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信息的捕获与加工

一、主体信息的捕获与加工

(一)捕获与加工新闻信息

新闻信息是报业产业经营的主体信息，也是报纸的本质，如果一张报纸表面再好，内容不好，同样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读者看报是为了获取信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读者所要获取的信息，主要是新闻信息。因此，新闻信息在所有的报纸中都占居首要地位。这也是报纸在众多媒介竞争中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一般公众在看了电视新闻信息或听了广播新闻信息后并不十分满足，还要阅读报纸。这是由报纸的特点所决定的。

一般说来，读者对新闻信息的选择，对新闻信息的喜欢程度，主要取决于新闻的价值。衡量新闻信息价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报纸上新闻信息价值的大小又主要取决于新闻信息报道的真实性、及时性、客观性和全面性。如果我们的报纸能在新闻信息报道中做到真实、准确、及时、全面和客观，那么，这样的新闻信息报道就是好的。

目前，我国读者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他们的欣赏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辨别能力都很强，因而，他们对报纸的要求更高，更挑剔。现在，读者选择报纸的标准，主要看其是否具有实用性、可读性、可信性。由于目前读者的数量更多、层次更广、更复杂，因此，读报的动机也呈多元化趋势:他们一方面需要获取新闻信息，另一方面又要获得知识，消遣娱乐，得到精神享受，得到信息服务。这样，就要求报纸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内容，要求报纸的信息量要大，实用性要强，趣味性要浓。

新闻信息报道的来源有双重:客观素材与主观加工。加工需要创新。创新是改变新闻信息素材形态并提升其价值，更好地满足受众的行为。

新闻信息的发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黑格尔认为:“偶然性一般讲来，即指一物存在之根据不在其自身而在他物。”不在自身，就偶然写偶然就没有多大价值，哪怕你有足够的运气，撞上泰坦尼克号沉没，也只能写成一条就事论事的海难消息。因为偶然的根据在他物，必须通过偶然寻找其根据，挖掘意外背后的内涵。

意外在采访中有，在传播后引起的反馈中也有。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郑州一出租车司机，拟于香港回归日免费服务，大河报发了消息。第二天，一鲜花店打来电话，愿意为这辆车免费“打扮”;又一位读者来电话，希望为这辆车免费维修。收到这些令人振奋的反馈信息，报社决定再编发出去一系列信息，结果引起更强烈的反响。出租车纷纷来报社登记“免费拉你迎回归”;汽车维修工、汽车加油站、餐饮、歌舞厅纷纷要求免费为这些出租汽车提供最佳报务……好事天天有，报纸天天报，并在7月1日发起“免费拉你迎回归”的社会公益活动，把报道推向高潮。

按控制论的观点，意外成功是积极反馈，它的功能是保持或扩大变异，使系统加速某些行为。那么，抓住意外成功再施加动力，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把新闻信息做大。反之，意外挫折就是消极反馈，它的功能是检出偏差，保持系统的平衡。媒介收到消极反馈，就要考虑是否击中目标，在传播策略上做些改变。

新闻信息能引起一定的逆向思维。新闻活动是竞争最激烈的人类活动之一，想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要有别具一格的眼光和思路。1995年，上海某公安局举行阅兵式，时间是下午。几家大报的摄影记者都去了。《新民晚报》的记者认为，如果大家盯着阅兵式拍，第二天各报的画面都是相似的;而且《新民晚报》是下午出报，这样的照片无法再用。他避开阅兵场面，把相机转向观看阅兵的人群。一些农民饶有兴趣地观看阅兵，其中有位穿着浦东农村服饰坐轮椅车打着伞的老人，记者用中景把他们抓取，拍出的照片别具一格。

1996年，北京各报宣传李素丽，都是记者写的消息或通讯。《北京青年报》别开生面，开辟一个征文专栏:“我坐过李素丽那趟车”。充分利用李素丽的特点——对其宣传可以被大众印证，让群众“发言”来夸劳模。仅半个多月，就收到100余封来信。报纸刊发了《好奇》、《让座》、《暖流》、《同行》、《进京》等有代表性的文章。征文刊登后，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新闻信息要注意追根寻底。热点题材往往并没有独家性，但抓住热点进一步追问，在深度开掘上却能够独树一帜。1999年，上海出现因啤酒瓶爆炸而身亡的第一个受害者，死者是一个6岁小女孩。各报都作为社会新闻报道，惟有《解放日报》推出一个整版的专题报道:《啤酒瓶爆炸，“爆”出一串“?”》:为什么厂家不生产安全啤酒瓶?为什么消费者不选购符合质量标准的瓶装啤酒?为什么啤酒瓶会爆炸?如何预防?发生爆炸该怎么办?记者就这一连串“?”作了深入调查。围绕小女孩之死和消费者权益的主题，写出了“旧事重提”、“案例分析”、“内情披露”、“市民心态”、“现场目击”、“特别提醒”、“知识解答”和“最新信息”等专题。

