自如以外,还需要具备较强的语言思维能力和架构能力、现场反应能力、临场调控能力、即兴创作能力,表达重点要更明确、节奏要更明快、逻辑要更严谨、语言要更流畅、现场报道要更直接更鲜活,真正做到“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敬一丹等一批播音员主持人以他们精练跳脱的语言、快捷深入的报道、机智灵活的反应受到了观众的喜爱。1996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正式成立,1999年开始招收广播电视艺术学“语言传播艺术”方向博士生,2001年开始招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播音学”方向博士生,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传播需求下,对播音员主持人的培养越来越系统、完善。

六、创新与融合(2000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新媒体飞速崛起,博客、播客、贴吧等给人们提供了最广阔的交流平台和自我秀场,改变着文化的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点对众”、“点对点”的传播模式逐渐向“众对众”发展;广播电视传媒行业创作理念更加开放、务实、积极,广播电视的传播内容也更加趋于平民化,力求雅俗共享,它既不同于精英文化,又不同于大众文化,追求创意、简单、自然、和谐,同时采用现代高科技,为受众创造一种以智力、真理为内涵,以数据、信息与网络为链条的知识化现实,迎来多元化与个性化的发展时期。

新世纪播音主持创作与社会生活状态、广播电视传播发展、传播理念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播音主持语言庄重大方、真诚朴实,贴近生活、亲切自然,鲜活明快、个性多变,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新时期广播电视节目类型日益丰富,分工愈发细致,播音创作者与节目之间的依附关系越来越突出,不同的节目传播方式、不同的节目播出形式、不同的节目核心内容对播音员主持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传统播音创作方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更丰富多彩的话语样式,对播音员主持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在新媒体的强大冲击下,广播电视新闻报道进一步“提速”,新闻时效性开始以“时”、“分”、“秒”来计算;在强大技术力量的支持下,大量的直播、连线在节目当中出现,各个媒体纷纷在国内各大城市以及国外主要城市设立自己的记者站,一遇突发新闻事件就立刻“连线”现场记者,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先声夺人”地进行独家新闻报道。在新闻事件报道的挖掘上,来自各行各业具有深厚专业知识功底及较强综合分析能力的专业时事评论员开始出现在节目中,他们在节目中的评点专业性强、角度新颖、语言精练,提供给受众不同于媒体人的专业新闻解读。新世纪的播音员主持人在节目中不仅要进行播报、采访、谈话等语言传播样式的自如转换,还要体现对新闻事件细节的快速捕捉、对评论角度的深入开掘、与记者评论员进行从容的对话,其个人内涵、新闻素养、思维能力被最大限度地放大。大量具备采编播合一能力的记者型主持人以他们深厚的新闻功底、丰富的采访经验、灵活的现场反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2008年,对于媒体人来说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年初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3·14”西藏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三鹿奶粉事件、“神七”飞天……无论是悲伤、痛苦、愤怒,还是感动、喜悦、振奋,媒体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与记录者,人们从大量的直播报道、连线采访中记住了张泉灵、李小萌、欧阳夏丹,记住了康辉、海霞、赵普……

21世纪是追求个性、关注自身价值的时代,人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求同趋同的心理状态正在发生变化,个性化、自我化、复杂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受众除了追求传播内容的“新”、“奇”、“异”外,对新颖的节目形式也表现出很高的兴趣。由于受众需求的不断改变,广播电视节目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寻求新的突破点,形式越来越时尚热闹,内容越来越娱乐休闲,多种层次、富于变化、独具风格的节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受众的眼球。与此同时,那些摆脱固定腔调、打破话语套路,更敏锐、更灵活、更丰富、更自如、更夸张、更放得开、更能调动现场气氛,个性鲜明的主持人则更具魅力:《半边天》的张越自然真诚,充满人文关怀;《面对面》的王志语言犀利、逻辑严密;《小崔说事》的崔永元朴实自然、充满智慧;《中国周刊》的白岩松睿智独到、侃侃而谈;《非常6+1》的李咏亦庄亦谐、机智幽默……他们都因为在节目中极富个性魅力的主持而赢得了无数观众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受众开始因为喜欢某个主持人而选择收听收看他所主持的节目。挖掘自身特点、寻求变化、突出个性,已经成为当今播音员主持人努力的方向。

