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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与《新闻报》组织变革动因分析

时间:2022-04-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 《申报》与《新闻报》组织变革动因分析一般说来,企业组织变革的动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包括政治的、法律的、技术的、文化的因素在内的外部环境变化会引发组织结构的相应调整,而竞争是组织变革的显著动因。

第一节 《申报》与《新闻报》组织变革动因分析

一般说来,企业组织变革的动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包括政治的、法律的、技术的、文化的因素在内的外部环境变化会引发组织结构的相应调整,而竞争是组织变革的显著动因。二是企业自身成长的需要。其中外部环境的变化是组织管理变革的最大诱因。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营报业组织变革的动因,除了来自民营报业自身经营规模的增长及其引发的经营体制转型外,还与当时民营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有着直接关系。从外部环境来看,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东渐及其运用于本土企业界的先导效应,以及民国报业市场的竞争态势,都成为这一阶段《申报》《新闻报》等民营报纸组织变革的主要动力来源。

一、泰勒制:本土科学管理革命的“引擎”

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泰勒(F.W.Taylor)首创的“产业之科学管理运动”,即泰勒科学管理法,形成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当时随着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生产混乱无序、劳资关系紧张以及工人怠工现象大量存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现象普遍存在。泰勒科学管理法的实施,使当时的企业管理开始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阶段。不久,全世界迅速掀起科学管理浪潮。泰勒制的根本内容在于如何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其管理方法包含四个基本原则:(一)科学研究工人的工作及其方法,以取代过去单凭经验的方法;(二)用科学方法选择与培训职工,使之成长;(三)管理者与职工精诚合作,保证科学方法的实施;(四)管理者与工人几乎均分职责。总之,要达到“人尽其才事适其人”“力无虚耗物无浪费”“增加效率减低成本”“劳资合作均担责任”的目的。(3)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顺应了现代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潮流,是对传统小生产的管理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20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到20世纪20—30年代科学管理理念得到中国企业家的广泛响应,许多企业在科学管理思想的支配下兴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科学管理改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主动吸纳异域管理思想文明成果。”(4)

民国时期著名企业家穆藕初(5)最早将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引入中国。1916年穆藕初与董东苏合译的《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成为泰勒《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第一个中译本。与此同时,一批留美的中国留学生也向国人推介美国的科学管理思想。当时除了穆藕初在自己的企业中践行科学管理理论外,大多数企业对于科学管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20年以后国内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更令困境中的中国企业拙于应付。因此,“如何提高经营效率,改善劳资关系,以激发劳工的积极性,遂成为企业生存所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部分企业乃开始尝试运用科学管理,以改善经营体制,提高本身的竞争力”(6)。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实业界在科学管理潮流的推动下相继进行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引进科学管理的制度和方法。具体而言,当时以实施科学管理为依托的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企业从创办开始就纳入科学管理轨道,采用科学管理体制;第二种是运用科学管理的方法对企业原有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第三种是在原有体制基础上引入一些科学管理方法进行企业管理体制上的改良。”(7)其中在文化出版界,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的做法便是属于第二种类型。

1930年王云五受邀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上任之初,王云五赴日、欧、美诸国考察科学管理,回国后向董事会提交了3万余字的“本馆采行科学管理”草案,其要点为:强化总经理权力;推行标准化管理;搞好财务预算与成本核定;以切实调查为前提量化工作;果断处置劳资纠纷。(8)结果该科学管理改革计划一公布,立即遭到馆内4个工会的联合反对,改革计划遂很快搁浅。王云五冷静分析后认为“科学管理在彼时国内尚无行之者,其真相与效用,国人鲜有所知”,自己“因求治过急,于信誉未孚之时,一举而图贯彻全部”,遭到反对乃是情理之中。于是,王云五采取了隐忍、渐进的策略,“于不动声色之下,实施对事务与财务之科学管理,期以若干时日对此二者获致相当效果,再进而恢复对人方面之实施”(9)。“一·二八”事变后政治环境的巨变,让王云五再一次看到了商务印书馆改革的机会,他借此在馆务运营中扩大科学管理的范围,推行泰勒制即“用机器来管人”,同时明确岗位职责,按岗用人,大力培训职工。结果,引入科学管理法的商务印书馆果然面目一新。管理制度改革是对原有利益关系的调整,也是对固有秩序的变革,必然会引发人事等方面的震荡。因此,相比前两种全面的、彻底的变革方式,第三种渐进式的改良方式更适合当时中国企业界的实际情况。同时,民国企业界逐渐认识到,引入西方的科学管理思想必须与本土的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才能避免陷入“水土不服”的窘境。诚如王云五所言:“我对于欧美,一国有一国的工商背景,一国亦有一国的社会特点;善学者当师其精神,不必拘于形式。我在商务印书馆施行的管理方法,即本此旨。十年以来,该馆三遭巨劫,屡蹶屡起,得力于管理者不少,而我所行之管理方法得收相当效果,则由于不重形式而能实施其原则于特殊之环境。”(10)

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东渐及其运用于中国企业界的先导效应,尤其在文化出版界的试行,给同期中国民营报业带来极大的触动。与此同时,民国报业市场渐趋激烈的竞争压力也迫使民营报业积极寻求科学管理之道。

二、报业大战:从“新闻竞争”到“广告竞争”

