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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们困惑又着迷

时间:2022-04-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十三章 有线电视:令我们困惑又着迷首先,有线电视……能够传播目前由商业电视和非商业电视传播的大众娱乐和资讯……类型化的电台适应这一要求,可是,电视却无法满足这种协调一致性。不管怎样,联邦通讯委员会还没有允许电视台类型化:为了获得执照,地方电视台必须承诺节目的多样性。

第十三章 有线电视:令我们困惑又着迷

首先,有线电视……能够传播目前由商业电视和非商业电视传播的大众娱乐和资讯……它还能提供无线电视和电台广播所无法提供的商业服务:地方性娱乐、与国内或当地市场和贸易服务有关的资讯;与娱乐和资讯无关的市场和贸易服务;数据传输;包括火灾、盗警、监督、仪器测定等在内的各种资讯服务。有线电视也许还能提供和支持大量的公众服务:首先是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咨询,还有健康、福利、求职、消费指南、图书馆、社区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服务,显然,这里无法一一列举。除了这些一般性服务之外,还需提到的一条是,有线电视通过其动员作用,或者在竞选活动中进行即时民意调查,也许能够影响到政治进程。最后,有线电视本身就是社会科学者的研究工具。

——阿瑟·L.辛格(Arthur L.Singer)

(艾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会副会长)

在这个机构中我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我必须真正走出去,去做一些别人梦寐以求、日思夜想的事情。我以为,有线电视这项电视技术的新成果还没有得到大规模地推广……现在我家很快就会有一台电脑了……但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家里设一台电脑。坦白地讲,我认为许多这一类服务的市场性完全被高估了。

——伊斯雷尔·斯威策(Israel Switzer)

(加拿大麦克莱恩—亨特有线电视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我的站在节目制作一边的朋友坚持说:“来二十几个频道——收看所有你想看到的节目,让我们建一个演播室吧!”然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戈登·基布尔(Gordon Keeble)

(多伦多基布尔有线电视公司)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现存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你我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书中提到的人物也同样如此。新品位、新技术、新人才——新时代,主啊!新时代——会创造新的电视体制,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一些人会因此发财,一些人会因此破产。未来将发生什么现在还难以预料,如果可能的话,也只存在于科技人员能够按预定计划进行发明工作的工程科学里。

今天的广播电视是过去选择的结果,而每一次选择都是在其自身模式下进行的。正如威廉·斯蒂芬森所指出的那样,主要模式就是一种趋同——换句话说,大众媒介之所以是大众的,那是因为许多人抱持同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使他们趋向于在有限的几种方式中选择一两种。然而,选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机会成本”问题,即一旦采用某种方案,其他选择可能带来的价值就会被牺牲掉。频道数越少,观看其中任何一个频道的机会成本就越低,选择的趋同性就越高。是这样吗?

回答是肯定的。

下一个问题是:频道越多,观看每个节目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多样性就越强,对吗?

也许吧。年轻的朋友们,先别急于下结论。

行,聪明的家伙。

随着电台数目从1954年的3000多个增加到1971年的7000多个,电视台数目也已开始上升。广播网不再是吸引听众的唯一重要力量,电台通过“类型化”变得专业化了,诉求对象是相当固定的听众。除个别情况外,电台从业者普遍接受了“细分受众”或“窄播”的观念,每家电台都力图争取自己的那一部分听众。当然也有例外,最明显的例子是明尼阿波利斯的WCCO电台,这家电台提供各种各样的节目,吸引了4倍于当地第二大电台的听众。从1971年《广播电视年鉴》中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电台,其中37家说其百分之百是黑人节目广播,12家称一天中至少有1个小时播出波兰语节目,54家称一周内有24小时播出西班牙语节目。今天,几乎所有电台在开播时都会说明自己的“类型”——乡村/西部、摇滚、流行音乐、访谈、新闻、古典音乐——如果电台所有权易手,申请改变类型,联邦通讯委员会将进行正式调查。

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李·洛文杰说:“必须指出,绝大多数收听广播或收看电视的受众,习惯性地希望节目编排协调一致。”类型化的电台适应这一要求,可是,电视却无法满足这种协调一致性。除了纽约、洛杉矶、迈阿密以及西南部的少数几个西班牙语电视台以外,独立电视台认为不值得以类型化的方式向当地电视网的附属台提出挑战,这种做法将使一些有价值的观众自动流失。老电影吸引的观众要比那些有意针对少数人的节目的观众多得多。不管怎样,联邦通讯委员会还没有允许电视台类型化:为了获得执照,地方电视台必须承诺节目的多样性。广播覆盖面广,电视覆盖面窄,但大多数观察者在少量的电视频道中就能找到他们需要的信息。

1971年12月,斯隆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有线传播的调查报告《关于有线电视》(On the Cable),斯蒂芬·怀特(此人也参与撰写卡内基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公共电视的报告)将“贫乏的电视”与“富饶的电视”相比较,前者受制于有限的频道数,后者则会随着同轴电缆将节目传送到每家每户,此即所谓“有线网的国度”。一条电缆也许可以传送多达40个频道的电视节目;通过付费方式(虽然价格不断上涨,一般每月也只需5美元),一个家庭便能够看到质量更好的电视画面,以及其他数据传输服务——从无线电视收看不到的有线节目到电脑医疗诊断——这些数据都来自“输出端”,即有线电视广播传送端。

这些乐观的预言是有线电视倡导者们惯用的伎俩,他们是商人也是理想主义者。(从福特基金会资助PBL的失败中,你看到的是,当东哈莱姆的每个家庭每月缴纳5美元享受有线电视服务,收看当地学校的教育节目和社区计划,而不再免费收看糟糕的电视娱乐节目时,人们是多么高兴。)但是,怀特熟谙电视圈,他知道电视与广播不同,电视节目制作需要花费大量资金。他预见到,电视的富饶不能仅靠增加电视频道,还有赖于能否向特定节目的制作者支付“额外的”报酬。这些节目包括歌剧、戏剧、国外影片等,传统电视是不会提供这些节目的,因为所吸引的观众人数不足以引起广告主的兴趣去为制作这些节目投资。不仅电缆本身,而且通过电缆传输的付费电视都可以把传播这只妖怪从瓶子中释放出来,以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这已经是第二次讨论此类问题了。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出现过一股付费电视潮流,它使得为小众兴趣和品味提供服务并赢利成为可能。1957年,当俄克拉荷马州的巴特尔斯维尔的付费电视系统成立时,《生活》杂志曾经用6页的篇幅报道这一事件。《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称,付费电视“为才华横溢的作家、编导和制片人开创了一个美好的新时代”。投资顾问曼尼·杰勒德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初,一份来自斯坦福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曾经指出:到1970年,付费电视将成为一项年产值30亿美元的产业。当时,广告主为电视广告支付的金额为每户每小时2美分,付费电视的价格则是每小时50美分,相当于由广告主支持的开路电视收益的25倍。付费电视有可能对电视广播形成冲击,信号在发射端被加密,经过一个特殊的解码器处理后,图像就会出现在电视接收机的屏幕上。联邦通讯委员会曾经批准,在超高频(U H F)波段进行几项付费电视试验,其中最雄心勃勃的就是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雷电华—通用计划”,但是,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它并不十分热心。很显然,在付费电视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也是免费电视中最受欢迎的节目: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付费电视从业者会从电视广播从业者那里“偷”节目,这意味着公众被剥夺了收看自己喜爱的节目的权利。国会也不希望如此。