热点追问通常有两个方向:为什么和怎么办。多问几个“为什么”，把解释性报道引向深入;多问几个“怎么办”，把服务性报道做到位。比“为什么”更复杂的，还可以追问“怎么看”。特别对一些涉及面广，性质复杂的热点。“怎么办”与“为什么”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而追问“怎么看”，却可以给受众提供视角、思路、观点及情感的引导。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曾提出媒介依赖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依赖有两种情况:一是日常依赖，平常提供的信息满足其基本需求;二是异常依赖，社会重大变化，情况不明，急于从媒介了解情况或看法，依赖明显增加。在后者，媒介也最容易通过引导热点来树立威信、深入人心。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各报都报道了人民群众的抗议活动。但《北京青年报》却超前策划了“怎么看”，在抗议高潮之后的5月15日，隆重推出“重新认识系列”:重新认识人权;重新认识新闻自由;重新认识国力;重新认识全球化;重新认识美国大片;重新认识西方文明。一天一题，一直持续到5月20日。通过众多专家学者的剖析，把广大青年学生从愤激抗议引导到深层次的思考中去。《新闻出版报》评价:动作之快，令同行吃惊!

新闻信息要注意整合。意外新闻信息只占新闻信息总量的一个小部分，记者大量处理的还是正常新闻信息。问题是，一条一条报新闻，容易形成缺乏内在联系的“新闻拼盘”，众多信息堆在一起却鲜有连贯的意义。置身于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整理信息，把支离破碎的片断整合成可理解的整体，已成为记者的新任务。

最基本、最简单的联系，是把事实放进背景，确定它和其他事实的联系，它的意义及可能产生的后果。1956年召开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得知参会的有我国第一个女飞行员和第一个女大副。记者想到，都是女同志，都是全国第一，都在会议上，让她们见一见面，岂不更有意思，更能从对比中说明中国妇女的解放。于是记者约前者去拜访后者，两人交谈甚欢，记者的采访也很省力，很快就出来篇好文章:《你在天上，我在海上》。

新闻信息的灵魂是“发现”。做一个好记者，就要学会永远用孩子般好奇的眼光看世界，才可能“发现”一些常人注意不到的隐秘的关联。新华社1994年播发的消息“我国科学家首次确认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线索来源于记者为采写一篇通讯去查阅科技资料，在1987年的《中国科学》上发现三位科学家的论文:《雅鲁藏布江下游水汽通道初探》。该论文丝毫没有提及“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概念，但“形成几百公里长”、“峡谷平均深切度5000米以上”等数据使记者怦然心动。他联想、对比了号称世界第一峡、深切度才两三千米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感到这是深埋于科技文献、已蒙上7年尘埃的一大科技新闻。经过反复与科学家联系、探讨、进一步论证，历经半年时间，终于挖出一条独家重大科技新闻，记者也以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者之一而载入史册。

(二)新闻信息的深度加工——言论

我国的所有媒体都肩负着正确引导舆论的重任，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无非是引导社会公众明辨是非，分清真假，爱憎分明，遵纪守法。要做到这一点，报纸除了以正面宣传为主外，还要善于利用言论，如社论、社评、编者按、编后话等形式，旗帜鲜明地做好评论工作。评论是个人或集团对外部世界变化的一种主观评价。评论性信息的特点，在于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件或者对人物进行分析、评论、评价，或表扬或批评，或支持或反对，或提倡或否定，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和主观色彩。

不同阶级的人，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在对同一个事件或人物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时候，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出发，因而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除了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这个特点之外，评论也要讲究时效性，特别是对当前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评论，更要及时。报纸在评论上应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以体现其权威性和指导性。

