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与提升

第二节　先导与提升——主持人文化影响力作用下对受众审美心理的影响

电视是一种审美文化形态,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融合了电影的五种基本元素影像、文字、声音、音乐、音效以及频道、栏目、主持人等多种符号形式的电视媒介,比之以往其他媒介都更加迅速并更加深入地传达着当代文化,对现代审美思潮以及受众审美心理同样有着直接而又强大的影响。无论是新闻节目、文艺节目、娱乐节目、生活节目、体育节目,还是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等,都在由受众视听感觉加盟的审美阅读活动中产生出一定的意义,从而改变着受众的审美心理。

在主持人文化影响力的领域内,电视屏幕上主持人的一言一行都将给受众带来更为直观、更为显性的审美阅读。在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中,在受众或专注或随意的阅读活动中,主持人在有声语言及屏幕形象上传导出来的多元文化意义必然会反作用于社会,起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影响受众审美心理的作用。在受众对包括主持人在内的电视作品的审美阅读中,如若没有强烈的主持人吸引力,没有独特的主持人感染力,缺少了一种可以仿效和认同的对象,这种审美阅读活动是断然难以进行的。因而可以说,在主持人吸引力和感染力作用下,主持人的语言及形象对于受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起着先导与提升的作用。

一、语言方面标准的建立

“语言是人类极为独特和珍贵的工具,可以说是我们人类起源、发展和进化的看家宝。因为有了语言,人类就能把他们进化过程的知识一代一代传下来；因为有了语言,人类的智慧就能通过信息的广泛交流不断发展”。^[14]而因为有了电视,人类的知识得以瞬间传播；因为有了电视节目主持人,人类的智慧就能通过视觉＋听觉的感知在与受众的交流中不断发展。于是,以有声语言为职业特征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电视文化的传播中,不仅肩负着信息的传播,也同时担负着语言的传播。与其他媒介相比,电视拥有范围最广、数量最多和层次最为丰富的受众群体；与其他职业相比,电视节目主持人具有最为直观、也最为直接的语言示范效应。在社会语言的生活空间,主持人有声语言的影响力也成为主持人文化影响力之凸显。

首先是标识作用。“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他要使自己的语言向普通话这方面接近,很重要的是要通过大众传媒。我们的广播,我们的电视,我们的电影,一方面给人民以娱乐,以教育,以启迪,以陶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告诉他们什么是我们国家的通用的、标准的语言,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广播电视的播音员、主持人在推广普通话当中肩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15]事实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广播电视当中的有声语言作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和标识,尤其是把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的有声语言看做是标准语形式的代表,是整个国家语言运用的标杆。有人以为这也许带有中国特色,其实不然。英国的“BBC的播音十分规范,采用的是全英国人都能听懂的标准英语”。^[16]BBC还多次采取措施,对播音专业人员和记者提出明确的要求,力图清除其中的美国腔和修辞、语法上有失规范的问题。德国柏林的《德国之声》也要求他们的电视播音员必须说标准的汉诺威德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标准语是国家的形象代表,标准语的正确使用,是国家“软实力”的文化体现。

其次是规范作用。规范是对标准实施过程的监控与度量,规范是对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认定与考核。国家标准语的实施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与指导,更需要有专门、专业人士的“现身说法”。这个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播音员、主持人的肩上,因为他们是有声语言使用的“专业户”,甚至是“大户”,对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在内的普通话执以规范、标准的度量,既是主持人媒介角色必备的职业素质要求,也是主持人社会角色应尽的职业责任要求。国家三部委早在1994年就联合作出了《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决定中将普通话等级划分为三级六等,又规定播音员、主持人必须达到一级乙等以上。这一制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有声语言传播规范性的落实。

语言学研究结果表明:人类80%的语言行为都属于信息接受性质,即听他人说话或是阅读；只有20%的语言行为具有发出的性质,即对别人说或写。由是观之,人类的信息接受能力要远远大于发出信息的能力。这个结论似乎对于进行大众传播的媒介人来说是个福音,对于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有声语言标识与规范作用的实施应该更为有利。然而,媒介的语言影响力是与媒介使用语言的状况密不可分的,屏幕上主持人使用语言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带来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导致审美认识观念上的转变。