用一条电缆,而不是通过无线广播,将节目直接传送到付费者家里,所有类似争论——就像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争论那样——也许就可以避免。第一次雄心勃勃的行动发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市郊的爱托比库克,在派拉蒙电影公司旗下的名演员公司进行。在按月付费的方法尚未引入之前,爱托比库克电视系统已经吸纳了5800户观众,将硬币投入一个计量表中,订户便能“购买”要看的节目。1962年,这项服务的利润达到了顶峰,其中最吸引人的节目是多伦多枫叶队的客场比赛(政府电视台和私人电视台都没有播出这个节目),以及加拿大职业橄榄球比赛一个赛季中的9场比赛;其他节目大部分是电影,也有剧院表演的百老汇音乐节目的现场直播,一部外百老汇节目《赫达·加布勒》(Hedda Gabler)、一部梅诺蒂[1]的《领事》(The Consul)。《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在观看了电视播出的文化节目后备受鼓舞,他为《领事》写下这样的评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帕特里克·纽韦精湛的演出,表现了深重磨难下人类精神的召唤,令人柔肠寸断。观看这样的节目,肯定是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有文化品位的享受。”当时,每部影片收费1美元,体育节目和百老汇演出要花150美元。在爱托比库克进行试验的不平静的4年中,派拉蒙公司及其子公司损失了将近600万美元,最终,还是放弃了这项计划。

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起最大推动作用的,是加利福尼亚一家名为ST V(Subscription Television)的机构,又称计时收费电视台。1964年,一些支持者出人意料地联合起来,促成了它的诞生。这些支持者包括洛杉矶的道奇队和旧金山的巨人队[2]、肥胖的怀旧影片运营商马蒂·福克斯、利尔-西格勒电脑特技制作公司、索尔·休洛克、为电话公司出售黄页广告的鲁本·唐纳利、威廉·斯塔茨投资银行。ST V大约有1600万美元的资金来自股票集资。他们聘请的总裁不是别人,而是已离开NBC很久了的帕特·韦弗,当时他厌倦了广告业,渴望重返电视业。

就像爱托比库克的派拉蒙系统一样,韦弗的ST V能够提供3个频道,采取不常用的频道选调装置,并向收看节目的用户收费。(韦弗作为总裁上任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取消了原来的每周收费1美元的计划。)可是,加州的电视机上没有安装收费机顶盒,于是ST V采取了一个更好的方式,它的电缆是双向线路,除了传送图像外,ST V的终端每10分钟向用户电视机上的选台器发送查询信号,了解此时用户是否在收看ST V的节目。这些来自用户的回复将以3位数的二进制码形式,例如001、100、011等,回传到ST V的电脑里。一共有8种不同的回复,其中只有4种(即3个频道加上“关机”)用于收费电视;其他4种是为今后扩展业务而准备的,这一天的到来也许不会为时太晚。韦弗的想法是,家庭妇女每天都会花几分钟时间收看ST V的购物频道,以了解各商场什么商品在减价,她们可以通过电视机机顶盒上的按键定购她们想要的商品。

韦弗认为,最终,ST V系统应该和用户的录像机相连接,这样用户便可以预订他们第二天晚上想要收看的节目。韦弗认真地说:“如果您想获知有关股市的特别报道,或者观看玛丽亚·卡拉斯在拉斯卡拉首演的《卡门》,或者想聆听关于核物理学的一次讲座,所有这些只需打一个电话就行了。”这个电话将会启动一系列的自动装置,使用户家中的录像机与ST V终端的录像机同步运行。在午夜的某个时分,两套录像装置会同时运转,有点儿像伊斯兰教中的苦修僧人,大约只需6分钟时间,次日晚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就会被拷贝到用户的录像机里。这些节目可能是通过卫星传送过来的日本歌舞伎表演,也可能是萨德勒的韦尔斯剧院[3]节目,或者是百老汇节目……

在推广付费电视的初期阶段,销售员们来到唐纳利所选择的“有价值的”社区,这些社区私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比加州要高一些,但是,还没有高到足以说明他们是有线电视市场缺乏理性的潜在消费者的程度。在第一条电缆架设成功之前,韦弗便安排制作了第一个节目,即由文森特·普赖斯实况报道的墨西哥巡回艺术展。他谈起拥有3个频道是多么令人兴奋:三大电视网为争取同样的观众群而互相竞争,而他能为三种不同的观众群提供电视服务。在1964年7月,韦弗曾经预计,当年年底电缆服务将进入6万户加利福尼亚州家庭,截至1970年,至少有50万户旧金山观众、70万户洛杉矶观众将接入到他的节目服务和电脑系统上。

这项计划的实施从一开始就困扰重重。太平洋电话电报公司对此项计划抱持怀疑态度,它要求ST V预先支付所有的架线费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理直气壮地每个月从ST V的账本上扣回自己的投资。利尔-西格勒公司的设备十分昂贵,每个用户安装一个机顶盒要花费90美元,却只能立即收回5美元的安装费。那年夏天,最重要的节目几乎都是免费的——作为共同投资者,道奇队和巨人队都同意第一年以股票方式支付其费用——可是,硬件投资占据了韦弗的一大半节目预算,还不包括转播棒球节目。最糟糕的是,影剧院的老板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免费电视公民委员会”,他们在当年11月的投票中获得了足够多的签名,提议制定一项州法律条款,禁止付费电视。在加利福尼亚,ST V用于争取票数的花费已经超过了7位数,可是仍然被推上了被告席。

最后,这只鸟儿飞不动了。两家球类俱乐部比赛成绩不佳,使观众对花钱收看他们的比赛失去了兴趣。起先几个月,韦弗没有时间、也没有资金去安排播出重要的节目。政治上的反对派都是一些颇有头脑的人物,虽然唐纳利通过民意测验试图证明,大多数加利福尼亚人是喜欢付费电视的,但是,禁止付费电视的提议还是在投票当天获得了通过。大约一年以后,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定ST V获胜,宣布一年前通过的法案不符合宪法,但是那时韦弗已经离开ST V,付费电视也不复存在了。

事后,我们都觉得有一点很奇怪,为什么ST V没有像提供付费节目一样,把传输无线电视信号作为有线网络的一项工作?在洛杉矶,尽管那里的地势十分平坦,通过电缆传送给电视机的彩色信号的质量也比任何经天线接收的节目质量好得多,尤其是超高频波段的频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ST V所有者不愿意用电缆来提高无线电视信号的质量,他们更乐意看到有线电视的画面质量比用户从空中接收到的无线电视的画面质量更佳。除此之外,有些地方还存在法律死角。一些有线电视系统已经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山区和峡谷地区运作了,但是,它们向用户传送节目的权利却根本得不到保障。即使是不囿于条条框框、善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最高法院,也不愿意看到像堪萨斯州的海斯那样的情况。本书第十一章曾经介绍过海斯的情况,该地一家无线电视台如果想转播远距离外另一家电视台播出的一场篮球比赛,就必须付钱——但是对有线电视系统来说,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需从远处接收信号,并通过电缆将信号传送给订户,而无需支付额外的费用。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1968年,最高法院根据一项明显站不住脚的理由作出决定:有线电视系统对广播电视从业者或节目所有者不承担版权责任。有线电视系统被认为是接收者的扩展而不是传播者的延伸。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双周刊公司诉联美公司案》中曾经写道:“电视台参与节目演出,而观众没有,以这种思路来考察CA T V(Community Antenna Television),它应当归为观众一方。”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不能以任何方式改变信号的传播,例如,不能抽掉电视台原来节目中的广告而换上自己的广告,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把节目转送到观众家中,他们就不必根据1909年的《版权法》而付钱。

起初,当有线电视(cable television)还被称作“社区共用天线电视”(遂有CA T V之名)时,版权问题还没有浮现。一些聪明的无线电修理工将天线架设到小山顶上,再通过电缆把节目传送到住在山谷里平时接收不到信号的那些家庭。电视台很高兴看到他们这样做,因为这样能够帮助他们扩大节目的有效覆盖范围。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线电视通过新近完善的微波中继系统,开始引进遥远地区的其他电视台的节目时,便造成了当地电视台的恐慌。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雷电视台表示,要生存下去真的很困难,如果威尔克斯—巴雷的有线电视系统也开始从纽约和费城电视台引入大联盟球赛节目、一流的电影以及电视网节目,那么威尔克斯-巴雷电视台恐怕就要关门了。

