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权威话语

小结：民族主义的权威话语

当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两个东亚大国成为敌对国的时候，民族主义就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权威话语。任何政党、阶层、个人只要服从于这一权威话语的指示，就成为抗战建国的中坚；任何人只要游离于这一话语之外，便会成为国人唾弃的对象。因此，民族主义成为当时全国军民的精神图腾和抗战到底的唯一信念。

“民族主义”，简言之，指的是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的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认为：（一）民族是一种历史进程——人们在此进程中建设民族国家；（二）民族主义意味着包含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原则、信念；（三）民族主义是将历史进程和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动；（四）民族主义意味着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于其他对象。实际上，民族主义概念具有错综复杂性，它既有对自己民族以外的民族或国家厌恶、蔑视的侵略主义、扩张主义特征，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民族独立运动、民族自治运动的内涵。笔者认为，这里论述的抗战中的民族主义正是后者特定内涵的体现，代表的是正义战胜邪恶、有道胜于无道的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公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和最后胜利为这一论述添加了丰富的注脚。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意识形态的分歧退居其次，因此，国共两党才能一举熄灭燃烧了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的战火，携手共赴国难。这是比较官方的说法。实际上，分析国共两党两度妥协与合作的原因，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在长期对立的国共两党之间，意识形态有时也并不起多大的作用。双方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去，民族主义是基础，实力不足是条件，外部压力和各自现实的利益需要是基本的动力。正是由于在中国政治的角力场上，双方都不具有决胜的把握，甚至面临严重的危机，民族主义的目标才不期然成为它们现实政治利益需要与考量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的目标则不得不被暂时束之高阁。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其他什么主义者。国共两党都具有民族主义的悲情意识和反抗外来干预的逆反心理，而所谓意识形态，不过是实现其民族主义诉求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之一。正因为如此，当外敌入侵，其自身民族主义合法性基础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都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与自己意识形态的对手进行妥协，来达到争取和保护民族利益的目的。^[110]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批共产党员合法参与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会成为国共合作“蜜月期”中的统一战线的文化典范，而承接其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则继承了第三厅的政治文化传统，进一步体现了抗战这个特殊时期威权主义政权下国共两种政治文化的包容并存。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诠释，话语是经过组织修饰和人为操纵的语言信息，权威话语就是权威机构操纵的反映社会主流声音的语言信息。抗战时的中国权威话语内涵以《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体现的最为充分，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并确立“建国之信仰”，这就是中国抗战建国之“最高原则”，也就是“总理孙先生手创之三民主义”。^[111]这种话语权威性的建立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言说者地位的权威，这种权威意志的外在表现可以在受众精神和心理上形成一种习惯的强制性，即一种工具理性，造成受语者对言说话语的一种自觉遵照和服从。从本章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工会，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中央广播电台、国民党海外部、行政院侨务委员会等，都是掌握合法性政治资源的国民政府机构，再加上保盟、中苏文化协会等半官方、半民间的对外交流社团，即构成了本书所阐述的抗战时期重庆对外文化宣传阵地，因此它们所传递的话语信息在态势上无疑是权威的。另一方面则是言说内容的权威，即恩格斯所说的除了意志和服从，更重要的是内在品质的权威。在抗战建国的旗帜下面，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共同的利益诉求，全国军民自觉服从国民政府共御外侮的权威性领导，成为抗战这架机器上的各种齿轮，围绕抗战救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抗日战争又使工具理性上升为一种道德律令，民族主义成为这种言说话语的价值中枢，形成了当时中国社会最具权威的话语模式，除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汪伪集团之外，没有人怀疑和挑战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民族解放的合法性。因此，通过上述的战时最有力的文化宣传阵地，国民政府向国内外受众源源不断地言说和传播着权威的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抗战话语。

【注释】

[1]谢增寿：《周恩来与第三厅》，载《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2期。

[2]何勇仁：《政治部第三厅》，载《汗血周刊》，1938年第9卷第25期。

[3]郭沫若：《在文艺界抗战协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载《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