“‘烧’(稍)胜一筹”是燃具灶的广告词,“‘快治’(脍炙)人口”、“‘肠’(长)治久安”成了药品药效的说服力；当“终身无‘汗’(憾)的选择”、“默默无‘蚊’(闻)的奉献”、“得‘芯’(心)应手”、“‘译’(意)气风发”出现在学生们的作文中时,老师们哭笑不得,语言学家们则大声疾呼,这种缺乏责任意识的“成语新编”是一种篡改,它贻误的可能是一代人对传统文化宝藏的曲解。而电视屏幕上的语言污染似乎更加严重:“港腔港调”认为时尚,“怪腔怪调”追求个性,“嗲声嗲气”则自以为就是亲和力。天气预报时,主持人婷婷玉立,配合手势说着“明天将会有雨”,将英语中的时态乱用在汉语里；而在多人主持的节目中,只用“开心”、“好好”的夸张表现,完全封杀了“高兴”、“快乐”、“愉快”、“激动”等词汇的情感差异以及“很”、“十分”、“非常”等词汇的比较层次。坐在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考场上,可以轻松考出一级甲等的成绩,但站在镜头前主持节目时,竟然也可以“轻松”说着可能刚刚够上二级甲等的话语:“各位观众盆(朋)友,那其实今天怎(真)的蛮高兴看到大家的,那其实我汗(和)大家之间的距离都蛮近的,那今天我要缩(说)我一直都爱你们的!”更有甚者,某电视台招聘主持人的广告上特别注明“普通话带南方腔者可以优先考虑”的字样,并且公然张贴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门口。据说认为“普通话标准不标准不重要,重要的是个性”、“标准的普通话是与受众生动交流的障碍”的电视台有关领导还不在少数。这种以“港腔港调”为美、以不那么标准为时髦的审美认识,已经影响了为数不少的受众。

我们知道,大众媒介具有塑造媒介人物的功能,电视更是在“创造深入公众心目中的人物”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主持人在社会生活语言的规范使用上,在什么是真正的语言美的舆论形成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电视节目主持人素质低下,语言标准缺失,语言规范不当,再加上价值观流俗,势必带来直接甚至是可怕的影响。我们来看看学者专家们是怎么评判电视屏幕上主持人的有声语言表现,又是怎样解释语言规范的:

吴为章先生在《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能指一经选择确定,所指(观念)就得同它捆绑在一起,任何人就都不能随意改变它,它是一张‘强制的牌’。这也就是说,人们必须遵守社会的共同规约——语言规范,拒绝一切任意的代替,只有这样,言语活动、思想交流才得以进行。”^[17]这是从语言本体的角度阐明了语言规范之必须。

陈章太先生在《语言规划研究》中指出:“几千年来,我国只重视书面语言的规范,讲究作诗写文章,而忽视口头语言的规范,不注重说话。即使‘五四’运动时极力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言文一致,但忽视口语的倾向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新中国成立之后,对现代汉语的规范是十分重视的,确定了具体的标准,开展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种规范仍有偏重书面语言的倾向,一般人还是不大注意讲究说话。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口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口语的规范,加强对口语的研究,提高口语表达水平,就显得很有必要了。”^[18]这是从历史的发展上强调规范之重要。

陈原先生在他的《语言与社会生活》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语言污染”这个词,“我所指的语言污染却不限于滥用外来词,而是广泛得多的社会语言现象。……我从经典著作关于意识和意识形态的论述中得到启发,认为确实不能指望将语言净化到一个理想的程度,那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使语言交际能收到最佳效果,看来语言的规范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19](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针对广播电视节目中,主持人语言拖沓、重复以及“这个”、“那么”过多、“嗯”“啊”不断的现象,李佐丰先生强调简洁含蓄,并同时提出在规范、简洁的基础上,还应力求优美:“明代王骥德在《曲律》中说:‘句字长短平仄,须调停得好,令情义婉转,音调铿锵,虽不是曲,却要美听。’清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读韩(韩愈)文《柳州罗池庙碑》,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文生,文亦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以引文。’古人是很重视汉语语音美的。……为了语音美,应该花些时间了解一下我国的诗歌(尤其是格律诗、戏剧、曲艺等)的语言艺术。在这些艺术形式中有大量可借鉴、学习的规律和技巧。认真了解这些艺术形式中的语言比模仿港台腔、夹带外文字费劲,但值得一做,也是语言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功。”^[20]

关于语言规范问题,张颂先生写过多篇文章,不止一次大声疾呼,在《试论广播播音的规范性与艺术性》中他说:“在语言规范问题上,最怕‘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听不懂’、‘听不清’,甚至‘听岔了’,不应责怪听众水平不高,而应追究传播者的责任。语言不规范,正说明播音员、主持人对广大听众缺乏责任感。”^[21]在《语言启蒙行动宣言》中他指出:“领导重视是关键。在那些处于‘语言圈’的单位里,领导应该充分认识语言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并且率先垂范,狠抓措施,坚决落实；规范语言是主体。社会交往、学校教育、媒体传播、军事训练……必须雷厉风行地、循序渐进地实施语言规范,立即纳入法规,对违法者绝不宽容。”^[22]