可以说，重视并做好报纸上的言论工作，是做好舆论导向的重要途径之一。评论做得不够，做得不好，与此相关的，舆论监督功能发挥得也不够。与电子媒介相比，报纸在这方面的差距是大的，很少能看见像样的批评报道。

公众在看了电视或听了广播之后仍不十分满足，仍要阅读报纸，原因就在于广播、电视属电子媒介，声音和图像通过电波传递，转瞬即逝，听不清、看不懂的地方无法补救。而报纸就不同了，它是印刷媒介，读者通过文字或图片等符号解读信息，看不清、看不懂的地方，可以反复阅读，反复琢磨，甚至可以请教他人或查找有关工具书;新闻信息报道中的地点、人物、事物等重要内容可以仔细推敲，认真分析，甚至可以作为资料保存起来，以备今后查用;报纸配合新闻信息报道而提供的背景资料、新闻信息分析等，更有助于读者理解新闻信息报道的内容。这就是报纸的最大优势，这就是报纸最吸引读者的地方，这就是报纸无法被其他媒介取代的原因，也是报纸同电子媒介竞争的最大资本。我国的报纸，应该向这方面努力，尽量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加强深度报道，提供更多的新闻信息背景资料，做好新闻信息评论和分析，这是报纸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吸引读者的主要手段。

言论在西方的理论依据，是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正如自由主义理论所提出的，媒介具有告知、娱乐和销售功能，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必须承担讨论社会冲突的功能。”“社会责任理论主张，任何人如果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他都应该得到一个可以表达的场合。如果媒介不承担提供这个场合的义务，就应有人来监督媒介，使其尽到责任”。^[3]

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大学教授组成的新闻自由委员会曾提出:“大众传播机构应担负沟通公共消息与意见的责任”，要“成为意见与批评的论坛”。^[4]

因此，有了这样一种理论基础，美国报纸呈现为多种言论主体、体裁混杂，具有冲突色彩的格局。这就是以《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的“EDITORIALS/LEITERS”和“OP—ED”——社论与读者来信版(对页)所体现的风格。这种冲突性既表现在读者来信、专栏文章的观点冲突，也表现在读者“来论”与报纸“社论”的对立格局。

国内真正带有交流性质的言论版，比较典型的是《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一个农民的一封几百字的来信，也能刊登，专家学者几千字的分析文章，也能刊登。特别是设立“不同观点”这样一个栏目重视观点的冲突，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的人，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在一起说话。

但是，比起国外《纽约时报》的“社论·观点”版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交流版”来，《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还是不一样。因为前者是把代表编辑部的言论——社论与读者的观点放在一起发表的，特别表现了对读者言论的重视;而《青年话题》的主打言论却不是社论，作为我国中央级主流报纸，该报的社论仍然放在一版，并且很少见到。这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党报系统长期以来对“社论”规格的珍重:非到年节和重要会议才发社论，而不是像西方报纸那样以“社论”作为报纸每日对日常新闻信息的表态——《纽约时报》的社论是每天两三篇。我国报纸的社论基本上失去了“新闻评论”的功能，而已经“规格化”——形式主义化了。

言论具有动态的往复性与参与性，它反映了意见的特性，意见本身是会带来意见的，这是一个无穷的、不断发生的过程。《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往往以“不同观点”的栏目，刊发读者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不同观点，往往一篇文章引出一种“不同观点”，而“不同观点”又引出更“不同”的观点，如此延续数期不止。

言论具有一种静态的结构性与生态性，一个版面的多篇言论，往往并不是偶然的、机械的关系，而可能是不同的、对立的关系，相同的关系，相互映衬的关系，这些关系形成一个有张力的语义空间。单一的言论品种不能构成生态性;多品种而不互相发生关系也不构成生态性;不同的言论品种、代表不同人群的言论品种相互反映、互相批评，才构成生态性。

言论具有冲突性，首先编辑要容人批己。《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经常性地以“不同观点”栏目刊发读者对该版主打言论“冰点时评”的反对意见——包括对本版评论编辑自己言论的反对意见。这样的尝试，从一般看法上是不利于本报权威性的，但它是报纸言论版的一种胸怀，一种对读者的坦荡姿态。这方面的自觉实验，恐怕要期待于报业竞争使报纸更近一步接近读者的市场压力。

