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的示范性

三、电视节目的示范性

大众传媒处于世界与观众之间,媒介成为塑造大众的重要力量之一。这种塑造力量暗示了媒介对受众生活的“再构成”作用。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实通过媒介组合成了现实的“拟态环境”。这种“虚幻外界”(沃尔特·李普曼语)对人民的生活有着不容忽视的示范性^[14],尤其是在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必然会出现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的混乱。社会地位变动中的人往往缺乏现成的指导,不易获得如何把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知识。于是,电影、电视和广告就来为他们引路^[15]。电视最大的传播优势是声画俱全,受众可以凭借视觉和听觉器官同时感知电视屏幕上的图像和声音,尤其是其直接刺激视觉感官的叙事方式,使得电视的示范效果会远远超出其他媒介。“虽然电视图像非实物,而是事物在屏幕上的复印物,但较之抽象的文字而言,图像则更直观、更具体。”^[16]“作为社会中的人,我们越来越生活在现实的图像或者画面之中,而不是直接生活在现实之中。”^[17]对于处于草原深处的鄂温克人来说,通过电视中的图像了解外面世界的变化,感受与草原游牧文化相区别的其他文化中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满足目睹的欲念,与此同时,使自身深层的价值观念由此得到迁移、加强或者弱化。

自从以创造现代社会“模拟文化”主要图像来源的电视落户草原鄂温克人家庭以后,从新闻到电视剧等各种电视节目便对草原鄂温克人起到诸多示范作用,比如真正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在各种具体的社会情景中自身应该如何反应、决策、行动,在某些方面,电视甚至是鄂温克人生活和精神方面的良师益友。“电视不仅为行动提供可以进行不同方式解读的角色模式,也为日常生活的理解提供图像和框架,我们随后可用这些图像和框架解读别的社会文本。电视不仅可以告诉我们做什么,还能告诉我们这么做意味着什么。”^[18]就节目类型来说,新闻性节目由于具有实用性,鄂温克人经常用它作为某种观点的例子,甚至将其视为观念的示范,而影视剧和娱乐性节目由于是用形象演绎着观念,因此起着形象示范的作用。

电视节目的示范性首先源于电视是一种综合媒介,它可以调动草原鄂温克观众视觉和听觉器官的协调活动。这种以图像的生动具体、现场感强而取胜的媒介使得“观众在观看电视时其视觉和听觉通道被同时激活。据研究,多种感觉道比单一感觉道对信息的接收更轻松,对信息的认知更全面。电子手段所造成的色彩纷呈的屏幕形象更容易使人兴趣盎然。”^[19]正是由于对电视信息的认知更轻松、更全面,才更易于引发鄂温克人电视情绪情感的变化、激发更多的电视行为意向、导致更多的电视行为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产生电视行为创新。斯琴高娃告诉笔者:

以前没有电视的时候,我们通过听收音机也能了解一些信息,但是毕竟只是听,看不到真实的人和事,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就拿引进高产奶牛来说吧,如果不从电视上看到那些养这种牛致富的真人真事,光是靠听说谁敢投入呢,那样太没有把握了。再说了,听广播里说故事得依靠想象,自己的想象和真实情况有时候会差十万八千里呢。

“想象是把脑中存储的过去的表象根据描述进行重新组合,不同的受传者阅历不同,头脑中储存的表象的数量、种类是极不相同的,所以,不同的受传者根据同一描述所进行的想象是极不相同的。”^[20]想象是对记忆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过程。而表象是“对过去感知的对象在头脑中再现出来。表象来自于知觉,没有知觉便没有表象。无论视、听、味、嗅、运动、触等各感觉到的表象,都是各自感知的结果。”^[21]草原鄂温克人由于长时间从事单一的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并没有参与过广泛的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在将听觉媒介传播的信息,即以符号为主的第二信号系统还原为以外部世界映象为主的第一信号系统时,由于自身视野和生活实践的局限使得还原能力大大降低。因此,对于草原鄂温克人而言,由电视画面的直观性和具体化效果所产生的示范性效果便显得尤为重要。

俺都汗是一位著名的摔跤手,他非常喜欢看体育节目。由于居住的辉苏木没有有限电视,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他每天骑摩托车到120多公里的南屯(鄂温克族自治旗政府所在地)去看比赛,风雨无阻。他说:

我爱好体育,我看体育节目是想感受力量的伟大。……最重要的,我是想通过看现场比赛来学习更多的体育知识和比赛规则,电视通过现场直播或者转播正好能满足我的这种学习要求。听广播就不一样,没有那种示范的作用。如果没有电视,我们这里这么偏僻,我根本不会了解那么多的体育比赛规则。

一位中年女性告诉笔者电视教会了她很多事情:

我们草地人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只是上过小学,四十岁以上的大部分是文盲。太深的道理我们听不懂,读书又不识字。电视上经常能直接告诉大家有些事该怎么做,简单,学得来。我在缝制衣服的时候经常学着电视里教的搭配颜色,别人都说我会美,其实我是从电视上学到的。前几天,我从电视上学会一个菜,孩子们都说好吃,还催着我做呢。

由此可见,电视节目的示范作用对于草原鄂温克人的态度和行为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这是由于“电视是文化象征的主要表现者。电视上的图像既是主观规范性的又是客观描述性的。它不仅用图画展示社会上的新鲜事,而且还引导人们怎样去适应社会秩序。此外,它还表明如果不适应就会受苦挨罚。相同图像反反复复地再现产生了这样一个电视世界:传统就是准则,遵从是硬性规定。”^[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