在1959年之前,联邦通讯委员会认为,有线电视系统不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但微波中继系统却归其管辖。1962年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定,在那些地方电视台生存艰难的城市里,不允许利用微波中继系统接收外地的节目并传送给当地的有线电视订户。在联邦通讯委员会,肯尼思·考克斯委员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甚至包括那些反对其观点的人,他是一位来自华盛顿州的肯尼迪派民主党人,坚决拥护上述法规。他把自己塑造成那些遭围攻的无线电视台的代言人,坚决反对有线电视的发展。在他积极的敦促下,联邦通讯委员会终于在1966年决定对所有有线电视机构进行管理,严格限制其活动。1970年,当肯尼思任期届满时,尼克松总统没有再任命他。

根据1966年的基本法规,有线电视系统必须传播所有当地电视台的节目,不准从其他任何外地电视台引进当地电视台当天要播出的节目,这保证了当地电视台在该地区播出电视网节目的专有播出权;未经联邦通讯委员会特别听证会通过或特殊批准,禁止全国最大的100个电视市场中的任何有线电视系统从外地引进节目;至于乡村地区或小城镇中的有线电视台,可以不经批准直接从别处引进节目,只要它们没有越过附近电视台而从更远处获取信号。不过,这项法规也有破例的时候:比如,新墨西哥州卡尔斯巴德的有线电视台曾经被允许越过凤凰城,从洛杉矶的独立电视台引进节目。1968年12月,这项法规发生了改变,全国最大的100个电视市场中的有线电视系统只要取得当地电视台的同意,便有权从外地引入电视节目信号。实际上,这次改变并没有起太大作用,因为,当地电视台从版权所有者那里购买了节目播出权,仅限于在自己所在地区和自己的频道上播出;从法律上讲,这并没有允许其他人在其他任何地区播出该节目。当然,这项法律限制并非毫无道理,如果有线电视系统从外地接收辛迪加电视节目或者电影公司的节目而且进行播出,那么,辛迪加经营者和电影公司就会失去在有线电视市场上大赚一笔的机会。实际上,斯图尔特法官在“双周刊”一案中所持的理由是否适用于外地节目的引进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个问题在法庭上仍然争论不休。

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限制下,有线电视系统在只能收看两家无线电视网的小城镇中快速发展起来,但是在大城市却裹足不前。有线电视的订户在不断地增加(已经从1964年的100万户增加到1971年底的接近600万户),但是,以电视的标准来看,这个增长速度并不算惊人。在大城市郊区,推广有线电视入户的尝试屡遭挫折,这说明,有些地方的有线电视发展似乎已经接近极限了。

与此同时,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法规也不断地遇到压力,其中大多数来自委员会内部。法规颁布后,必须有人去负责实施、举行听证会和签署许可证书,于是,罗塞尔·海德主席向一位名叫索尔·希尔德豪塞的委员会听证会检查员求助,委任他领导CA T V特别小组。希尔德豪塞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是一位富于怀疑精神、积极进取的人士。令考克斯感到惊讶的是:通常,希尔德豪塞都站在他这一方的政治阵营中,两人都是自由派民主党人,都倾向于相信政府能够比私人团体作出更好的决定,然而,这一次希尔德豪塞却成为有线电视的坚决拥护者。他快速地处理许可申请,在给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报告中对有线电视大加赞赏,并发表演讲大谈有线电视的未来。不过,真正令希尔德豪塞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来自远处的节目,不如说是有线电视系统提供的多个频道,它们能够传播各种各样的节目满足小众需求。

起初,在一些闲置的频道上,许多有线电视系统从业者也提供自己的“有线电视节目”,大都是一些免费的节目,比如滚动新闻电讯、股票市场行情或天气预报等,作为他们转播无线电视节目之余的少量补充。但是,在有些地区,正如希尔德豪塞所说的那样,“这些实用性节目很难有观众”。这样,被剥夺了接收外地信号机会的CA T V经营者们,便开始提供更有抱负的“有线电视节目”。最初,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允许他们通过播广告来支付节目费用,不久后又改变了主意,允许登广告,但必须是在节目的“自然中断处”——也就是在节目的开头或结尾处,在两集电视剧之间,在戏剧的幕与幕之间,或者在体育比赛中场休息时。1969年秋季,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拥有超过35000家用户的CA T V必须在1971年4月1日之后制作出相当数量的节目来。

制作节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择那些在无线电视台已经很成功的节目,比如电影和体育节目;另一种是制作与无线电视台不同的节目。这些节目与无线电视台的节目越相似,卖出这些节目的难度就越大。在曼哈顿,那里的家庭都可以通过房顶上的天线收看到电视节目,该地区两家获得有线电视经营许可的公司——电视推广公司和斯特林公司已经和麦迪逊广场花园公司签署了协议,购买家庭娱乐节目《尼克和罗杰》,斯特林公司还在故事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像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这样的地方,家庭自备天线只能收看到两家电视网的信号,而当地有线电视系统的入户率没有达到所要求的65%(即23000家用户,如果每家每月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的话,一年收入就达120万美元)。前ABC电视网总裁托马斯·穆尔,现在负责通用公司一个新的节目制作部门——“明日娱乐”,他说:“随着技术的进步,有线电视的信号质量不断得到提高,有线电视从业者将不得不努力为用户提供更优秀的节目。”这可能高估了受众的欣赏水平,低估了有线电视从业者的企图心。无论如何,穆尔不相信有线电视能够赚到足够的钱,用来支持那些他们想要制作的电视剧节目。

“我们最有代表性的节目类型是故事片和老辛迪加影片,”比尔·布雷泽尔说,他是位于丹佛的电信公司的节目编导。1972年春季,这家公司在25个州拥有近100家有线电视台,“节目制作耗资巨大——仅仅是传送和管理、使用线路和录像机——我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喜欢连续观看故事片的观众的表扬。我们也在当地雇佣一些人才。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伊尼德市,一位年轻而富有魅力的图书管理员就被邀请到我们的演播室里,带领一帮五六岁的小孩子一起录制儿童节目。对我们来说,这样做的经济价值在于,只要‘小约翰’出现在电视中,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愿意掏钱订阅电视节目。”

布雷泽尔继续说道:“在塔霍湖,我们的节目制作负责人对牛仔题材有敏锐的天赋。下午5∶00,随着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响起,节目开始了。他头戴牛仔帽出现在屏幕上,回答电话中的各种询问。电话响个不停,几乎要把屋顶给吵塌了——您简直无法相信。我们在那里报道市政委员会听证会——整个城市都加入进来了,现在正在制定一项规章制度。报道的话题包括:公路上的标志、湖水污染问题,以及许许多多的矛盾,这为我们赢得了许多观众。当地的报纸和电台曾经进行了一项调查,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在观看我们的节目,结果发现,星期一晚上黄金时间有50%的观众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可是最终,市政委员会却要求我们停办这个节目——因为他们发现开会时再也不能敲击桌子,或者说他们想说的话了。”

布雷泽尔身材魁梧,性情和蔼,年龄在40岁左右,挂在他办公室墙上的证书告诉我们,他修完了戴尔·卡内基课程。他最初供职于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家电连锁店,后来进入有线电视界。当一位有线电视从业者到市政委员会去争取有线电视的合法权益时,他组织起一个协会前往声援,“只是从我个人考虑,我爱看足球赛”。他的声援活动非常成功,以至于有线电视台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工作。

“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为当地社区提供服务,”布雷泽尔说,“在经济上,这对我们也有好处,可以带来更多的订户。我不在乎它是像花团锦簇的俱乐部,还是像一位学校督察,总之它对整个社区有一种凝聚作用。我们播放反映小城镇保龄球运动的节目,在小城镇中,保龄球是一项备受关注的运动。我们邀请一位得分很高的能手到演播室来,他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个名人了,的确如此,人们总是愿意看到熟悉的面孔。不错,也许你只能吸引很少几个百分点的观众,但是,众多的百分点加起来,涓涓小溪融会成大海。”

