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绿村与海庄村

色绿村与海庄村——“有效传播促进乡村社会现代化民主进程比较分析框架”的研究结论

(一)色绿村由贫困山村向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的传播模式

笔者在调查中获知,色绿村的党政组织在进行公共信息传播时,同时交叉使用了组织传播方式、大众传播方式(村级广播站)与群体传播方式,而大众传播方式又是其他两种传播方式在传播公共信息时的良好中介因素。

从传播的角度来审视色绿村的现代化演进,我们发现,色绿村摆脱贫困,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乃是一个村级社会整体的改变过程。这种改变,体现在村级决策管理系统与各个子系统之间不断通过信息的交换,进而对决策管理系统发出的信息指令所代表的意义产生和谐的感觉并配合行动。此种和谐的感觉和行动,正是色绿村村级社会平衡发展的现代化演进过程之要素(见图7-3)。

图7-3　色绿村发展传播模式图

图7-3“色绿村发展传播模式图”勾勒了色绿村的现代化演进历程。图7-3显示,色绿村区域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由于信息传播通道的完善与畅通,系统之间公共信息传播的空间环境就比较优化,信息的交流沟通有序,整个系统就能产生和谐状态。对内来说,资源增值经营系统、社会发展系统与信息传播系统之间是一个循环交流动态的演变进程,而这三个系统的推进均有赖于管理决策系统的科学性;而管理决策系统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通过内部信息传播系统的信息中介作用向资源增值经营系统和社会发展系统发出信息执行指令或信息劝服指令,同时又通过接受这些系统的信息反馈,及时调整指令。对外来说,村级决策管理系统、资源增值经营系统、社会发展系统与外部各级决策管理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是一个动态交流的开放体系,村级大众媒介传播系统就是这个开放体系中最好的信息中介。

色绿村大众媒介传播系统中有比较完善的电子媒介传播系统(广播、电视),它不仅是色绿村民众了解外部社会、与外部社会共享公共信息的良好通道,而且拓展了村民与外部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空间,增强了他们不断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信心与决心,对自己村庄的发展也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并对此充满了希望。

无论是美国著名社会学者英格斯对人的现代化研究,还是笔者对贵州农村的调查研究,都充分地表明了：人与大众传媒接触和人的现代性有显著的关联性,而人的心理素质或人格力量是国家获得现代化的基础,在拥有大众传媒的同时积极接触大众传媒,成为现代人重要的生活内容。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介绍美国人与大众媒介的关系时说：美国人几乎把日常生活中1/4的时间用在这些媒介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98%的美国家庭有电视机,这些电视机每天有7个小时处于开机状态;美国成年人中有75%的人要看报,大约每天花费30分钟的时间;美国99%的家庭和90%的汽车上有收音机,每天用于收听广播的时间约有一亿五千万小时;加上用在杂志、书籍和电影上的时间,美国人每天花在大众媒介上的时间数量之大是显而易见的。^[2]

诸多事实表明,在信息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对社会公民素质的塑造与引导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社会阶段。

笔者在色绿村的调查充分地说明,大众传播的功能是“增强”大于“改变”。在色绿村,村级领导班子对接受媒介有效信息所起的引导作用带动了、也间接地起到了对村民的媒介素质教育的效应。良好的组织传播状态提升了村民的现代传播意识,进而有效地优化了村庄的传播环境。色绿村基层组织运用村级社会公共规范等中间关系来促使大众媒介传播在色绿村发展建设过程中,担任一种如设计者及催化剂的角色,并以此促进村级社会中个体的现代性,发展能适应外界社会环境变迁的具有现代社会价值态度的现代性个体,这些个体对未来充满希望与信心,使这个村级社会具有勃勃生机。色绿村大众媒介的有效传播因村庄组织的凝聚力而进入了良性循环。

