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语言的表层功能,在于传播有效信息,丰富精神生活,展现时代风采,推动社会进步。但是,那深层次的潜发辐射功能,往往被时尚和流行所冲淡,以至淹没。特别是在众语喧哗、多元并存的背景下,浮躁的心态和功利的诱惑,更容易导致对寂寞和沉静的忽视甚至鄙视。尽管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兼容并包造就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开辟了经验历史的生长力,不过,那路程却是曲折反复的,有低谷,有高峰,并不平坦宽阔。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都经历过这种波澜起伏的状况。因此,目前的文化精神走向似乎“每况愈下”,实际上,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仍然发挥着潜移默化、世代传承的重要作用,而且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动摇和消解的。传媒语言的“快餐”和“低俗”,使得大众对于文化的需求已经“碎片化”和“浅薄化”了。改变现状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大力倡导儒释道文化精神的追求,让漂移了的传媒语言最终回归到民族优秀文化的通衢大道上来。
一、语言传播的文化追求
儒释道的文化精神,虽各有千秋,但融合早已开始。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言:“中国文化,儒道二家之学为二大主流,如黄河长江,灌溉全国,久已根深蒂固。佛法在后汉、两晋、南北朝期间,陆续输入。初期翻译教典经文,多援引老庄或儒书。……达摩东至,契理契机,于言诠以外,传授心法,简捷提示,深合中国民族文化特性。……佛法在中国之有禅宗,非但为佛教之光,亦为东方文明大放异彩。”[7]儒释道的文化精神宏大深邃,显然不只蕴含于孔孟、老庄、释迦牟尼本人的经典中,还显现于后世传人的相关著作里。我们只从传媒语言的角度,望其一隅,通过他们某些核心论点,进一步了解儒释道的文化精神留给今天的有益启示。也许挂一漏万,也许简单粗疏,不过只要我们存有这样的思路,大概就能够有所收获而不会没有裨益。
儒家的一系列论述,从各个角度阐明了语言和语言传播的性质、任务和基本要求。如“有德者必有言”,[8]“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9]“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10]“辞达而已矣”。[11]这里,我们作为大众传播工作者,必定有我们的传播目的和传播理念,那就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既然是“喉舌”,肯定要有许多话要说；而作为喉舌,不说话、说话不当,就违背了自身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我们传播的内容,一定是真实、准确、可靠、可信的,绝对不能“听风就是雨”“道听而涂(途)说”。我们的任何信息,特别是新闻类的信息,完全不应该把虚假的、夸大的东西,当做确实的东西传播出去,“混淆视听”。此外,还要特别强调“辞达而已矣”,应该是语言传播过程中最基本的标准。所谓“词不达意”,包括声音浑浊、吐字含混、方音浓重、语速极快。不考虑传播效果,把“口耳之学”这一听、说双方的共同认知需要,变成了传播者自我表现、自我欣赏的个人作秀,丧失了表达、传达、通达、畅达的可能性,从而造成信息的失信与失效。
面向大众,只能用天下最精华、最丰富的精神文化,主要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以及世界文明成果的结晶,进行“教化”和熏陶,提升大众的审美情趣、精神境界。儒家的“仁”,佛教的“菩提”,道家的“道”,都是一种“智慧”。道家提倡“大音稀声,大道无形”,[12]就概括了语言的至高品位。真正理想的、深刻的语言,是无法完全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任何语言表达,都可能损害“道”的深远意义,都可能削弱“道”的崇高情感。我们应该悉心领会语言,尤其是有声语言的蕴含,不要轻易、随意地出声说话。要说话,也得遵从这样的原则:“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3]如此,才能真正给人以启迪和教益。庄子也说:“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14]我们历来认为:传播者只有摒弃名利的追求,抛却世俗的心态,才会完美地去撷英集萃,去正本清源,使人们受到“真、善、美”的感染。当然,在认识“美”的时候,我们不同意只重视“质美”,而忽视形美,因为形式美、形象美,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5]就强调了言辞文采的价值,对我们建构传媒语言,具有现实意义。那种平庸、低俗的语言传播,的确应予剔除。
二、语言传播的文化底蕴
文化精神的追求,是大众传播的核心任务。语言传播中,更需要汲取各种文化的精髓,融会各种文化的悠长,汇聚不同文化的个性,涵化不同文化的底蕴。在全球化背景的文化视野范围内,更应该独具只眼,高瞻远瞩,建设民族文化现代主体的家园。佛教文化的引进、移植、吸纳、融合,使我们看到了“国学”发展、兴旺的进步轨迹。用管子的话说,就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16]管子以“渐”、“顺”、“靡”、“久”、“服”、“习”,即浸染、顺应、磨炼、熏陶、适应、习惯为“化”。我们对待“国学”,也应该这样,走“会、通、精、化”的路子。佛教文化中的“渐悟”和“顿悟”,不但是习修佛学的关键,也是学习国学的途径,更是语言传播者,特别是有声语言传播者的法宝。