除了有线电视系统外,电讯公司(Tele-Communication)还拥有微波系统,微波信号能够从西南部的洛杉矶途经得克萨斯州,跨越山川和平原,最终到达明尼阿波利斯。也正是电讯公司获得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可以越过凤凰城,接收来自洛杉矶的节目,然后在新墨西哥州的卡尔斯巴德地区播放。当最后一段线路穿过杜兰哥附近的山地架设成功时,该公司能够覆盖的面积已不少于全美国一半的地区,但是却很少赢利,因为微波线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该公司购买了全国电视影片协会3000部库存的老电影,老电影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们可以一遍一遍不断地播放,而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费用。公司还与美国篮球协会的犹他明星队签订协议,在有线电视上转播他们所有的主场比赛。“我们发射的信号穿越山川,将职业篮球赛传送给全国的40个地区。”电讯公司总裁鲍勃·马格尼斯说:“1970~1971赛季开始的前两天我们才达成协议,好运啤酒酿造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支付的广告费就抵我们总费用的一半之多。”

绝大多数有线电视节目是依靠知识界所说的“志愿者”(也就是业余人员)出镜表演、非工会会员的技术人员摄制完成的。约翰·R.巴林顿供职于拥有全国最大的CA T V设备市场的电视推广公司,他说:“在整个公司里,我们雇佣的都是兼职摄影师、高中生、退休教师等等,只要他们能够胜任。”维克·沃特斯主管加拿大温哥华有线电视公司的节目业务,他说,他对转播本地足球比赛的原则是“‘你们提供解说员’——这样你们会吸引当地更多的人收看节目”。

从理论上说,大学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实际上,它们不是。布雷泽尔说:“通常情况是,刚进入校园时,有线电视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干这一行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制作有意义的节目,而校园却缺乏足够多的观众,于是热情也就逐渐消退了。”

到目前为止,最雄心勃勃的有线电视节目计划出现在纽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电视推广公司,它在曼哈顿的北部地区拥有合法经营权。在连接乔治·华盛顿大桥和跨布朗克斯高速路的10号公路旁,坐落着一栋带电梯的多层公寓大楼,肮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电视推广公司的演播室就设在此楼的第一层。从这间还挂着灰色窗帘的主人卧室里,电视推广公司制作了一个报道曼哈顿北部地区情况的晚间新闻,内容包括:当选议员对本市、本州和联邦事务的看法;居住在此地的学院派人士、激进分子和狂热分子对时事所作的尖锐的政治分析。每晚10∶00,电视推广公司会播放一部西班牙语娱乐片,有精心制作的酒店歌舞表演,或者来自波多黎各电视台的喜剧。曾经有一部耗资巨大、半纪录片式的影片名叫《海洛因之王》(King Heroin),在《时代》杂志上引起了的极大关注。外地节目包括新闻报道(学生示威和诸如此类的内容)、采访街区社团和党派、各种各样的市政听证会、哥伦比亚大学篮球赛和爱尔兰式橄榄球赛,等等。电视推广公司与曼哈顿南部的斯特林公司都承诺,向公众提供联邦通讯委员会所说的“公众近用频道”(public-access chan-nels)——也就是向人们提供利用有线电视发表自己言论和播出自己制作的节目的机会。1971年秋,偶尔使用电视推广公司和斯特林公司“近用频道”的有:一家聋哑学校、一些民族文化社团、各种各样由基金会资助的反主流文化团体。可是其画面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反主流文化团体提供的1/2英寸录像带让人失望透顶,市区里几乎没有人知道有过这样一个节目。曾经有一个团体要求“近用频道”提供时间播放关于性交体位的演示节目,由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出演,被“遗憾地”拒绝了。

电视推广公司的有线电视一周播出10个时长半小时的儿童节目,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一位名叫莱斯利·施里夫的金发碧眼的时髦女郎,她曾经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过,现在身着迷人的演出服,表演魔术、讲故事和唱歌。“是厄尼让我做魔术节目的,”她一边说一边对厄内斯特·索尔点头,他是公司在编的两名编导之一。自1969年6月以来,一年70次节目全都是由她自己独立完成的,这些节目常常不断被重播。莱斯利说:“我也做特别节目。我每隔一天便为《每周牙齿保健》(Dental Health Week)做一档节目——我的祖父是一位牙齿矫正师。我不得不用那些没有版权的东西,把所有的台词重新写一遍,还要创作音乐。这里的工作收入不高,也没有工会。本来应该是兼职,可是我发现我一天8小时都在这里工作,然后回家录音乐,朗读儿童故事,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过。”

1971年中期出现了3个黑人节目:其中一个叫《梦幻时分》(Hour of the Dream),还有一个叫《黑凤凰》(Black Phoenix),都是由电视推广公司资助拍摄的,投资不是很大。按照节目编导鲍勃·布莱尔的说法,每集用于演员和道具上的预算最多不超过350美元。当然,向观众播出的有100集节目(其中包括84集的娱乐节目《尼克与罗杰》),这些节目都来自麦迪逊花园广场公司,电视推广公司和斯特林公司因此为每位订户支付5美元。1971年末,每一家有线电视系统一年的平均开支大约有20万美元,其中大约一半可以通过广告费来获得补偿,其余部分则由促销预算愉快地签单。

人们怀有一个梦想:有线电视能够比无线电视提供更多样化的节目。1971年11月,电视推广公司在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在位于林肯中心的纽约州立剧院,电视推广公司现场直播了正在这里上演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著名歌剧《金鸡》(Le Coq d’Or),参加演出的是纽约城市歌剧团,其中有超级明星贝弗利·西尔斯。此次事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原本为太空计划而开发的电视摄像机,在直播中拍摄的图像质量令人惊叹,观众收看到的电视画面与剧院里的表演没有什么差别。

电视完美论者也许会抱怨:管弦乐队与人声的配合不够完美(事实的确如此);剧院中灯光的色温不同,使电视画面的真实度比不上演播室里全白光的效果,等等。但是,最终结果显然是,这个晚上的节目要比普通的电视节目更有意义。一位观察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歌剧团的演出大获成功,与其说是演出吸引人,不如说是现场直播吸引了观众。电视推广公司为这次现场直播花了将近2.5万美元,包括付给财政拮据的纽约城市中心的费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电视推广公司老板欧文·卡恩之所以要直播此次演出,纯属公关之举,他刚刚被指控向公共官员行贿,以期保住其有线电视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的合法播出权,而斯特林公司却不愿意为分享这份播出权投入一分钱。最后双方达成一项协议,电视推广公司获得许可,拥有斯特林公司已购买的格罗夫出版社所有影片的播放权,并可以有限地使用斯特林公司的实况转播车。第一毕竟是第一,谁抢占了先机,谁就可能赢得下一步的胜利。

CT V是由加拿大12家私营电视台联合组成的一个电视网,戈登·基布尔曾经是CT V的董事会主席,现在是多伦多基布尔有线电视公司的所有人。他说:“从技术上说,我们在有线电视的渗透率方面已经走在美国的前头。”在1971年中期, 20%的加拿大家庭(大城市家庭达到27%)已经安装了有线电视,而美国只有9%(大城市家庭还不到2%)。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在美国,人们只要在房顶上安装天线就可以收看到电视网的节目;而在加拿大,大多数人家只有通过附加的接收系统或者有线电视才能收看到美国电视网的节目。加拿大的文化精英们一直在为凝聚人们的“加拿大认同感”而努力,他们对与美国这样一个文化影响力超强的国家毗邻而居感到忧心忡忡。可是,多数加拿大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收看美国的电视节目。“我从小在海城长大,”索瑟姆出版公司的迈克尔·哈里森说,“当我们想走出去,到大城市谋发展时,我们不会去蒙特利尔,而是选择波士顿。”现在经营CT V的默里·彻卡佛说:“在艾伯塔种小麦的农场主有个亲兄弟,这位兄弟不在安大略省当工人,而是在南达科他州种小麦。可见,这块大陆的自然分界线不是东西走向而是南北走向的。”