中国报纸的发展是效法外报而肇兴的结果。报纸创始于中国之际,外报的管理组织还未具有大的企业机构的规模,因而到1930年代初西方报业“细密的科学管理规模”自然远未被中国报纸完全效法、吸纳。萨空了曾就当时中国报纸的管理状态戏言道:“中国的社会性质,由中国报社组织都可以看得出来。”(11)虽为戏言,但多少道出了报纸的大致状况,即当时报社内部完全是一种封建割据的局面,就是约略具有企业性质的报纸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报业市场的渐趋发达、繁荣,民营报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全国报业市场基本形成了多元化的报业结构。除了国共两党的党报和政报外,还存在占据优势地位的大量在华外报,以及影响力日益扩大的商业化民营报纸。这些不同的报业种群之间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竞争成为报业生存和交流的主要方式和手段。这种竞争不仅存在于不同类型的报业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同类媒体之间。通常认为,同类媒体的不同单位之间为争夺受众和广告客户而发生的竞争更为激烈,尤其当他们是服务于同一地方的同一受众时。(12)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报业重镇,报业竞争尤为激烈。创办于1872年的《申报》是一份侧重时政性新闻报道的综合性大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遥遥领先于沪上报业市场,而21年后才创办的《新闻报》则作为市场追随者,在受众定位、新闻内容和广告客户等方面实行差异化竞争策略,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跃成为《申报》的竞争劲敌,双雄并立于上海报业市场。除此两大报外,当时上海报业市场上还有多家独具特色的大报,比如以体育、教育、文化及娱乐新闻取胜的《时报》,以学术性见长且在知识阶层颇具影响力的《时事新报》,它们与《申报》《新闻报》一起,一度并称为颇负盛名的上海“四大报”。由于都以上海本地及附近区域作为核心受众市场,这就决定了四大报之间的角逐越发激烈。

1927年之后,上海民营大报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在争夺读者注意力的新闻上,更突出表现在关乎报纸生存命脉的广告竞争上。其中尤以《申报》和《新闻报》为甚。美国学者罗伯特·皮卡特认为,最激烈的竞争倾向往往存在于有很多的公司、进入壁垒低且产品差异小的时候发生,“而这些对产品内容都有消极的影响”(13)。因此,在竞争初期申、新二报各自抓住自身特色,实行差异化竞争策略,从而占有了各自相对稳定的市场。比如,《申报》以时政新闻见长,定位官绅和知识阶层;《新闻报》则定位于上海工商界人士和市民阶层,以经济新闻取胜,获得飞跃性发展,销量从1914年的2万份增加到1921年的5万份,1926年达14万份。(14)竞争的同时,两报私下还相互借鉴、模仿。比如,《申报》十分重视言论,每天在首页均置论说一篇;《新闻报》就别具匠心地将社评改为“新评一”“新评二”的短评,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申报》副刊“自由谈”一直在读者中享有不俗的口碑,《新闻报》遂增设副刊“快活林”“新园林”,由严独鹤主编,渐渐声名鹊起;《申报》为了吸引更多的广告客户,在汪英宾的主持下特设“本埠增刊”,《新闻报》也不甘落后,很快创办了“本埠附刊”,赢得了稳定的广告市场。不仅如此,申、新二报均认识到技术设备的更新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因此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两报均不惜代价,竞相更新印刷设备和技术,同时扩大馆舍,加快改善办报物质条件的步伐。到1930年代初期,申、新二报经过白热化的竞争已形成势均力敌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经过多年企业化经营的积累,一批上海民营报纸纷纷改组为公司和法人社团,摆脱之前单一的独资、合伙的经营状态,逐步实现经营体制的转型。

面对愈来愈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在公司制的推动下,中国民营报业开始主动地引进欧美新闻业的管理方法,尤其是泰勒管理法。1934年全美国的日报总数为1911种,每日平均总销数达3500余万份,按人口比例,平均每4人得报1份。反观当时我国,约每800人始得报1份。中国报界越来越认识到,“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经营报业,是欧美近代报业得到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近代欧美新闻事业的企业化,报纸的商品化,显然是受泰勒管理运动得到的结果”(15)。这一时期,民营报人也相继走出国门,游历欧美考察报业发展,将西方报业的科学管理模式引入、推行到报纸管理活动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成舍我的科学管理实践。1930—1931年,成舍我考察英、法、德、美等国报业,回国后即效法西方报业的科学管理法,在《世界日报》成立了总管理处,将之作为报馆运营轴心,其下设监核、总务、扩充、仓库四组,以及编辑、营业、会计、印刷四处。在财务方面实行新式簿记会计制度,进行成本会计。除了严格内部管理外,还牢牢把握监核环节,因监核是科学管理的核心。比如在报上刊登举报电话,欢迎读者监督检查。最具特色的是他实行的工作日记制度,即报社人员每人一本工作日记,必须记录当日工作情况,下班时交至总管理处,然后由成舍我亲自批阅,次日一早发还,有问题及时批示,奖罚分明,对报社的人事、资金、出版、经营实行有效管理和领导,坚持企业管理的思路。(16)受诸方面因素的濡染,民营报业逐渐认识到,组织管理体系的科学化、合理化是报馆实行公司化经营的最基本环节,只有实行高度专业化的明确分工和科学的管理制度,才能有效地组织报纸的采访、编辑、广告和发行等复杂的工作流程,使之达成诸项工作的协调统一以实现报业经营的高效率。《申报》《新闻报》等民营大报遂纷纷效仿西方报业和中国企业界的管理办法,在报馆内部实施科学管理制度和方法,在向公司制改组的同时也逐步实现组织管理体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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