其实,主持人有声语言的不规范,不标准,既没有起到标识与示范的作用,偏离了主持人媒介角色的责任,同时也是民族精神软弱化的表现。把港台地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尚不到位的表现奉为至宝,以为这就是时髦、这就是文明,这样的价值判断就是对民族文化的轻视甚至蔑视；消解汉语词汇的丰富多彩,只选用含义化简的词语,以为这就可以“装嫩”、这就显得“妩媚”、“前卫”,这样的语言贫乏化现象实际上也是对民族智慧的怠慢甚至阉割。也许,主持人的这些表现会在与受众的第一次接触中、第一时间里吸引部分注意力,有着一时的轰动效应,这只能说是主持人文化影响力之吸引力、感染力的负面影响,我们绝不能够任其泛滥、蔓延,我们应该坚守的不仅是主持人的自身职责,更有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

此外,我们承认,语言是变化的,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如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1836年所说的:“在语言中从来都没有真正静止的片刻,就好像人类思想之火永远不停一样。”^[23]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也说:“时间改变一切,没有理由要求语言能逃过这一宇宙的法则。”^[24]然而,“语言的变化是一种连续不断的、非常缓慢的过程,就像地球的转动、脸上的皱纹的延展或者花朵的开放”。^[25]它不是狂飙突进式的变化,更反对语言使用上随心所欲的任意与盲从。我们也承认,“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26]语言从来就存在相互接触和相互借鉴,这种语言接触的背后其实就是文化的接触,任何对他者文化的过度崇拜与迷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群体自信力弱”的表现。

由是观之,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不仅是社会语言的标识,也是社会语言的规范,而且是“最高层次的规范”,在整个社会成员对语言的审美认识上意义深远。

二、形象方面品位的提升

处于分散匿名状态下的受众,对于媒介的依赖程度显得越来越高。对某种现象的分析,对某个事件的判断,对某种行为的态度,对某个人物的评价等,很多人都会从媒介上去寻求和印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施拉姆说:“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27]从舆论学的角度,说什么意味着不说什么；从传播学的角度,“接受一个肯定信息就是减少一个否定信息。信息所涉及的,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能说什么”。^[28]因而,在电视文化当中,主持人在文化品位上的影响可以具体到每一期节目、每一段独白、每一次与嘉宾的交流、每一回在公众场合的亮相；可以是语言背后蕴含的意义,可以是语言表达的方式技巧,可以是着装发型、化妆首饰,可以是形体动作、面部表情……总之,主持人在电视荧屏上的形象对于受众来说,无疑是最具视觉冲击力,且最具美学意义上的直接影响力。

主持人的形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主持人在电视荧屏上给受众的直观感受,如相貌、身材、音色以及面部表情、形体动作等；一是指主持人经由节目内容而展示出来的综合素质,思想内涵、文化底蕴、审美情趣等。可以说,主持人的形象既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也是一种带有个人与媒介双重身份的文化审美姿态,直接影响着受众在文化品位上的认识。

相对于过去而言,主持人的形象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在直观的感受上不再仅仅讲求靓丽俊美,在主持人的综合素质上更有了与时俱进的期待与要求。但令人忧虑的是,在目前整个中国媒体的生态尤其是电视媒体生态处于失衡和错位的情形下,电视屏幕上有些主持人的形象也开始发生扭曲,在文化品位的追求上出现严重偏差。一位省级卫视副台长分析指出:“长期以来,媒体总是以俯视的姿态面对观众,我们说是无视了沉默的大多数观众总是扮演受教育的角色。而如今像飓风一样的娱乐狂潮就是对媒体高高在上教训大众的做法的一种惩戒和一种反动,于是电视人也主动放下身价,甚至不惜自我作践、媚俗、恶俗、恶搞成风,以求取悦观众,其实是取悦广告商和隐藏在广告商背后的资本的力量。”^[29]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主持人受到栏目定位和自身素质的双重限制,也会表现出或品位低俗、或自觉抵制低俗的言行。

在一档名牌节目中,主持人正在与台湾影星萧蔷“面对面”:

主持人：你的保养秘诀是什么,可以说吗?

萧蔷：我没有刻意保养。比如现在我们对话,我也觉得是一种保养,和你说话很愉快,也希望从你那儿得到一些真相的力量。

主持人：哦,我也是你的保养品?

