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视新闻现场报道存在的误区

三、我国电视新闻现场报道存在的误区

电视新闻现场报道在我国发展了20多年，从走过的历程看，虽然发挥了其传播优势，但在实践中还存在某些误区，在传播效果上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现场”的缺失使有效信息衰减

在电视新闻现场报道中，“现场”是指新闻事件发生的特定空间。不仅指记者出镜的场景、环境，它更应该是一个信息源，是让受众捕捉信息、感受氛围的具象、特定的空间，是新闻现场环境、现场气氛与细节的声画实况，观众都能够耳闻目睹的。^[8]这个“现场”应该与报道内容有着必然联系，依附于报道事件而存在，因而成为现场报道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元素。

然而，有的电视记者在做现场报道时，仍未对“现场”这一重要元素给予足够重视。“现场”缺失，或对“现场”选择随意，都会使报道的有效信息衰减，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在电视新闻现场报道中，有的大而化之，展现整个现场，缺乏场景的典型性；有的长时间固定于某个场景，使受众无法发现、捕捉新的现场信息；有的将镜头对准某个“伪”现场——并非是事件发生的真实空间，或与真正的现场相距甚远。有不少现场报道是新闻单位制造导演的现场直播，事件的进程不是按照事件发展本身的规律，而是按照电视台直播的需要，把一些新闻性的事件集中在直播报道的特定时间、特定的空间内发生。如有的电视台对海底打捞、古墓挖掘等现场报道就出现过“伪现场”，专家或同行都可以从中看出，事件的进展、包括现场专家的位置都有明显的导演痕迹，虽然出镜记者的采访、直播时镜头的调度没有出现什么破绽，但四平八稳的直播恰恰缺少了现场直播最吸引人的地方——不确定性、悬念，当直播的进程、事态的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时候，也就很难让受众感到有趣味，也难以传递给受众更多直观刺激而富有内涵的信息。

如今，各级电视台尤其是省级卫视操作最多的现场报道仍然是导演好的大型活动，例如大型的会议庆典活动、服务性活动等。在这些直播活动中，我们能看到密度集中的现场报道，可操作流程是所有的现场报道都有文稿，都是按照事先预设的直播活动的流程来安排的，何时出场，采访谁、提出什么问题、多长时间等都有安排好的步骤。这样的现场直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场直播。

（二）过度追求新闻的接近性使新闻价值减弱

接近性是构成新闻价值的要素之一。今天的研究者认为“接近”不仅仅局限于空间上的概念，还包括心理上、感情上的接近，年龄性别上的接近，兴趣爱好、职业上的接近及利害关系等方面的接近。传播学中“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在某些时候，媒介的使用者在处理媒介信息时是有选择的、理性的，受众总是选择一些离他们近的、是他们需要的、于自己有用的信息。因此新闻越是具有接近性，就越能为受众所关注。正因为如此，从报道的内容到报道的视角，追求与受众的接近性成为各新闻媒介对新闻节目的一种内在要求。电视新闻现场报道也不例外，它以独特的“现场”优势、现在进行式的特别报道方式关注和反映着我们眼前的和经历着的社会生活，是电视记者在事件现场以完全纪实的手法把现场情景边报道、边摄录、边同步播出。然而，任何理念的形成和行为的实施都有一个“度”的问题。电视新闻现场报道倘若对接近性的追求不作适度节制，而是不加选择地一味将原生态的现实生活“移植”到报道中，对现实生活进行简单的“复制”，而不用新闻的标准去衡量，不以新闻的眼光去加以取舍，那么新闻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新颖度”和“独创性”，成了“油盐酱醋”“家长里短”的翻版，新闻价值随之衰减。比如，一些电视民生新闻栏目运用卫星直播车SNG进行直播时，常常抓住那些夫妻或街坊邻居吵架斗殴的场面作现场报道，结果将吵架的现场“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观众，使新闻节目变成闹哄哄的场景，这样的新闻现场报道有何新闻价值可言？

由于电视新闻的现场报道和新闻事件的发生同步进行，电视新闻工作者与受众一样几乎同步接触新闻事件，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报道重点和报道策略，最大限度地凸显新闻事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新闻价值，却又由于新闻事件的多义性和突发性，稍纵即逝，使现场报道工作人员难免顾此失彼，从而影响现场报道的传播价值。

（三）记者现场述评的缺失使新闻缺乏理性深度

现场述评，就是电视记者在新闻事件现场就所报道的事件或问题发表有见解的观点、言论，从而加深对新闻事件本质的认识，升华事件的内涵，增强报道的深度和说服力。电视新闻现场报道中，出镜记者往往边报道新闻事件边作出现场述评，记者精辟深入的分析往往成为报道中的闪光点。然而，在电视现场报道中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增强事件的客观性，电视记者尽量让报道不加过滤地把原始的现场信息提供给受众，而摒弃甚至拒绝对新闻事件发表议论。毫无疑问，适度地减少记者的述评，让更多的空间和时间还原于现场，对于增强新闻的客观性以满足受众信息需求的心理是应该的。受众当然厌烦那些毫无信息量的浅薄而老套的议论，受众希望直接从现场获取更多的客观信息，但是完全舍弃记者的述评，使现场报道完全丢失了必要的理性剖析，往往会造成报道将新闻事件的现场或表象信息不加梳理、不加剪裁地呈现给受众，使受众对报道内容仅仅停留于肤浅的感知层次上，而难以作出更为深刻的理性认识，尤其是对一些当今社会存在的丑恶现象进行披露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评述和抨击，就使得电视新闻失去了理性深度和社会道义。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曾以组合的现场报道，对个体汽配行业制假售假、非法职业中介机构欺诈民工、某些执法部门违规执法等社会丑恶现象作过多次有力的揭露。然而，为了“让事实说话”，当报道推出时，除了记者以暗访者的身份到现场捕捉镜头、与当事者对话外，记者没有对这一现象的性质、背景等作任何述评。受众在看了这样的节目后固然能知道谁是谁非，但是倘若记者在报道中对那些丑恶现象存在的原因、它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对其屡禁不止的背景等方面作一番必要的剖析，同时表达出记者或传播者一方鲜明的态度，新闻的传播效果必然会迥然不同。南京电视台在《直播南京》栏目中播出了一位民工在路边主动抓获兜售假手机者的现场报道，虽然记者拍摄了事件的现场，录下了民工的同期声，但记者对售假现象和民工主动打假的举动未置可否，这样难免让受众在收看新闻时产生疑惑：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身边一些看似正常实属违规违法的现象？这样的现场新闻报道虽然现场感强，但不能引起人们更多的理性思维。

世界纷繁复杂，新闻事件多种多样，在纷繁复杂的新闻事件中人们了解新闻不仅仅局限于想看到发生了什么，更想在较短的时间内知道他人的意见和新闻媒介的态度。同时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普遍规律。电视新闻现场报道以其显著的电视特色和现场魅力，使报道内容更具客观性和可信性。电视新闻现场报道中的评论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起着解释、提醒、表明立场、深化主题等作用，电视记者现场及时精辟的理性评述可以起到深化新闻主题的画龙点睛作用。所以在现场直播中，我们既提倡要客观真实地搞好现场报道，又要鼓励记者对新闻事实作出“画龙点睛”的评析，提高受众的理性认知层次，使他们在看到事件结果的时候，得到事件发生原因的解释。当然记者的现场评析既要抓住问题的本质，有感而发，以引起受众的共鸣和关注，同时应一事一议，短小精悍，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