[4]郭沫若：《在纪念鲁迅诞辰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致词》，载《新华日报》，1940年8月4日。

[5]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25页。

[6]茅盾：《记“孩子剧团”》，载《少年先锋》，第1卷第2期。

[7]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教研室主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13页。

[8]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重庆抗战文化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第89页。

[9]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133页。

[10]罗传勖主编：《重庆抗战大事记》，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49页。

[11]张道藩：《中华民国第一届戏剧节的意义》，载《扫荡报》，1938年10月11日。

[12]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343页。

[13]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241页。

[14]陆茂清：《1938中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纪事》，载《档案春秋》，2007年第7期。

[15]徐建明：《鹿地亘与“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载《档案史料与研究》，2002年第3期。

[16]阳翰笙：《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载《重庆抗战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第243页。

[17]阳翰笙：《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载《重庆抗战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第255页。

[18]阳翰笙：《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载《重庆抗战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第252页。

[19]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27～28页。

[20]阳翰笙：《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载《重庆抗战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第250页。

[21]阳翰笙：《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载《重庆抗战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第251页。

[22]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30～31页。

[23]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30～31页。

[24]阳翰笙：《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载《重庆抗战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第273～274页。

[25]阳翰笙：《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载《重庆抗战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第284页。

[26]《扩大国际宣传计划书》，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档案，496/52。

[27]土田哲夫：《日中战争和美国的援华制日运动》，载《现代中国》第71号，1997年7月。

[28]《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二十七年迄三十年四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496/294。

[29]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第75页。

[30]载《现代中国》创刊号，1941年5月。

[31]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184～185页。

[32]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236页。

[33]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216页。

[34]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载《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74～175页。

[35]张威：《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对外宣传及美国记者群》，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9月第5期。

[36]《董显光回忆录》（七）“山城在轰炸中”，载《报学杂志》（Journal of Newspaper Study），1948年12月第8期。

[37]董显光：《董显光博士自传》，台北：茗光图书中心社，1975，第134页。

[38]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重庆出版社，995，第236页。

[39]武际良：《爱泼斯坦与中国：〈义勇军进行曲〉的震撼》，载《人物》，2005年第2期。

[40]董显光：《董显光回忆录》（七），载《报学杂志》（Journal of Newspaper Study），1948年12月第8期。

[41]《曾虚白工作日记1941年5月—1944年12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42]《曾虚白自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第315～316页。

[43]董显光：《董显光博士自传》，台北：茗光图书中心社，1975，第64页。

[44]以上有关新闻检查的事件描述均见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一文，载《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51～216页。

[45]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载《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59页，第160页，第206页。

[46]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载《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92～207页。

[47]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241页。

[48]马之骕编著：《新闻界三老兵：曾虚白、成舍我、马星野奋斗历程》，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第46页。

[49]《无线电广播的开始》，《白银视线》，2007年9月5日。

[50]汪学启等：《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18页。

[51]《民国春秋》，2001年第4期。

[52]汪学启等：《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05页。

[53]大阪《朝日新闻》，昭和7年11月18日第11版。

[54]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133页。

[55]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115页。

[56]东京《朝日新闻》，昭和14年9月6日第三版。

[57]汪学启等：《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05～106页。

[58]汪学启等：《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08页。

[59]汪学启等：《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09页

[60]高宗武：《对日宣传事项》，笔者自印于台北档案馆。

[61]《广播周报》，1939年8月7日第173期。

[62]王康：《沉潜磨洗六十年——凭吊中国抗战首都重庆》，载《书屋》，2002年第6期。

[63]王康：《沉潜磨洗六十年——凭吊中国抗战首都重庆》，载《书屋》，2002年第6期。

[64]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下册，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第185页。

[65]王康：《沉潜磨洗六十年——凭吊中国抗战首都重庆》，载《书屋》，2002年第6期。

[66]《中央日报》，1942年6月2日。

[67]《扫荡报》，1942年6月2日。

[68]《中央日报》，1942年6月2日。

[69]国民党党史会编：《革命文献》第76辑，台北：1978，第312页。

[7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编：《中国国民党在海外——海外党务发展史料初稿丛编》上篇，台北：1961，第201～206页。