在佛教传承中,神秀主张“渐悟”,慧能主张“顿悟”。南宋的儒家,也分成了两派,争论不休。其实,这就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积累和激发的过程。有声语言,同样需要“化”,需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杂说·送张琥》)。事实上,“佛教认为真理是不可言说的,言教只是教化众生的权宜方式。佛教主张‘言语道断’,认为真正的悟境是‘言亡虑绝’,无法以语言和思虑加以表述的”。[17]至于“渐悟”与“顿悟”的区别,我们不必拘泥于具体解析,只要看如何在语言传播实践中深刻领会。如“渐悟”,“神秀一系主张运用种种方便,点滴领会,日积月累,逐渐贯通,最后豁然大悟”,而“顿悟”,根据竺道生的顿悟说,“由于众生本有佛性,佛理常在心中,因此众生的觉悟就在一念之间。在一刹那间豁然开解,无所不知,这就是大悟,就是顿悟。”[18]有声语言的大众传播,迥异于日常生活的随意说话,而需要更高超的语言功力、更引人的韵律美感。只具有一般人的说话能力、交谈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叶圣陶先生在致王力先生的信中,就明确指出:“盖今人为文,大多数说出算数,完篇以后,惮于讽诵一二遍,声音之美,初不存想,故无声调节奏之可言。试播之于电台,或诵之于会场,其别扭立见。台从恳切言之,语人以此非细事,声入心通,操觚者必须讲求,则功德无量矣。”[19]这种情况到今天并没有多少改变,我们还要反复说明,文字语言跟有声语言是不一样的,在审美上,更是大不相同。我们认为,必须开辟“感性—知性—理性—悟性”的思维向度和实践理路,把有声语言的锤炼途径阶段化、明晰化。这里的感性,是指从生活中感受语言的生命活力；知性,是指在学习中认识语言的丰富积淀；理性,是指在理解中强化语言的思辨深度；而悟性,是指在传播中建构语言的整体和谐。四个阶段,不可或缺、反复循环,如登堂入室,进之愈深,见之愈奇,便会做到“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20]也就是所谓“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21]语言传播既不能晦涩古奥,也不能浅薄低俗,其间,就应该做到“表情达意、言志传神”,或者明确要求:“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或要求,每一个传播者,都必须热爱生活、了解社会,立志为大众“善于传播”,用“善言”去感染大众、启发大众。于是,我们就能够刻苦学习和加紧锤炼语言功力。但是,我们在学习中,往往只注重理解,而忽视感受,只重视分析,而不关注“了悟”。这样,很容易造成肤浅或冷漠。我们提出“语感通悟”,把语言传播主体的思想感情、性灵兴发、志趣格调、审美理想都纳入其中,就能极大地调动主体的创作愿望和创作自觉,逐步获得“举一反三”和“以一当十”的“语感通悟”的“澄明”之境。
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亟须创作主体具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2]的精神,怀着“学如不及,犹恐失之”[23]的心态,抱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24]的恒心,坚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25]的韧性,充满“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26]的信心,掌握“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7]的目标和路径。这样,就一定能够满足广大受众对于儒释道文化精神的期待和需求。
三、语言传播的文化责任
只有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涵养诸子百家的文化精髓,并结合大众传播进行当代的文化阐释,才有可能“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毛泽东语)
首先,要“定于一”。[28]这里有两个前提:一是“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9]二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30]在大众传播中,特别是有声语言传播中,传播者应该坚持正确的传播观、新闻观不动摇,以自己的“公众形象”维护国家利益,捍卫文化安全。我们既然从事大众传播,特别是从事有声语言大众传播,就应该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坚定不移地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爱好和平、团结统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而不能心猿意马、朝秦暮楚、心浮气躁、敷衍塞责。为了做好工作,就要体现时代精神,充满人文关怀,拒绝“损人利己”,尤其不能损害人民大众的利益；还要虚怀若谷,有容乃大,警惕“骄傲自满”,因为“谦受益,满招损”。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既然是公众形象,就要“洁身自好”,既不要不拘小节,又不要狂妄自大。这样,广大受众才可能尊重你、喜爱你、接受你。
