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人情绪情感的变化

二、鄂温克人情绪情感的变化

“情感的发生,是客观刺激物对人们发出信号作用,是人们认识了它的意义而产生的。”^[14]电视和电视节目都是客观刺激物,鄂温克人在这些刺激物所发出的信号作用下,会产生一系列新的关于社会意义的认知,原有的情绪情感也会随着认知的变化而变化。

(一)民族自豪感的提升

鄂温克族是一个在山林中成长起来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很难有系统的历史记载,后代人对自身民族的了解只能通过一些口耳相传的诗歌、神话或者老人们的口述。近年来,随着呼伦贝尔市对草原文化宣传力度的加强,具有浓郁游牧文化特色的少数民族服装服饰表演在电视银屏上开始展示。2000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的布里亚特服饰表演队,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四套、十二套播出过,还参加了内蒙古电视台与北京电视台联合录制的春节晚会。虽然是兄弟民族的服装服饰表演,鄂温克人认为能让全国观众了解呼伦贝尔草原的风情,了解游牧文化,他们会感到同样的自豪。后来鄂温克族服装表演队成立,这支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服饰表演队已经成为展示鄂温克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浓郁的民族风情把因无文字记载而没有厚重历史感的鄂温克族推向了前台。尤其是当牧民们从电视上看到这种显示着自身民族的文化智慧和创造力的民族形象时,不但唤起了鄂温克民族成员的历史记忆,更重要的是增强了鄂温克人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内蒙古电视台制作了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作为对自治区60年大庆活动的献礼,其中鄂温克族的风情与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这也使鄂温克人的民族自豪感再一次增强。有一次,笔者和牧民们一起收看一场文艺晚会,当演唱《吉祥三宝》的组合一出场,电视机前的鄂温克人立即兴奋起来,那种激动和自豪感在收看别的电视节目时不曾体现,因为演唱者之一乌日娜是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鄂温克人。2007 年10月份,鄂温克族自治旗的民族音乐制作人吉雅在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和北京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祝福北京奥运评选民族祝福使者活动中,被选为鄂温克民族祝福使者,将作为鄂温克民族代表参加2008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56个民族共同为北京奥运会祈祷的盛会。当牧民们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时,当即杀羊,喝酒,以示庆祝。

(二)理智感的加强

鄂温克民族是一个好酒的民族,这种好酒的习性与他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的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适当饮酒能够抵御风寒、壮大胆量、排遣寂寞和欢乐助兴。然而,酒对神经的麻痹作用会使人失去理智,导致不良行为的发生。在草地,因为喝酒躺在雪地里被冻死、酒后引起打架斗殴、整日沉迷于酒而变得懒惰由富裕户滑落为贫困户的现象并不少见。自从电视进入牧民家庭以后,牧民们的业余时间不再完全依赖酒而度过,在电视和酒争夺牧民业余时间的竞赛中,电视以它特有的传播优势吸引了牧民们的眼球。一位搞“广播电视村村通”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自从牧民们看上电视以后,社会治安好了许多,恶性事件的发生率也越来越少。尤其是电视节目中行为人所表现出的一些文明解决问题的方式,对鄂温克人理智感的提升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鄂温克人不赞同离婚,只要结婚了,就要一辈子在一起。要是想离婚,总是会打打闹闹,互相伤害。我和我丈夫离婚的时候是以私下协商的方式办的手续,这种方式也是在电视上看到人家这么做,跟着别人学的。就是不想在一起过了,也没有必要打闹,那种方式不好。

我喜欢看法制节目,经常看到有些人因为压不住火做出一些事情,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原来我性子很急,谁要惹到我我就想动手,现在好多了,一想到那些严重的后果,我就能够克制住自己了。

有一次临近嘎查的羊进到我家草库仑吃草,羊倌没看管好羊,自己不承认错误,说是我的围栏不结实。我不想和羊倌打架,我想让他陪我损失,我抓了一只羊。这个办法我是从电视上看到的。过去经常有因为这种事打架,动刀子,我不想那么做。

有些经常下草地的干部也有同感,他们觉得现在的草地老乡某些行为方式比过去文明多了。由此可见,电视在提升鄂温克人理智感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亲情感的凝聚

有些研究结果显示,由于媒介渗入日常生活,正在逐渐剥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接触,剥夺人们在社会中学习的机会,进而损害人类的精神情感生活,使人的感情表达、动作姿态等可见可感的成分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减弱了。这种情况在城市里可能会出现,但是在草原却不一样。随着电视进入鄂温克牧民家庭,使得鄂温克人的闲暇时间基本上被电视所占据,一家人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反而增多了。

以前靠睡觉打发的夜晚,如今因为有了电视而改变,电视使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并且为交流提供新的话题,共同的看法能增进情感的交流,不同的见解也能调剂生活的情趣——

没有电视的时候,晚上没事可做,男人们有时候在一起喝酒,女人和孩子一般都很早就睡觉,就是聊天,也没什么可说的。现在不一样,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说说笑笑,我们经常是一边看电视节目,一边聊里面那些新鲜的人和事。有时候孩子们和大人看法不一样,还起争论呢。晚上争不出个结果,白天干活的时候还各说各的理呢。