[71]以上资料选编自冯爱群《华侨报业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陈匡民《美洲华侨通鉴》（纽约：1950）、《中国国民党在海外——海外党务发展史料初稿丛编》。

[7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编：《中国国民党在海外——海外党务发展史料初稿丛编》上篇，台北：1961，第204～205页。

[73]见《中国国民党在海外——海外党务发展史料初稿丛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等资料。

[74]《侨务委员会侨民教育处办事细则》，见侨务委员会秘书处文书科编《侨务法规丛编》。

[75]以上资料见李盈慧：《战时国民政府与汪伪政府的侨界宣传战》，载《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8。

[76]《海外宣传事业概况》，载《十年侨务特刊》，第54页。

[77]国民党党史会编：《革命文献》第79辑，台北：1978，第463～470页。

[7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抗战六年来之宣传战》，重庆：民国32年7月，第8～9页。

[79]陈济成：《一年来之侨务行政》，载《侨务季刊》（汪伪），2卷1期，南京：民国30年6月15日，第12页。

[80]以上资料见李盈慧：《战时国民政府与汪伪政府的侨界宣传战》，载《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8。

[81]陈树人：《二期抗战与吾侨任务》，载《华侨动员》，第18期，重庆：侨务月报社，民国28年。

[82]陈济成：《告侨胞书》，载《华侨》（汪伪），第1期，青岛：华侨协会，民国29年8月。

[83]《敌伪虽狡侨胞怎会上当》，载《华侨动员》，第20期，民国28年8月15日。

[84]任重光：《汪精卫论》，载《华侨动员》，第20期。

[85]《香港中华社电》，载《华侨》（汪伪），第2期，民国29年10月1日。

[86]求是：《大东亚战争爆发后南洋华侨应有之认识》，载《侨务季刊》（汪伪），第2卷第3期。

[87]《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第444～445页。

[88]《伪缅甸国成立前后》，载《华侨先锋》，第5卷第8期，民国32年8月。

[89]陈树人：《吾侨精神总动员起来》，载《华侨先锋》，第1卷13－14期，民国28年。

[90]孙育才：《如何普及华侨教育》，载《侨务季刊》（汪伪），第1卷第3期，民国29年。

[91]见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第302～303页；李盈慧：《现代中国的华侨政策（1912～1949）》，台北：1994，第468～469页。

[92]《侨务季刊》（汪伪），第1卷第4期，第180页。

[93]《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宋庆龄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第231页。

[94]黄士芳：《向世界传播中国抗战的实况——记英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载《新闻大学》，1995年第4期。

[95]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96]宋庆龄：《真实报道的传统》，载《中国建设》，1962年第1期。

[97]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英文）第1期。

[98]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英文）第25期。

[99]黄士芳：《向世界传播中国抗战的实况——记英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载《新闻大学》，1995年第4期。

[100]丁俊萍：《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宣传工作》，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101]丁俊萍：《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宣传工作》，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102]孙科：《发刊辞》，载《中苏文化》，创刊号，第1～2页。

[103]曾昭抡：《如何促进中苏文化的交流》，载《中苏文化》，第16卷第11期，第18页。

[104]中共中央党校王锦辉博士论文《中苏文化协会研究》，第65页。

[105]《冯名誉会长在六团体欢送邵大使会上之演词》，载《中苏文化》，第6卷第4期，第14页。

[106]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第95页。

[107]转引自夏从本：《在南方局领导关怀下的中苏文化协会》，载《红岩春秋》，2007年第2期。

[108]《苏联电影在中国》，载《新华日报》第二版，1939年11月7日。

[109]《苏联电影在中国》，载《新华日报》第二版，1939年11月7日。

[110]杨奎松：《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2005年凤凰卫视大讲堂。

[111]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重庆抗战文化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