萧蔷：对呀。

主持人：我也成了妇女用品了。

萧蔷：(稍显尴尬)对呀。还有,昨天我在三环,塞车了。看看周围几辆车里的人,他们都“哎呀,哎呀”着急。我回头一看,那边有一棵树,开着粉红色的花,一下子,我就从眼睛到内心,感到一种……

主持人：(抢话)你就过去摘了一朵。

萧蔷：没有没有。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俯拾就有乐趣,回头就是风景……(意犹未尽)

主持人：(生硬打断)你应该把天窗打开,伸出腿去。(萧蔷在台湾有“第一美腿”之称——笔者注)

萧蔷：那人家会叫起来,哎呀,脚——

主持人：好,感谢你接受我们采访。^[30]

在这段以“保养秘诀”开始的话语中,主持人竟然有三次应答大失水准、有损形象:第一次是在问及被访人保养秘诀时,当萧蔷说出含有“愉快的对话也是一种保养秘诀”后,主持人第一次接话“哦,我也是你的保养品”是完全可以的,稍带玩笑的话语有助于现场气氛的调节。然而在得到对方肯定之后,“我也成了妇女用品了”一句则大杀风景,“保养品”与“妇女用品”原本就属于两个范畴,硬要将两者联系起来委实有些“不靠谱”；再说,“妇女用品”在生活中有它一定的特指,用在这里是不是有些大不合适？第二次,当被访人说到塞车时因为看到一树漂亮的花朵转而心情开始发生变化时,正要生发内心的感受,却让主持人一句“你就过去摘了一朵”生生打断,而当被访人不接“话茬”继续说出“俯拾就有乐趣,回头就是风景”这样带有禅味儿的人生感悟时,第三次遭到主持人的“话语强奸”:“你应该把天窗打开,伸出腿去”,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不忍卒看。

在访谈节目中,主持人对现场话轮的控制是必须的,为的是达到对节目的整体控制。一般说来,主持人控制话轮的方式有三种:提问、打断、总结。然而,在这段会话当中,主持人并没有在“可能的过渡点”上进行话轮的延伸或是转换,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生硬地打断被访人的会话,朝着也许是自己事先设计的“可计划性节点”进行。其结果只能是:原本几次可以接着被访人的话“顺势而下”,或重复,或点评,或换种说法,点出“境由心生”、“随遇而安”、“保持心情愉快就是最好的保养秘诀”之类,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位主持人竟自以为是地以控制话轮的方式,失去了机会,走向低级趣味的边缘。

类似的情形在电视节目中尤其是综艺娱乐节目中,似乎并不少见。有的主持人出言粗俗,“见鬼了”、“死三八”等均是出现率较高的句子；有的主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表示自己是“国内娱乐主持人中最好的女主持”,但观众对她的表现却似乎越来越不满意,“在节目中开一些不适时的玩笑,尽拿肉麻当有趣”、“不知道是不是内地观众欠了她的？一天到晚装一口港台腔,做作得让人产生一刻都不想再忍受、想换频道的冲动”等指责声接踵而来。

对于这种电视主持人在文化品位上显露出来的低俗化现象,有人说“都是收视率惹的祸,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也有人说“过去电视上的说教太多了,现在市场经济了,所以这种逃避崇高的欢乐有什么不好？”还有人认为,这些都是电视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角逐较量的结果。这里,我们拟从格式塔心理学视知觉的角度,看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给予受众接受心理上的不同反应。

有学者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理论,以绘画艺术为例,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视知觉上的分别进行了有意思的探析。文章说:“现代主义绘画对于大众来说,尤其是没有绘画基础的人来说,是一个坏的格式塔。从几何完形的角度来说它挑战日常视觉模式,既不规则也不熟悉,往往显得错乱而复杂,大众无法立刻知觉到这幅画中最主要的‘结构关系’。混乱的画面引起定向丧失,而找不到知觉线索就无法把握整个画面,因此形成几何完形压强。从意义完形的角度来说,它隐藏大众熟悉的日常世界,构造了一个塑造和挑战大众视觉理解力和发现力的陌生世界,它的意义深刻而内隐,而且往往极具个性化,再加上陌生的表达手段使得认识主体非常难以理解画中的情感表现和内在意义,从而形成意义完形压强。”^[31]一般来说,面对这样两个从图形到意义都使人难以从容不迫地接受讯息从而建立整体认知的格式塔,认知主体往往会有两种选择,一是重新建构知觉场,以取得新的“完形”；二是以拒绝接受的方式逃避眼前坏的格式塔。而大众文化带给大众的通常是一种简单又熟悉的格式塔,不但能够迅速满足大众对于几何完形的视觉追求,而且还往往给予人们愉悦感、放松感。这种简单省力的知觉活动,对于现代大众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至少给已经肩负着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精神压力于一身的受众在下班之后收看电视的行为不再那么紧张。同时,这种简单又熟悉的格式塔往往都是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在意义完形的视觉追求中,便也无须进行复杂的知觉活动和意义重建,而只需在连续不断的画面与声音的组合中,轻松建立一种整体认知即可。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了,精英文化因为它的独创性、个性化、真挚的情感、恒久的价值、高雅的审美旨趣、深刻的精神内涵,从而带来受众认知“完形”过程中的不那么轻松、不那么从容不迫,换句话说,在信息的接受与认知的完成上,需要花费气力、花费时间、花费思想。而大众文化拒绝深度开掘、策划情感、无景深、表层化、以复制替代独创、以平庸的类型化替代倾注灵感的个性展示,用一种“令人晕眩的视听时空”为在物质上已经与从前大不一样的人们营造着一个五彩斑斓的“拟态世界”,却正好符合这个阶段受众的审美取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精英文化在电视的屏幕上难施拳脚,而大众文化却如火如荼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原因之一。