在那些即使通过有线电视也不能方便地收看到美国电视节目的地方,能够收看到的加拿大电视节目也为数不多。安大略湖沿岸地区由加拿大唯一的非电视网附属台——汉密尔顿的CHCH-T V提供节目,除该地区外,普通的加拿大观众最多可以接收两种电视信号,一个来自政府所有的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另一个来自私营电视网。许多加拿大人只能收看到CBC的电视节目,一般来说,这些节目都过于严肃,而且普遍不受欢迎。难怪在加拿大流行一句俚语:“加拿大有两项全国性娱乐运动,一个是冰球联赛,另一个就是痛批CBC。”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家有线电视台的出现都会大大增加电视的吸引力,许多有线电视台开始向观众提供大量可供选择的电视节目。发展最独特的要数蒙特利尔了,在那里,没有微波线路就收看不到任何美国节目,建设第二个法语无线电视频道的工程也旷日持久,而很受欢迎的本土文化(顺便提一下,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节目。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有线电视机构是温哥华有线电视公司。在温哥华市,该公司在面向美国的一面斜坡上的一幢公寓楼楼顶上,架设了一个大小适中的特制天线,播放从西雅图传来的所有美国电视节目,还有维多利亚的加拿大电视台的节目,以及本地节目。在温哥华地区,有线电视已经吸引了16万户观众——包括61%的私人住宅和95%的公寓,架设的缆线长达1300英里。在街道上,每天有25个安装组在工作,另外还有一个由30人组成的维修队,其中一项服务是免费为用户替换其自制的天线,这样可以使用户收看到更好的图像,并确保他们持续收看有线电视。1970年,当加拿大广播电视委员会(加拿大广播电视委员会)威胁要限制加拿大的有线电视机构转播美国节目时,温哥华有线电视公司站了出来,向议会提出,政府机构的行为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温哥华有线电视公司在蒙特利尔也有一个面向低收入阶层的有线电视系统,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就自制节目。最初只有法语节目,主要是拾遗补缺,因为绝大多数无线电视频道都采用英语,现在则有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4]和阿拉伯语节目。公司副总裁巴德·加勒特声称:“制作节目的经费来自有线电视订费。”然而,一直等到1970年,在加拿大广播电视委员会“鼓励”所有有线电视机构自制节目之后,温哥华有线电视公司才开始提供自己制作的节目。加勒特说:“加拿大广播电视委员会想让我们‘进入社区,让人们说话’,但这只是白费劲,因为这一类节目不会给我们带来观众。”

尽管如此,温哥华有线电视公司已经建起了一间设施齐备的彩色演播室,每一个物件都和一家小城市电视台的不相上下(只是还未敞开大门,让汽车、冰箱、家具进进出出:加拿大有线电视机构还不能制作或播出广告片)。为了维持一周5次、每次从晚上7∶00~11∶00或7∶00~11∶30的节目播出(预算大约是每周2000美元),有线电视公司一直在寻找从来没有和电视打过交道的节目主持人,最后终于找到了温哥华一位颇受欢迎的广播电台人物——维克·沃特斯,他一头灰发,声音抑扬顿挫,观点坚定,被认为很适合做一名广播主持人。

在沃特斯地下演播室里制作的节目中,有一个节目名叫《双手表演》(A Show of Hands)是针对聋哑人观众的新闻节目,包括由西部聋哑人协会工作人员主持的访谈。加勒特说:“创办这个节目的起因是我有一位军人朋友,他的女儿失聪了。”有一档周播的节目,内容涉及艺术博物馆、城市里的两所大学、市政府行政部门、市立法机构,以及国内税收部门(一天有3200万美元),等等;此外,还有一档节目由一位印第安人主持制作,主要介绍印第安人事务。沃特斯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找到这个人,他就在移民与人力资源部工作,现在由他主持这个节目。”温哥华贸易协会每周午餐会上的发言人也会出现在当晚的节目中;加拿大全国电影委员会每周也会提供一小时的节目;一些俱乐部则定期安排自己的节目,其中沃特斯最喜欢的是加拿大西部世界船舶协会的节目,它们是“浪漫的海港和航海故事,有时还放电影或者幻灯片,有时则是大事记式的”。此外,一星期还播出两个时长为半小时的说唱节目,表演者有来自温哥华的年轻歌手、一年一度基瓦尼斯节上的获奖者,以及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音乐学院最优秀的学生。

1971年初,加拿大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皮埃尔·朱诺问加勒特,温哥华有线电视公司是否调查过观众对其自制节目频道的看法,他得到的答案是:“没有,我们不打算去调查,那样只会妨碍我们制作节目。”但是,当地另外几家媒体却为这个自制节目频道作出了贡献——它的节目单出现在当地报纸和温哥华版的《电视指南》上。沃特斯虽然对此表示感谢,但也喜忧参半,他说:“从一开始,我的一个大卖点就是:只要内容需要,我们的节目要多长就可以有多长——需要41分钟,我们就播41分钟;需要12分钟,我们就播12分钟。我以为,如果我们的节目时长不是以标准的小时或半小时为单位,报纸和《电视指南》就不会刊登我们的节目单。”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罗杰斯有线电视公司拥有的节目制作人员最多,共有11人,由菲尔·林德领导。此人仪表堂堂,颇有些摩登青年的气质,只是很遗憾,他已年过三十。从罗切斯特大学政治科学专业毕业后,林德进入有线电视业界。他从不调查多伦多观众的情况,但是却针对公司在布拉普顿—布拉默利郊区的附属台的收视情况进行了两项调查。其中一项调查是想了解观众对当天收看该地区一年一度城市花卉节报道的反应,为此,他派了一辆转播车上街,拍摄人群和游行的场面,这个专题节目为林德的频道创下当晚最高72%的收视率;另一项调查是为了解“加拿大中学冰球联赛”决赛报道的收视情况,其中一支球队来自当地中学,这次有60%的观众收看了林德的报道。

林德认为,罗杰斯公司最有趣的专题节目是它的闭路调频广播节目(要收听这个节目,用户必须在每月4.50美元的基本费用之外再额外多支付1美元)。林德的希腊语节目在希腊移民社区赢得了2000个订户,意大利语节目也同样如此。有线电视有时也播出这两种语言的节目,还有葡萄牙语节目。林德还向加拿大广播电视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允许其在自制节目频道的外语节目中播放广告。他说:“如果不让我们播放广告,我们只能开发某种形式的付费电视了。”

林德另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是打算播出由业余演员在伊丽莎白女王剧院表演的戏剧节目。林德回忆道:“我们请了一位从纽约来的职业导演,他的要价是200美元,条件还算可以,我们愿意付钱给有才华的人。我们甚至与音乐家协会打过交道,可是,演出费用不断上涨,高达1.8万美元,这些还不包括灯光。”在林德的所有构想中,最有意思的要数下面的这个创意了:开设一个新频道,每天回放前一天的精彩节目,这样可以满足那些错过了节目的观众的收看需求。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CBC还是CT V都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实际上他们也不可能批准这个建议。按照工会合同或商业条款,重播任何节目都要另外付费,罗杰斯公司的情况可以算是一种重播。

“冷静地想想,”林德说,“我认为大多数有线电视应该是地方性的。每个社区都应该有自己的闭路电视系统,也就是说,斯卡伯勒的节目做给斯卡伯勒人看;圣詹姆斯镇的当地新闻安排在每晚6∶00~6∶30播出,这样才会有一股巨大的压力,促使你不断提高水平,提高、提高、再提高。”

“这也许会像雅典的集市或古罗马的竞技场”,维克·沃特斯满怀希望地说。在有线电视界,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电视推广公司的欧文·卡恩说:“我们建立了一种为少数族裔和边远地区小众提供服务的方式,只要给我们电缆和卫星等设施……我们服务的对象越多,我们销出的有线电视就越多。我们打算为文化事业投入大笔资金,将尽可能地利用戏剧团体,这是最好的条件。这个国家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个叫做有线电视的小玩意儿,它是继‘七分牌游戏’[5]以来最伟大的发明。”

这个国家唯一的希望……在有线电视业主、热情的基金会人士、乐观的大专院校人士眼中,有线电视前景广阔,可是,要描绘出这种前景来却并不那么容易。无论如何,还是先让我们试试吧:

未来,每个家庭都将建立一个娱乐中心。它看起来可能像电视机,说得更确切些,可能是电视墙,它将被画面完全照亮。进入家庭娱乐中心的频道将达到60、80或者100个,这会为每个家庭提供大量可供选择的节目,实际上,有线电视也没有理由每天晚上将观众限制在它引入有线电视网的节目范围内。出租和出售录像带业务将会出现,节目内容将覆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将使每个人的选择更充分、更全面。或者有一天,有线电视会和电脑化的“录像带库”联网,观众可以从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节目中,选择自己或者孩子想看的节目。家庭娱乐中心将提供观众“各取所需”的机会,满足各种口味、各种习惯、各种嗜好、各种肤色、各种信仰、各个种族、各种好奇心、各种政见的观众需求。未来不会再有人晚上外出了。

人们再也不用购买报纸、书籍和杂志,也不用再光顾图书馆了。家庭娱乐中心的功能之一,就是作为一台传真打印机,通过电缆,将目前尚在报童手中的报纸内容打印到纸上。计算机中心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口味,通过屏幕或传真机,将任何印刷信息全部或者部分地传递给用户。世界上所有博物馆里的内容都可以储存到计算机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某个艺术门类的专家;大学课程也在备选之列,每个人都有可能在家中完成高等教育学位课程的学习。这个时代正悄悄来临。

家庭娱乐中心并不是一个单向接收系统。每个家庭都会安装带键盘的电脑终端,有点像打字机,用户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任何问题向电脑提问,在共时分享电脑的帮助下,用户可以解决自己的难题,也可以通过家庭娱乐中心接受大学课程老师的提问,并作出回答。此终端还可以与立法和行政管理部门相连接,这多少降低了对代议制民主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任何政治问题,人们都可以通过家里的电子屏幕作出选择。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只要设置好若干选项让人们表决即可,人们可以通过电脑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这有点像市民大会”。

正如我们所想到的那样,去商场购物也免了。到时候会有几十个频道播出各种不同的商场信息,这些都是真正大型的自动化仓储商场,当观众看中某个商品时,只需通过电脑终端将购买指令传递给相应的系统即可,在无现钞社会,系统会自动地将顾客的账单记录下来。由于家庭娱乐中心已经和电话系统相连接,白领父亲们将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他们可以足不出户地“拜访”现在必须面对面交谈的人们,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当系统运行日臻完善时,全息图像所显示的世界将被认为甚至比现实世界更真实,到那个时候,白天将不再有人会出门了。

当然,这有点像是儿童游戏,如果在电力和汽油计量器上安装这样的系统,会省去公用公司挨家挨户登门拜访的费用;若是将这种系统安装在食品店里,也会省去市场研究人员对顾客购买何种商品的调查费用。为家庭设置的摄像机可用于防盗和火灾报警,万一家中没有大人,还可以通过摄像机监视宝宝的情况;即使人们都在家,在必要时,摄像机也可以监视家里的动静。当然,这是在相关政策的公民投票通过之后,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才可行。

……现在,现在,别太急了。还是擦亮眼睛看看,这些还不会发生,说真的,不可能发生。但是,今后还会有许多关于此事的话题。

1971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多年来,有线电视这个巨人一直受到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围攻,如今,委员会终于打算解开套在这位巨人身上的枷锁了。在给参议员约翰·帕斯托的信中,委员会简要阐述了它将于1972年提出的法规。信上说:“有线电视能为国家通讯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比如,提供丰富多彩的节目,为那些没有条件参与广播电视业或者成为广播电视拥有者的人们提供传播渠道,为新的传播服务业创造许多潜在的机会。”

联邦通讯委员会制定的最重要的一条法规就是:全国最大的100个电视市场中的有线电视公司必须为他们的用户提供至少20个频道;每一家有线电视公司必须在这些频道上播放所有满足以下条件的信号:以它服务的地区为中心,以35英里为半径的区域内一般能够收看到的信号。委员会还要求,在最大的50个电视市场中,有线电视公司必须提供三家无线电视网电视台的所有节目,以及三家独立电视台的节目;在其余的50个电视市场中,要提供两大电视网的节目信号;其他市场上则需提供一家电视网电视台的节目。在最大的100个电视市场中,允许有线电视接入任何两家外地电视台的节目。(此前的法规曾经允许电视市场中排名在前100名之外的有线电视台,可以从各种距离的外地电视台获取节目,只要没有越过邻近的电视台即可;但是,新提出的法规则禁止这些有线电视台接入任何外地电视台的信号。许多研究过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人,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并不感到意外。)当外地的一家独立电视台正播出一部电影或者一个新的辛迪加系列节目,而当地无线电视台已经买下该节目的独家播出权时,这些大电视市场中的有线电视公司就必须关掉这家外地电视台的信号。

除传送无线电视信号外,前100名电视市场中的每一家有线电视公司还必须留出3个免费频道用于传播非商业信号。其中一个用于教育,一个给本州和当地政府使用,还有一个则是为“公众近用媒体”而准备的。为了满足“公众近用媒体”的要求,每家有线电视公司显然需要设置一个演播室,雇佣一名摄像师和一位工程师,摄像师的任务是为那些想来“近用媒体”的公众拍摄,工程师的任务则是将所拍摄的信号接入正确的频道。很显然,想来“近用媒体”的公众需要支付制作费用,除非他只要求在演播室里短暂地露面,时间不超过5分钟。联邦通讯委员会最后的报告长达64页,面面俱到,但很多问题语焉不详。比如,一位有线电视经营者可以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免费运作其自制节目的有线电视频道。

此外,除了3个免费频道外,联邦通讯委员会还希望有线电视经营者预留出一定的频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租用这些频道,播出除法律禁止的色情和赌博内容之外的其他节目。联邦通讯委员会预期租用频道的需求会很大,而且将来,“有线电视行业的利润来源,可能在于降低订费的收费标准,相应更多地依赖出租频道的收入”。早期,为了保证有频道可供出租,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每家有线电视公司至少为每一个转播无线电视节目的频道预备一个非广播频道;后来,又要求有线电视公司遵守“N+1”规定,即如果一家有线电视公司的所有频道一周内有80%的时间(周一至周五)都播出节目,6个星期里,在每一个3小时的单位播出时间内,有80%的时间在播出,就可以申请一个新频道……这种“N+1”规定应该对使用频道起鼓励作用……

最后,有线电视经营者们必须在其系统内,“为人们提供双向交流服务……尽管这样的双向交流还很原始,但是在许多方面都很有用,可用于调查、市场营销、盗窃报警、教育反馈等等,在此只是列举一二。当然,用户有权决定是否使用这种反馈机制”。

不必是内行,你就可以看出政府法规中存在着许多常见的、十分轻率的规定。比如:区分最大的50个电视市场和稍大的50个电视市场完全是人为的划分;还有,一周80%的播出时间、80%的3小时连续播出时间,以及“演播室内不超过5分钟”,等等。很少有人去想,应该重新设计用户的电视接收机以便接收更多的节目,也很少有人去探讨观众的实际感受。诸如以下的讨论完全是想当然的:“观众根本无法分清广播节目和‘近用’性节目的区别,观众只是通过选台器从一个广播频道跳到一个‘近用’频道或者租用频道,现在他又选择了付费频道。”但是现在,观众的选择方式发生了改变,持有《电视指南》股票的人很愿意说明这一点,在加拿大进行的有线电视自制节目频道的调查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对观众来说,一小时20万美元的晚间电视节目与有线电视台一小时65美元的自制节目,要区别它们易如反掌。