大众媒介信息有效传播面在色绿村的不断拓展,加速了这个村级社会现代化的演进过程。

(二)村基层党组织健全的制度建设、组织权威性,建设村级社会的科学发展思维是大众媒介信息有效传播最重要的基础性保证

大众媒介传播之所以在色绿村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担任了设计者和催化剂的角色,其根本的基础就在于村基层党组织健全的制度建设和对村级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观念,在科学发展观念指导下的工作效果和组织的党性魅力在村民中日益树立起来的威望。图7-3信息显示的色绿村的决策管理系统的制度建设很完善、很健全：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任职资格制度及工作系列制度受到村民代表议事制度的监督;村规民约系列制度体现了村民的自治与自律。这些健全的制度信息通过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系统(广播、电视、电话三线开通率100%;广播电视入户率100%)有效地传播到村民家中。村里的公共信息空间很开放,村级社会的传播环境因村级领导班子的现代传播意识而不断得到优化。大众媒介传播开拓了村民交流的公共信息空间,村民因此而多知多闻,关心公共事务,乐于参与政治;大众媒介传播使村民的信息交流沟通形成良性循环;大众媒介传播促进了村级社会和社会中个体的现代化演进过程;大众媒介传播使个人与依赖他人的合作关系获得精神与物质满足之处日甚。因而,公共利益与社会责任逐渐形成了村里的哲学。传播沟通保持了色绿村的稳定与均衡状态,使整个村庄向小康社会目标发展的现代化演进历程不断地保持生机与和谐。

调查信息表明：海庄村村级组织的离散性状态削减了海庄村大众媒介有效传播效益,村庄的公共信息(政策信息、村制度建设信息、村发展信息等)未通过大众媒介向村民传播交流,村民的知情权无形中已被剥夺,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自然低落。

调查信息显示：56%的村民对相关的政策信息(诸如中央关于农村的重大政策)都显示出模糊和淡然的态度,这些村民生活环境的边缘化走向使村庄公共信息空间变得日益狭小而封闭,大众媒介资源因缺乏有效整合而无序。村民因此而少知少闻,不关心公共事务,不乐于参与政治;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公共利益与社会责任不能在村基层组织的带领下融进村民的价值观;村级社会中个体的经济收入状态虽然良好,但精神领域却很缺失;个体与依赖他人的合作关系不良,所获得的精神与物质不满足之处日甚;村级社会和社会中个体的现代化演进过程缓慢而迟滞,这就是形成海庄村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和谐的重要原因。

(三)有组织的对农民进行媒介素质教育是实现大众媒介信息有效传播的保证

21世纪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而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公民道德素质提高的进程中,大众媒介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贵州农村,电子媒介的平均普及率已逐步达到50%左右,因而,农民媒介素养教育的逐步提高已成为促进乡村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因素。

大众媒介对社会民众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仅有正面的,而且有负面的。特别是当大众媒介普及的速度已超过大众媒介素养储备的时候,媒介的负面作用就更为凸现,或者处于正负作用呈交错抗衡状态。在农村,这种矛盾会格外突出。

在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长期以来,素养教育主要落实在读写能力的培养上,而对媒介素养的教育起步很晚,农村更是如此。在农村,农民的信息素质本来就很差,媒介素养教育还未起步,农民对电视节目信息的收视判别能力低,接受电视节目信息很随意,大多处于无目的、好奇的接受心理状态。于是,村庄里电子传播媒介的普及面越广,电子媒介传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与日俱增。海庄村的调查信息显示,无引导的节目收视与无判断的节目信息接受,导致了对媒体节目负面价值辨别能力的低下和模仿,并引发村级社会诸多不安定的因素,村民民主政治参与的热情也随之减退,即便参与,大多也是非制度化的无序参与。

色绿村的农民同样也没有接受过媒介素养教育,但由于村基层组织成员大多有外出劳务经营的经历,在城市社会里,与大众媒介信息的接触率高,传播观念现代化程度也随之较高,同时也提升了一定的媒介素养。在他们的引导下,村庄里的村民对大众媒介信息的接收就显得比较有序,与此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少量的媒介素养的感染教育。这在当今贵州的农村来说,已经是不错的了,但从媒介全球化的发展速度来看,差距还很大。媒介技术的全球化所面对的受众不仅在城市,同时也在农村,电子媒介技术的全球化已经消除了城乡地域的差别,只要有电子接收终端设备的受众,就应该接受必备的媒介素养整体内涵的教育。这就是说,无论是在社会发展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乡村,还是在社会发展比较迟滞的乡村,对农民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建构与培养实在是势在必行。

关于媒介素养内涵的教育,有的学者指出公民的媒介素养应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介;第二,学习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第三,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第四,了解如何使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3]“媒介素养不仅包括接受媒介产品的能力,而且包括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传播媒介的内容和建设性的利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养不仅是使用媒介的需要,还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素质的一部分。”^[4]也有学者指出,“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正确的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5]“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不仅包括判断信息的能力,还包括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6]以上关于媒介素养的内容虽然正确,但它是静态的,而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环境却是在不断变动着的,受众的媒介素养内涵自然也要随之调整和提升。当今,中国正处于WTO制度化背景下的媒介跨文化进入情境,“这就给媒介文化消费带来三个基本层面的变化：一是市场准入与管理规则的变化;二是技术标准与使用规则的变化;三是文化沟通规则的变化。”“媒介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媒介技术的全球化,技术更新必然增加媒介素养新内涵。”“一方面,媒介技术的更新可以提高我们接受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理性主宰一切,将取代人类所有的价值,使人文关怀逐渐丧失。这一方面的危险性远远大于前者。”^[7]