电视不但使家庭中男人与女人有更多的接触时间,关系也变得更为密切:

以前,我以为孩子他爸是个粗心的男人,后来我发现他的心有时候比女人还细。如果晚上有我喜欢看的电视剧,他总是会帮助我挤牛奶、找牛犊、饮牛,快点把活干完,让我赶上看电视的时间。有一次他去海拉尔,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一瓶电视广告上的擦脸油,那一阵子我的脸晒得有点疼。我虽然觉得贵,有点心疼钱,心里却挺高兴。

在草地,一般的鄂温克牧民家庭中只有一台电视机,能收看到的视频数基本上在二三十个以上,节目内容相当丰富,小孩儿喜欢看的动画片,男人喜欢看的武打片、枪战片和体育节目以及女人们较为喜欢的歌舞和情感类电视剧应有尽有。虽然家庭成员间各自电视节目的喜好不同,但是客厅内和蒙古包里因电视频道的争夺而引发的分歧和矛盾却并不多见。鄂温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被称为“阿爸额宁、乌特(或乌日乐)”关系,儿女们总是很尊重父母,体谅父母,在看电视方面,这一点也能体现出来。17岁的青少年南丁告诉笔者:“和哥哥姐姐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会看星空卫视、凤凰卫视或者其他好看的汉语频道的节目,如果父母也坐下来看,我们就随着看蒙语节目,父母们汉话听不太懂,看起来费劲。即使在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也会以父母为主,看蒙语的春节晚会,等父母们睡觉了,我们再接着看中央台的节目。”

作为父母,他们对儿女们收看电视节目内容方面则很少限制。斯琴的话很有代表性:“看电视能学会很多事情,让孩子们多了解草原外面的情况对他们有好处,我们教不了儿女太多,电视能告诉他们有些事情该怎么做。”

电视不但没有造成家庭间亲情感的淡化,或者因为电视而引发矛盾。反而,由于受电视节目的影响,某些家庭亲情感却加深了。他们将电视剧中的家庭作为参照组,依据这些参照组的情况,与自己家庭进行对比、鉴别和评价,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某些方面的家庭生活。比如,格日勒全家一起出门旅游,让孩子增长见识；斯琴和孟和夫妇到外地探望为迎接体育比赛而集训的儿子；有些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修正自己的行为,更多地承担家务；女人们也拥有了更加温柔的一面。

由于个体的知识、经验、需要和追求目标以及认知评价等各方面的差异,同一环境对不同的个体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情境,因而产生的情绪情感也可以不同。同样,电视及其节目内容这一客观刺激物对鄂温克人情绪情感的影响,既有积极的部分,如民族自豪感的增强、理智感的提升和亲情感的凝聚；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消极方面的影响,如忧虑和自卑感的加深。

(四)忧虑和自卑感的加深

电视为草原鄂温克人打开了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它犹如一面镜子,将外部世界的繁华与富有展示出来,由此激起了草原鄂温克人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如对都市生活的渴望、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新型职业的渴求等诸多欲望。虽然电视所建构的世界是一个经过选择的虚拟世界,并不是真实世界的复制。但是,由于电视具有自然化的效果,在鄂温克人眼里,电视提供的世界就是草原之外真实世界的景象。正如李普曼的观点所言:“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15]电视将鄂温克人放置在一个由别人塑造、却令其相信的外部世界之中,外部世界的多彩与富足和草原生活的单调与落后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加重了鄂温克人的忧虑和自卑,降低了鄂温克人的幸福感——

没有电视的时候,我们对外面人的生活不了解,看不到别人的富有,也就对比不出自己的贫穷和落后。现在可不一样,我们这比外面差得太多了,吃、穿、住的方面和电视上那种生活根本没办法比。电视上总是把草原生活描述得那么好,蓝天、绿草、成群的牛羊,实际上,现在的草原已经大大不如从前了。

我经常为以后的生活担忧,现在草原状况一年不如一年,这几年又大旱,日子越来越难熬。从电视上看到别的地方的牧民离开草原到大城市去打工,汉话说不好,字也不认识,找个能干的活非常不容易,还经常上当受骗,这种情况,能不着急和自卑吗?

笔者在调查问卷中向牧民们了解“你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和“你最想干的事情有哪些？”,其中62%的人回答最关心的问题是草原生态环境,85%的牧民最想干的事情是挣钱。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大部分鄂温克牧民还是处在贫困状态。这种贫困状态如果没有与外界的比较,也许鄂温克牧民心中的落差和不平衡感不会那么强烈。当电视为其展现外部世界的精彩时,也使其感到了一种因无力改变自身状况而由此产生的困惑与无奈。

【注释】

[1]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64页。

[2]参见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3]同①,第364～365页。

[4]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5]金海、涂·林娜:《内蒙古鄂温克族》,载《鄂温克研究》2002年第1、2期合订本。

[6]苏雅:《浅谈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唇齿相依的渊源关系》,载《鄂温克研究》2002年第1、2期合订本。

[7]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8]南屯,系指巴彦托海镇。

[9]方晓红:《大众传播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3页。

[10]同①。

[11]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

[12]Lerner,Daniel.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Free Press.

[1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82页。

[14]虞达文:《新闻心理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1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