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有线电视系统要数位于安大略省的伦敦有线电视公司, 1952年由E.R.贾明创办。此前,爱好电子技术的贾明已经拥有一家干洗店。当初这里没有任何电视信号,就是现在也只有一家地方电视台。贾明在一座小山上架起了一个抛物线形的接收器,并把线缆拉进他的朋友家中。1960年,为进一步拓展爱托比科克的付费电视业务,派拉蒙公司下属的名演员公司来到安大略资助贾明,为其事业的成功进一步奠定了基础。不久,大量的美国和加拿大节目涌入了安大略省的伦敦和它周围的米德赛斯县。到1970年,在伦敦地区,已有超过80%的家庭接入了有线电视。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贾明就着手播放自制的有线电视节目,内容有关于当地的社区利益、学术界概况,这些节目都有公众参与的成分。加拿大电视局(TvB)曾经进行过一次专门调查,了解观众分众化对广告的影响,将有线电视自制节目频道也纳入了日记法调查中。调查报告指出:“最明显的结果是,我们未能测量到任何收看地方有线电视频道的观众数。”实际上,情况比这还要糟。加拿大电视局主席罗斯·麦克里斯说,在伦敦地区,两个星期内,在374份用户收视日记上没有记录有线电视自制节目频道的任何收视信息。一年后,参议院大众传媒委员会指出:“这份报告受到了挑战,但是没有被推翻。”在米德赛斯县,另一项专门为委员会进行的收视调查也显示,100%的收视日记没有提到有线电视频道。

观众并非对有线电视怀有偏见,纽约电视推广公司和斯特林公司的家庭娱乐电视节目《尼克和罗杰》曾经在有线电视用户中获得了20%甚至更高的收视率。1970年,电视推广公司在倾力报道当年选举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一次同步电话调查,其结果显示,有9%的观众是通过有线电视而不是无线电视收看选举新闻的。这个收视结果也许令电视推广公司(TPT)的经理感到失望,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已经是相当可观了。事先大肆炒作过的《金鸡》节目,也击败两大电视网节目,收视率高达16%。明尼阿波利斯WCCO电视台的拉里·黑格说:“如果地方有线电视台转播当地的高中篮球赛或橄榄球赛,会吸收更多的观众。”

此外,有时候——不很常见,但很重要——当人们希望与当地政治和社会活动保持密切联系的时候,有线电视就派上用场了。布雷泽尔对于塔霍湖议会会议的报道,也会告诉人们其他地方的情况。兰德公司的纳撒尼尔·费尔德曼在谈及弗吉尼亚州戴利市的CA T V时曾经这样写道:“在这个充满压力的世界里,有线电视在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面比其他任何单一机构都更加有效。”当人们渴望了解邻里社区的情况时,有线电视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邻里社区已经不是一个地域概念了。1972年3月,电视推广公司从芝加哥公共电视台WTTW-T V引进了一个有关“全美黑人政治大会”的节目,并向曼哈顿有线电视用户完整播放了该节目。

很明显,有线电视还具有其他价值。“有线电视创造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任何人都可以犯错误,而不会造成伤害,”戈登·基布尔说,“这为年轻的编剧和剧作家们提供了一个施展身手的舞台。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买方,但是我相信机会很多。我们可以说服对此感兴趣的全国艺术捐赠基金委员会和各种基金会,劝说他们资助有线电视的艺术事业——这类节目的观众最少也和百老汇节目的观众一样多。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我们成为培养优秀演艺人才的摇篮,就一定有办法解决史蒂夫·怀特的所谓‘三流女低音’问题。”

虽然还不确定,但是绝对有可能——有线电视能够带给观众丰富多彩的节目和很高的艺术享受,让那些未曾欣赏过大剧院表演的歌剧、戏剧、芭蕾舞和音乐的人们,有机会欣赏到这一切。1971年春天,当《金鸡》还在播出时,“纽约城市中心”的约翰·戈贝曼,一位热情、聪明,留着漂亮小胡子的年轻人,为曼哈顿的两家有线电视公司提供了44个晚上的歌剧和芭蕾舞节目,收费100万美元。这些节目都很有拍摄价值,不能只靠在演出地放一台摄像机拍摄就万事大吉,这个价格也一直保持达7年之久。

1971年,100万美元是曼哈顿两家有线电视公司年收入的1/5。然而,戈贝曼认为:“对于一个3小时的节目来说,区区2.5万美元真算不了什么,这个价格很低。”他说的也许不错,可是当时,这两家有线电视公司为每集《尼克和罗杰》支付的费用只有4000美元。歌剧和芭蕾舞剧也能卖给有线电视,观众会订阅这样的节目,就像戈贝曼所说的:“放在家里当做文化资源,就像世界百科全书,尽管人们甚至从不去翻阅它。”不过,《尼克与罗杰》的播出情况要更好一些。根据联邦通讯委员会新制定的条例,除非美国国会出台一个良好的版权保护法,或者推翻对《双周刊》的裁定,否则,有线电视不用付费就可以转播其他外地电视台的电影节目。

“纽约城市中心”以每个节目2.5万美元的价格向有线电视公司出售歌剧和芭蕾舞剧的拍摄播出权,这个收入也许刚够支付所有演职员的额外报酬。由于这些人只需按舞台要求演出而不需要额外付出什么,所以“中心”只为加入了工会的演职员每次演出多支付一倍的工资。通过传统方式或者几年后通过卫星传送方式与其他有线电视网相连接,将节目卖给其他有线电视系统,可能会给“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带来额外的收入。工会对此不加干涉,但是前提是:每场歌剧和芭蕾舞剧必须是现场直播的,并且不能被翻录和重播。有线电视公司与“音乐家协会”(公众知道的唯一一个音乐家协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即:每增加1万个家庭收看节目,有线电视公司就必须额外再付给每位演员1.15美元。

这种合同的计算方法令人沮丧。假设歌剧在有线电视上播出,家庭收视率能达到5%(若能保持这个收视率水平,算是很不错了),歌剧制作费中的15%要付给城市歌剧管弦乐队。按照协议,每增加500户收视家庭,电视台需再支付500美元给乐队,这样,电视台就必须为每个收看该节目的家庭向演出者和舞台工作人员支付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收费电视也是难以维持的。如果有线电视节目固定周期性播出,这个要价也许会降下来。在有线电视的自制节目扮演重要角色之前,工会也许不仅要放弃这些潜在的财源、放弃坚持只许在“中心”现场直播的要求,而且还要放弃传统的电视演员合同中有关每一次重播节目都要额外付费的要求。

有线电视一定是重播节目的媒介。“小众节目”的倡导者们好像不明白,每一位观看小众节目的观众其实也是总体观众的一部分。另外,电视不像印刷品,一个人可以既阅读《绅士》(Esquire)又阅读《生活》杂志,但是观众选择某一节目的同时必须同时放弃对其他节目的收看,而不可能一个晚上同时观看《金鸡》和ABC的《每周电影》。歌剧的观众是有限的,如果歌剧节目只播放一次,它将失去一些可能会对它感兴趣的观众,其中大部分人会转向更大众化、更吸引人的节目,因为很少看电视的观众一般会收看最受欢迎的节目。“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节目库,”戈登·基布尔说,“为了物有所值,广告主们都希望观众多多益善,我们必须能够向他们承诺说:‘好吧,我们反复播放这个节目,直到达到您所需要的观众数为止。’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不断提高节目质量,适应观众的需要。”

大多数评论员对有关有线电视未来的一些问题不够重视,因为政府、基金会、大学里的改革者们受到一种错误观念的束缚,认为美国公众对现有电视节目不满,总在寻求更多的选择,“任何其他东西”都要比现在的好。过去,这种束缚可能是无害的,就如同爱上某位影星而坠入情网——甚至是令人羡慕的,怀着美好愿望的人们愿意相信,大众的欣赏水平比电视节目的平均水平更高。在这种思想下,钱大都花在公共电视上了,其结果是使满足严肃观众需求的高品位节目大量积压,不幸的是,目前已经开始产生危害了。

联邦通讯委员会1971年8月公布的条例放宽限制之后,每个电视市场中的有线电视台都引进了更多的影片,大多数影片由外地的独立电视台提供,这样做似乎减少了节目制作的经费投入。兰德公司的利兰·约翰逊写道:“在广告主眼中,本地观众比外地观众更有价值,因此,失去本地观众所造成的损失要比从外地电视台获得的好处更大——这意味着可获得的节目制作费用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有线电视成长的‘利基’就主要取决于向公众提供更多的频道,节目却更差。”