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媒介文化因新媒体而衍生出来的新内容,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受众媒介素养结构的调整、传播观念的更新和因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跨文化传播。对贵州农村社区的受众来说,沟通的行为准则和文化差异导致认识上的差异,或者信息极度模糊状态下的好奇模仿往往正是缺乏跨文化交流的基本知识造成的。媒介全球化所带来的媒介市场的形成、媒介信息产品的市场竞争,以及大众媒介信息产品逐步走向同质化、直观化、简单化,使得媒介信息的消费者的价值观、审美观逐渐演变得浅薄。这对于原本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村受众来说,就会导致人生价值观念萎缩的传播效果,进而形成阻碍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心理障碍。

贵州农村基层组织在接受远程教育的同时,系统地、有计划地对贵州农村民众实施媒介知识结构和媒介功能观念的调整教育,把对农民媒介素养教育的重心调整到不仅是对信息的认知、选择等方面的信息素质和信息能力的培养,而且更注重对人格主体的重塑。“人格的形成取决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媒介文化尤其是媒介技术文化对人格结构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大。”“在弗洛伊德人格三重结构——本我、自我、超我中,技术层面最可能直接影响‘本我’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本我人格在信息接受中得到极大的满足,而当媒介文化消费行为以窥视欲、感官刺激等的满足程度为指标时,新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多层次的人格结构被不健全的人格所取代。而最重要的是,随着人格的变化,主体性也逐步丧失,人最终不能把握自己,只能在快速变化的媒介文化大潮中随波逐流。”^[8]让农民在接受电视媒体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能自觉进行媒介信息意义的协调与平衡,这对建设农村和谐小康社会十分重要。

乡村的民主政治进程是贵州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大众媒介信息的有效传播又是推动这两者协调互动、有序前进的中介与动力。从发展传播学的视觉来看,一个乡村的资源增值系统、社会发展系统与信息传播系统之间是一个循环交流、动态的演变过程,这三个系统的推进有赖于管理决策系统的科学性。管理决策系统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通过信息传播系统向资源增值经营系统和社会发展系统发出信息指令,同时又接受这些系统的信息反馈,及时调整指令,近而有效地推进乡村的现代化民主进程。从传播的角度来审视色绿村现代化民主的进程,就会发现,一个村庄民众政治参与度的提升过程乃是一个村级社会整体的改变过程。这种改变,是通过信息传播的交换,对村的决策管理系统发出的信息指令所代表的意义产生和谐感觉并配合行动的过程。此种和谐的感觉和行动,正是一个村的发展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目标体系下,基层党组织着力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统筹对内对外发展,尽力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发展的可贵实践。

色绿村的发展实践证明,色绿村领导班子决策管理系统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体现了村民自治管理思维在贵州省农村的逐步理性化。从村公共事务的决策到计划推行,乃至村党支部书记、村长的个人行为模式,所受传统规范和情感成分的影响已大为减少。信息传播系统的中介作用增强了决策管理系统下达的信息指令,科学思维、科学知识和决策信息通过大众传播沟通,不断推进并创造了色绿村民众新的生活理念,从而有效地推进了色绿村“资源增值经营系统”、“社会发展系统”的经济社会效益。

大众媒介有效传播创造的发展变化的空间回荡着色绿村村级社会与时俱进的脚步声……

【注释】

[1]事实数据资料来自贵州大学大众传播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组在色绿村的访问座谈资料;参考《贵州日报》、《六盘水市报》2002～2003年关于色绿村的系列专题报道。

[2]﹝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3]Inkeles,Alex＆amp;David Horton Smith：Being Modern：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4]陆小娅：《面对铺天盖地的媒介传播,你是做主人还是做奴隶——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卜卫谈青少年与大众传媒》,《中国青年报》,1997年6月20日。

[5]李琨：《媒介素质教育与中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5期。

[6]张冠文、于健：《浅沦媒介素养教育》,EF(education technology)人网站,http://www.blogcn.com/user3/wangling/main.asp·id=6670714.

[7]HJ.A.(1980)：“Visual Literacy and Visual Thinking”,转引自吴翠珍：《媒体教育中的电视素养》,(中国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3卷。

[8]陈龙：《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