2000年之后,以中央电视台《幸运52》、《开心辞典》等为代表的益智游戏类节目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智力竞赛热情。2004年,以《超级女声》、《梦想中国》为代表的“真人秀”节目席卷荧屏,之后“选秀风”、“跳舞风”、“歌会风”、“卡拉OK风”一个比一个猛烈。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主持人盲目追求松弛自然、鲜活明快、个性突出,将之“异形化”、“怪诞化”,忽视、轻视了广播电视语言的标准化、规范化,普通话水准下降,甚至出现了低俗、松懈的情况。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三条明确指出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第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第十九条规定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对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分别情况进行培训。从2002年开始,全国开始推行播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制度。2005年8月9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制定了《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对播音员主持人进行资格考试,通过考试的人员才能取得从业资格。不论是专业院校的学生还是转行从事播音主持工作的人员均一视同仁,都需要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和专业资格考试,这些规定规范了播音员主持人从业资格管理,提高了从业人员的素质,加强了广播电视队伍建设,使播音员主持人的业务水平得到了保证。此外,2004年11月23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发了《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2005年9月10日,广电总局批转了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自律公约》,进一步对播音员主持人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提出了要求。

我国播音工作从业人员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自学成才到口传身授,从半路出家到专业培养,现已成为一支人才济济的播音队伍,并且逐步向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迈进。

新中国播音创作从金戈铁马、硝烟弥漫的战场走来;在热火朝天、群情高涨的建设时期发展;在十年“文革”中遭到压抑、扭曲;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重获新生。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播音创作具有政治性,舆论引导作用突出;播音创作具有时代性,彰显时代气质;播音创作具有社会性,深入生活、服务大众;播音创作具有创造性,是文字语言到有声语言的精妙转换,是内部语言到外部语言的真诚外化;播音创作具有新闻性,遵循新闻原理,完成信息传播;播音创作具有艺术性,带给人美的享受。播音创作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播音创作必须适合国情、贴近民情;播音创作必须准确地传达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播音创作必须巧妙地引导人民群众健康的审美心理和情趣;播音创作应是大众传播、具体节目与创作者风格的和谐统一;播音创作应是创作者高尚的人格魅力、丰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人生阅历的综合体现。时代本质、意识形态、政策导向、受众需求是影响播音创作的主要因素,在丰富多彩的时代生活中,未来的播音创作必将更加异彩纷呈。我们要辩证地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既继承传统又锐意创新,使播音创作体现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时代塑造人,作品成就人”,广播电视语言表达有其自身的规律,讲究文明与道德、质量与品位、艺术性与典范性的有机结合。一个优秀的新中国的播音创作者,不仅要有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要加强政治理论和时事政治的学习,坚持党性和正确舆论导向,保持和整个广播电视传播价值观的统一,还要全心全意地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生活,蓄积并激发饱满的生活热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代表国家、服务人民的重任,才能营造语言“音、意、情、形”的美感,树立“音声美、意蕴美、分寸美、韵律美”的审美典范,发挥语言“言事省人、言理服人、言情感人”的作用,最终形成典雅、庄重、大方、质朴、亲切的具有时代作风、民族气质、中国气派的人民广播电视播音创作风格,实现形式美和内在美的统一,达到曲虽高但和不寡的美学境界。

参考文献:

1.张颂主编:《中国播音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张颂:《情声和谐启蒙录——张颂自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3.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4.姚喜双:《中国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语文出版社2007年版。

5.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949～2000)》,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注释】

(1)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播出时间是1966年2月4日,从时间上来讲,这篇通讯播出时“文革”还没有正式开始,但这篇作品写作于“文革”酝酿阶段,播出于“文革”发动阶段,其产生的影响也延续到了“文革”爆发以后,因此将其归类为“文革”时期作品。

(2)杨波主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3)杨波主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4)左漠野主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

(5)赵玉明、王福顺主编:《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6)包括体育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