这个即将临近的灾难是由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错误所导致的,比起最高法院在《双周刊》(Fortnightly)一案上不负责任的做法来,其危害要小;比起国会未能制定明确的《版权法》所造成的后果来,危害也小得多。“当我们找到1909年的《版权法》时,我们就按照上面的规定去做了,”斯图尔特法官愉快地说,他全然无视亨利·弗兰德利法官的观点,即这个法案中条款有限,许多概念模糊。为公正起见,斯图尔特法官也曾经指出,自从1955年以来,要求改革1909年《版权法》的呼声均被众议院和参议院置之不理。由于法律的原因,目前的情况是,有线电视电视用户所支付的收视费没有用于节目制作,而是被有线电视从业者全部据为己有了。有线电视可以免费转播无线电视节目,而且根据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新提案,他们甚至不必摆出自己制作节目的姿态了。正像斯隆委员会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节目制作费用的补偿问题是中心议题,联邦通讯委员会却对此保持沉默。”

如果《版权法》走向另一面,有线电视公司就必须要么通过电视台,要么直接与节目供应商进行交易了。在接入外地节目时,他们会拿掉原来片子中的广告而加进自己的广告,他们的年收入直接取决于这些引入当地社区的外来节目。如果有线电视公司出钱购买自己需要播出的节目的话,那么为其量身定做的节目将有更多改进的机会。在任何时候有线电视公司都要作出判断:他们所服务的观众真的特别想收看外地电视台的节目吗?值得购买这些节目吗?这种判断将影响当地电视台关于无线电视的决策。简而言之,有线电视将与当地无线电视成为竞争对手,它们不只是广播电视躯体上的寄生虫,而会有自己的市场,这个市场将或多或少自动产生许多联邦通讯委员会现在还难于确定的决策。市场并非一贯正确,但是它却提供了发现并改正错误的机会。政府利用经济杠杆对市场进行调节要比不停地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更为有效。就像兰德公司的利兰·约翰逊所写的那样:“我们所需要的法规,应该能够自然而然地将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而不是依靠委员会作出的定性判断。”

1972年2月,联邦通讯委员会又从它先前的提案中后退了半步,对最大的50个电视市场中有线电视从外地接入的节目内容进行限制。在这些市场中,无线电视台对所购买的所有影片和电视网系列节目都享有独家播出权,这使得作为另一个播出渠道的有线电视处在与它们相同的竞争位置上。不过,随着联邦通讯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变换,其制定的条例也会不断更改,1972年初联邦通讯委员会制定的条例,充其量只是阻止了有线电视降低节目制作者的收入。我们必须寻找某种途径,让有线电视台收入的一部分转移到节目制作者和演艺人员手中。

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找国会。处理《双周刊》一案的法院只是解释某项法律,毕竟不能代表宪法,而国会可以很容易地修改《版权法》,并得到不同的结果。每个人都希望国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要忘记,问题的关键在于节目制作需要经费;最糟糕的传言也许是,国会将批准从公众那里收取数十亿美元(若以60%的渗透率和每月5美元的收费计算,这个行业的年收入将近20亿美元),用于建立一个新的有线电视台,这些钱没有一分一厘用于节目,可是人们掏钱买电视机的目的却是为了看节目。

“许多有影响的思想家建议——如果42个频道足够为公众服务了,那就让我们有42个频道好了,”加拿大CT V的默里·彻科弗在1969年自由党会议上说,“我必须指出,就现有的两个全国性频道播出的节目而言,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当时,许多人有这样一种感觉,现有的电视频道已经太多了——一座城市拥有5家电视台(大多数美国人居住的地方都有5家或5家以上的电视台),一年提供的节目量已达3万多个小时。除非能找到新的资金来源用于制作或购买节目,支持频道的增长,否则有线电视的承诺简直就是一种欺诈;有线电视的拥有者像恶魔一样,与所有的《版权法》对抗,他们宣称《版权法》侵犯了他们的权益,他们有权从外地引入信号而无须缴纳任何费用。1971年11月,在联邦通讯委员会提案的压力下,公共电视的幽灵、尼克松的电讯政策顾问克莱·怀特黑德提出了一项审慎的折衷建议,即便如此,不少有线电视从业者也觉得难以接受,并大加指责,虽然有线电视行业协会(以及对怀特黑德的建议同样不满的全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协会)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

斯隆委员会建议,收费电视机构应当提供节目制作费用。面对斯隆委员会的建议,收费电视机构作出了妥协,每月将按频道而不是按节目收费。老板们从有线电视公司租得频道后,直接从观众那里收取费用。怀特在报告中援引的例子是有关歌剧的,他提到,到20世纪70年代末,斯隆委员会希望在3000万户有线电视家庭中,有1/4的家庭愿意每月为收看歌剧而缴纳1~2美元,由此,付费电视每位老板的年收入将达9000万或1.8亿美元;假设频道租赁费和其他费用要占据收入的一半,他们仍有4500万或9000万美元进账,从美国专业歌剧团的收据上分析,这个数字还是相当保守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在致参议员帕斯托的一封信中,曾经简略提到所谓“租赁频道”恐怕就是这一类服务了,但是,由于与各政治团体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联邦通讯委员会并没有说出这种方式的细节。

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条例已经允许在有线频道上开办付费电视,前提是必须遵守委员会先前制定的有关条例,即:不允许播放2年以上的老故事片,不允许重播过去2年内该市场免费电视播出过的体育赛事,新规定将2年的限制改成了5年。截至1971年底,没有一家有电视公司受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蛊惑开办付费电视。由于缺少常规性的互联系统(以后卫星可能会提供这种互联),没有一家有线电视公司能有足够大的市场来吸引更多的节目源。有线电视公司只有相对较少的城市或郊区观众,他们想扩展业务,他们想以每月5美元的价格向用户提供某个特别节目系列,而不是每月1~2美元提供单个节目。可是,有市场经验的人都知道,有线电视订户认为,无论收看什么样的特别节目,他们已经付钱了——在纽约,电视推广公司和斯特林公司的有线电视用户坚持认为他们已经购买了《尼克和罗杰》节目的收视权,任何额外的收费都会引起观众的愤怒。

斯隆委员会的提案无法令人信服的一点是:从有线电视公司长期租用频道的经营者们,可以将歌剧作为长期节目源,通过付费频道向观众出售。当然,在这位经营者与“大都会歌剧院”洽商之前,他早早就着手寻求与时下最受欢迎的电视网节目达成交易。一旦付费电视获得了这种资源,那么单纯依靠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反转播条例”将电影故事片和体育赛事限制在无线电视领域就不太可能了。联邦通讯委员会有什么权力禁止人们向出价最高的人提供服务呢?一般认为,有关付费电视的首次政治行动不是1964年的加州行动,而是1971年众议员强烈反对将弗雷泽—阿里之战放在闭路电视中播放一事。国会只有完全禁止付费电视才有可能将相当一部分观众拉出有线电视(按照斯隆委员会的估计,到1980年,这个数字至少是40%),受影响更多的可能是穷人,而不是其他人。新左派们已经开始联合起来为有线电视而斗争,可是黑人权益小组的议员们,他们与受这些问题困扰的一小部分所谓“第三世界”人士接触最多,已经提出法案,禁止付费电视在各州之间进行商业活动。1970~1971年间,在得到授权的地方有线电视机构中,有1/5被禁止经营付费电视。或许,作为在付费电视问题上的一种折衷,新的立法会应该要求,拥有超过最小用户数的有线电视机构必须在用户缴纳的费用中拨出一部分用于有线电视节目制作,要么是自制的地方性节目,要么是加工的外来节目。

制定一部《版权法》——它将有利于节目及其制作者,而不利于有线电视公司或广播电视台——肯定是一件棘手的工作。精明的有线电视从业者可能会通过说服政客、知识精英和所谓传播专家,让他们把目光放在美好的彩虹上,从而保住自己的金币坛,然而,这并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办一些。

【注释】

[1]梅诺蒂(Menotti,1911年出生),意大利裔美国作曲家,主要作品有歌剧《阿米莉亚赴舞会》、《巫师》等。

[2]两支著名的棒球队。

[3]伦敦一家著名剧院。

[4]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

[5]一种纸牌游戏,两人或数人玩,每人发6张牌,在4种情况下可得1分,以得7分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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