(三)捕获和加工新闻信息典型

中国的典型新闻信息报道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的首篇典型新闻信息报道，它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发出的。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发表演说，中心就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继承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2月8日，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其中多次提到《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讲到列宁如何在彼得堡做宣传的情景，还讲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这样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而这段话中就闪耀着典型报道的光辉: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5]

毛泽东还提到了鲁迅的创作方法，而鲁迅则是公认的将苏联的典型理论带到中国来的先锋。他在1921年4月写就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使用了“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据研究，在近代中国这还是首次。^[6]

1943年，大生产运动兴起，《解放日报》大力宣传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发表此类消息和通讯3000多篇，掀起了中国典型新闻信息报道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和尔后迅速涌现的重要典型包括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王克勤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典型新闻信息报道更是高潮迭起，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英雄，黄继光、罗盛教等“保家卫国”的典型。在国民经济恢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提倡利用典型新闻信息报道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宣传，推出了鞍钢、王崇伦、郝建秀、耿长锁等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有关刘青山、张子善反面典型的报道，则配合了“三反”、“五反”运动。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由于中央对整个形势的估计错误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当时媒介仍按中央指示推出大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假典型，为“大跃进”推波助澜。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典型新闻信息报道已走向成熟，涌现出“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及“种棉模范吴吉昌”、“舍身救火的向秀丽”等人物典型新闻信息报道以及大庆、大寨等先进集体典型新闻信息报道。

在“文化大革命”阶段，出现了“小靳庄”、“六厂二校”，“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英雄黄帅”等典型新闻信息报道，它们都是因为某种政治目的推出的。为了政治的需要，典型新闻信息可以随意塑造。大寨一会儿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一会儿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会儿是“全面专政的典型”，一会儿又成了“继续革命的典型”。典型新闻信息报道的政治宣传功能在“文化大革命”时达到了极致。

十年浩劫之后，针对人们普遍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情况，中央要求树立起大量典型，坚定人们的信仰，于是有了张海迪等的报道;1981～1983年，配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媒介曾先后宣传了一批如蒋筑英、罗健夫一类的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同时也报道了陈秀云、贝兆汉等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典型。

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经验和典型问题不断出现，典型报道走向成熟。步鑫生、马胜利、关广梅、鲁冠球等都是这一时期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媒介又推出一批人物典型，例如，徐洪刚、李素丽、徐虎、邹延龄、孔繁森、李向群等先进人物，他们对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典型新闻信息报道不仅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大力发展，而且它始终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一致。当代中国各时期的典型新闻信息报道，无不是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典型新闻信息报道自始至终都肩负着政治使命。

那么，典型新闻信息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报道?它是新闻信息的一种形式吗?如果是，它为什么不像其他报道形式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是一种政治宣传吗?如果是，它与新闻信息又发生着怎样的联系?

典型新闻信息报道是对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进行报道，是一种强化了的宣传报道。什么是新闻信息。在中外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信息的定义虽然多种多样，但大都强调新闻信息的即时性、重要性和反常性，所谓“新闻应是对新近发生的重要事件的报道”。在西方，有流传久远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名言。据此，有些人认为典型报道不是新闻，但是，比照新闻定义中的诸种重要因素可以发现，实际上多数“典型报道”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重要性和反常性的标准，当然，这里的重要性和反常性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标准，而不是西方的标准。雷锋、焦裕禄，大庆、大寨对美国人算不得重大，但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的确是异常重要的。同样，上述人物和事件对西方人无足轻重，也无正常和反常的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或是不寻常的人，或是不寻常的集体，是高于普通人和普通事件的，完全称得上反常。

可以挑剔的是典型新闻信息报道的即时性。因为多数典型新闻信息报道是大大迟于事件发生后的报道。但这仍然不能将典型新闻信息报道的新闻性一棍子打死。新闻在英文中可以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专指News，即消息;第二是指包括消息在内的所有体裁，也包括Feature即特写(或通讯)。Feature在西方新闻中大量存在，是一种深度、细致的报道。时效性较消息要差得多，但无人否定它的新闻性。许多人否认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其实是在狭义“消息”的层面上来理解新闻的。典型报道是属于特写一类的新闻体裁，既然特写具有新闻性，那典型新闻信息报道具有新闻性则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典型新闻信息报道的新闻性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不适用。所以，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形式，它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闻特写，这完全可以看做是典型新闻信息报道定义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