其次,要“言善信”。[31]在语言传播中,应该时时刻刻注意坚持:真实的身份,真诚的态度,真挚的感情,真切的语气。我们是新闻工作者,信息的传达者,不是演艺界人士,角色的扮演者,我们的诚心诚意、热情洋溢,都要通过准确、鲜明、生动的有声语言来表达。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听可看、中听中看、爱听爱看、耐听耐看,而不希望半途而废,甚或前功尽弃。我们必须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力,具有“达于耳、及于心”的语言魅力。孟子在回答公孙丑“何谓知言？”时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32]语言传播者和语言接受者,都要能够识破语言中被遮蔽的部分、被矫饰的部分、被歪曲的部分和被阉割的部分,进而开掘出“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在这一点上,佛教的“译经”和“诵经”,都非常注意语言传播的“音声性”,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历代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唱导师”——在法会和斋会上讲经说法,通过宣唱佛法,来化导众生。根据《高僧传》的记载,佛教对唱导师的要求是很高的。“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后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33]按照方立天先生的解释,“声”,应该声音朗朗,抑扬铿锵,以引发听者警觉,洗涤尘心；“辩”,应该口齿清晰,表达准确,应变有方；“才”,应该出口成章,文采飞扬；“博”,应该熟读经史,旁征博引。这个要求,对语言传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而现在,关于声音口齿的要求已经被人们冷落了,有的语言传播者、教育者,尤其是有声语言创作者,却认为科技发达了,声音可以“调试”,表达可以“压缩”等等,用气发声、吐字归音都不必学习和训练了。长此以往,恐怕我们的语言表达连“老和尚念经”都不如了。其实,长期进行有声语言的艰苦磨炼是振兴“国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所坚持的观点:“语言是对内在心灵运动的有声表达,是人的活动,是一种形象的和概念性的再现。”[34]而更值得十分重视和深入研究的是吕叔湘先生提出的根本方针:“戏剧、广播等‘艺术语言’需要特殊训练。”[35]肖晴先生也早就指出:训练“要按照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开始时,音量也不宜要求过大,当呼吸、声音位置、口劲等还掌握得不好时,片面地追求声音洪亮,过分使劲,必然要走上叫喊的道路,终至声嘶力竭。如果方法不对,甚至留下坏习惯,要改起来就费劲了”。[36]把有声语言大众传播,混同于日常生活的交谈,就会无视传统、降低要求、取消训练,那无异于“数典忘祖”。
在商品大潮浪涛滚滚、社会生活物欲横流的时候,我们讨论关于国学的问题,是否有些不识时务？可是,既然感到民族文化传统日渐式微,我们又怎能沉默呢？可喜的是,一大批年轻人,已经意识到主流文化的历史厚度,先进文化的时代高度,并互相鼓励,共同投入到学术研究的行列中来。我们的教师们,也在努力传授知识、播撒智慧。可惜,广播电视里,却经常表现出“无文化”的倾向,令人忧心忡忡。从语言传播的角度,增强振兴国学的使命感,恐怕并不多余。
任何创新,都离不开传统的继承,包括批判和吸收。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37]这一原则,将指导我们建立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理论体系,我们还是认真对待为好。
【注释】
[1]但丁:《神曲·炼狱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2]〔法〕卢梭:《爱弥尔·论教育》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美〕威廉·布莱尔·古尔德:《弗兰克尔:意义与人生》,常晓玲、瞿凤臣、肖晓月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4]《文心雕龙·声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页。
[5]《致中国读者》,见《光明日报》2005年2月25日,第7版。
[6]《电视艺术生态环境的忧思与净化》,见《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7]《南怀瑾著作珍藏本》第五卷“禅海蠡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论语·宪问》。
[9]《礼记·杂记下》。
[10]《论语·阳货》。
[11]《论语·卫灵公》。
[12]《老子·四十一章》。
[13]《老子·二章》。
[14]《庄子·应帝王》。
[15]《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6]《管子·七法》。
[17]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2页。
[18]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63页、第958页。
[19]转引自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版,第483页。
[20]《老子·六十二章》。
[21]《孟子·尽心下》。
[22]《周易·乾卦》。
[23]《论语·泰伯》。
[24]《礼记·中庸》。
[25]《论语·学而》。
[26]《老子·三十三章》。
[27]《大学》。
[28]《孟子·梁惠王上》。
[29]《论语·卫灵公》。
[30]《论语·述而》。
[31]《老子·八章》。
[32]《孟子·公孙丑上》。
[33]转引自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0页。
[34]〔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页。
[35]吕叔湘:《语言和语言研究》,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36]肖晴:《戏曲唱工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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