然而,我们要说,大众文化立于现代工业生产的机制之上,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电视大众文化的利润诉求是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一种回应。大众文化以舒缓、轻松、温情以及充满亲和力的方式抚慰了受众渴望宣泄的心灵,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大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这既是对过去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修正,同时也产生出极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要说,通常人在饥饿时,只有一种烦恼,温饱解决之后,便很有可能生出无数种烦恼。有资料表明,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利益关系处于调整之中,人们的心理也会发生微妙而复杂的变化。当下的中国正好处于这个阶段,在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改观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必定会有多种多样的追求,精神需求的短缺也会渐次显露,现代化所带来的一切负面效应开始使得我们的社会矛盾重重,人们的焦虑不安、抑郁狂躁等等一些特殊情感也开始滋生蔓延。简言之,伴随着人们物质要求的逐一满足,是人们因各种问题、各种矛盾而产生的心理疾患与精神需求。因而,对生活意义的思索、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大众文化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精英文化才能对此做出有建设性的探索和解答。

我们还想说,大众文化并不等于低俗、媚俗,更不等于恶俗,娱乐节目如果只是考虑它的轰动性、娱乐性、刺激性,只讲求收视率,而舍弃它的教育性、引导力和公益性,势必走向没落的边缘。娱乐没有错,健康积极而不失生动活泼本来就应该是中国电视节目的鲜明特色,但是娱乐要有底限,比如新闻节目娱乐化便肯定是定位上出现了偏差；亲和更没有错,亲和是拉近与受众之间距离切实有用的元素,也是使信息良性交流的前提,但是亲和不是低声下气,也不是无原则的迎合。比如张越对谢霆锋做的综艺访谈,没有说“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就有了那么大的成就,我真是很佩服你”。她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没听过你的歌曲,对于你,我只听说过一些不好的新闻。我和你的年纪差得比较多,当我听到你的那些消息时,我只觉得,这孩子真可惜。”言辞恳切,感情真挚,令受惯了拥捧的谢霆锋很是意外,脸上也显露出很是震撼的神情。接下来的交流,顺畅、深入。交谈中,平日总有些桀骜不驯、性格中有着过强自我保护意识的谢霆锋几次由衷地感慨,说张越与他有共鸣,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一期由张越客串的《艺术人生》播出之后,观众的反映强烈,即便是谢霆锋的“粉丝”也认为是张越的真挚情感与对被访者的尊重使得访谈成功。

2005年初,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主持人,特别是娱乐节目主持人自觉抵制低级趣味,防止“低俗化”倾向。2005年9月10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批转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自律公约的通知》,再度批评主持人“低俗化”问题。2005年7月19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成立,同时向全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发出全力脱“俗”的倡议。倡议书希望“全国播音员、主持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增强社会责任感；要认清自身定位和岗位责任,珍惜信任和声誉；要尊重受众,尊重他人,尊重同行,反对自我膨胀、自我吹嘘,努力做广大受众的朋友和知音”。倡议书还具体要求“主持节目要大方得体、用语纯洁规范,杜绝低俗、媚俗、颓废、宿命、无聊的内容,拒绝粗话脏话、庸俗调侃、打情骂俏、奇装异服、怪异造型”。^[32]这些无疑都将为维护主持人良好形象、以期提升受众文化品位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过,最为关键的依旧是主持人对自身形象建立、爱护的自觉意识。既然受众对电视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既然电视是“教育的电视”,电视节目主持人便有责任以自我形象为平台,坚持先进文化的精神理念,真正做到在文化品位上对受众的先导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