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学术期刊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问题

办好学术期刊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问题

要办好学术期刊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问题。它们是：

1　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

学术期刊要不要配合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学术期刊是搞学术的，可以不管当前的中心任务，无所谓配合，离开越远越好；另一种意见认为，学术期刊必须面向现实，不要老是孔子、孟子，要有鲜明的现实感，要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服务。

我们认为从服务社会科学技术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学术期刊必须面向现实，尤其是绝大多数的课题研究都是为社会的现实利益服务的语境下，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明显的带有功利色彩。但是，这并不是说每篇论文一定要牵强到某个实际的问题的，有些问题看是无关实则是涉及深层次的关系的，如古籍整理，似乎离现实生活很远，但是它是记载祖先缔造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又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材料。如考古学，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往往轰动世界。如陕西秦始皇陵前的兵马俑，真乃世界千古奇观，引来了川流不息的旅游者，研究他们很有价值，也能为社会服务。孔孟之学也是国学的组成部分，有利于我们认识过去，从而把握未来，因而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没有绝对的有用和无用，如太空探索吧，现在是无用的，但其若干核心已经转化为民用技术，为现实服务。

一般来说，国际化的、高层次的、专业性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离现实生活远一些，而综合性的，服务地方的期刊如专科学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应多强调其实用性。

2　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

实践证明，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应该是：1）学术性和政治性有联系，不能截然分开，2）学术性和政治性有区别，不能完全等同。

从政治和学术的联系来分析，在历史上出现的某些学派，某种学术思潮，一般都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如历史上对于曹操的研究和评价，有两派意见，大相径庭。东晋史学家修《汉晋春秋》时，以蜀为正统，把曹操放在篡汉的位置上，他是否定曹操的。而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时，出于统一中国的政治需要，为曹操恢复名誉，把曹操列为正统。南宋朱熹出于偏安政权的需要，又以蜀为正统，曹操成了篡汉的“奸雄”。曹操在历史上的褒贬，很明显是和当时的政局有很大的关系的。

学术性不能等同于政治性，即二者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一般来说，学术问题更多是认识问题，即通过“百家争鸣”式的自由探讨和争鸣使作者的见解得以修正和完善，但不能以政治运动式的批判来说服作者。对于每一个研究者来说，他们的学术观点和他们的所表现的政治立场，并不都是一致的，有些学术研究者，其学术观点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唯心的，但他的政治立场却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反之，也有这种情况，他的立场是封建或是落后的，但他的研究却是严肃的，甚至是唯物的。因此，1）不要将所有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是允许有不同意见的。2）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严格分开，政治问题应坚持导向正确。

3　学术性与科学的关系

学术性与科学性有联系也有区别。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它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三个方面。而学术是某一特定领域的专门问题，有可能成系统也可能是没有系统的，其不同点则在于学术不像科学那样是经实践检验的达成共识的，也就是说学术是在探索过程中的一些观点、方法，有待实践检验的东西。因此，我们对待学术论文，不能求全责备，不能要求它十全十美而没有错讹。有的学术论文是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不作为怪，只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不能发现其错误，这种探讨从事后来看也是有价值的，给正确的探讨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同时社会科学不同的观点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对于大家共识的部分，主要是学科内共识的部分，还是不能产生错误的，所以学术论文还必须严肃审稿，这就是说的科学性，也就是看得清楚的还是要讲科学性，看不清楚的以言之有理、自成一家之言为好。

4　学术性和创新的关系

学术论文最忌拾人牙慧，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但又不能不以前人的成果为基础，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是学术论文较之别的文章更困难、更可贵的地方。自然科学的有些发明可以以不同的人作出，但是以时间早的作为首创者。社会科学的论文也重视其首创性。凡是好的论文，总是在某些方面取得好的创造性成果。学术期刊应该善于发现并发表这种具体原创性的论文。“发前人所未发，说前人所未说，证前人所未证”。这是学术论文具有创造性的标志，也是学术期刊所追求的。

判定一篇论文有没有学术性，不能光看标题中突出“我见”、这些东西，甚至也不能光看图表数据等，有些所谓的“新解”、“新论”，其实是旧论旧解，有些所谓的科学数据，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有一个自行车的研究，图表一大堆，结论是城市自行车造成的交通问题是汽车尾气的主要原因，这样的结论是不正确的。立论就有问题的，图表只是根据前置条件去找的材料而已。

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创造性，一要看能否根据一定的资料，提出前人没有提过的问题；二要看是否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即所谓的真问题；三要看能否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例如，我们金沙遗址发现后，一些学者认识可以根据新的材料探讨巴蜀社会形态，发现成都先人的生活状况，这也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