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的不同形态

第三节　控制的不同形态

一、个人道德与行为准则

道德规范是指行为准则和道德原则,它们指引着我们在一个场合中以正确的或最好的方式实施行动。多年以来,哲学家们已经发展出了许多基本的道德原则,以此作为评判我们行为的标准。事实上,不同的道德原则常常暗示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行动路径,这些原则能够在考察我们的选择、判断我们的行动方面,提供一个分析其正确与否的框架。下面就简要地分析五种与大众媒介传播从业者密切相关的原则。

1.中庸之道(golden mean)原则

认为美德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处世之道,也是西方哲学的典范。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事物太多或太少都会有损健康,适中才是关键。恰当的行为方式应该是在做得太多与做得太少之间的平衡。有关中庸之道的例子,在媒介实践中经常可以见到。比如,当新闻机构报道市民动乱时,他们会尽量采用中庸的方法。他们必须在让受众知晓与不煽动受众以确保公共安全之间谋求平衡。

2.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原则

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为了衡量我们的行为是否正确,我们应该按照那些我们希望是普遍使用的原则来行事。在康德的思想中,对于一个人来说正确的东西,对于所有的人都是正确的,而这其中个人的良心起着很大的作用,良心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如果在实施了某种行动后,我们感到不安和内疚,那我们就可能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大众传播领域当中,绝对命令原则指在新闻采访中任何方式的欺骗都是错误的,都应该加以避免,没有人希望欺骗成为一种普遍行为。因此,记者在为某个报道收集信息时,不应该做记者不应做的事。

3.功利(utility)原则

功利被定义为最多的人的最大利益。现代功利主义思想起源于19世纪哲学家杰雷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他们的哲学体系中的基本原则是:我们通过考虑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什么会产生好坏结果之间的最佳比率,来判断什么是对或什么是错。功利主义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评价道德选择的方法:计算因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可能导致的所有结果,包括好的与坏的;然后选择一个能使价值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的方式。

4.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原则

无知之幕与公正有关。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只有在每个人都受到无社会差异的对待时,正义才会出现。罗尔斯主张,在一个问题中所涉及的所有各方,都应被置于同一个标杆之后。在那儿没有角色之分,没有社会差异,每一个参与者都被作为整个社会的平等成员来对待。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揭示,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行为来保护社会中最为弱小的成员。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一原则与大众媒介运行之间的关联。如果将无知之幕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层面来考察一名财经记者,假设这名记者经常能获得一些会影响股票价格交易与合并的暗示或内幕消息,并将这些暗示转告给了自己的私人朋友,这些朋友又利用这些信息来获得个人的利益。那么无知之幕理论便为认为,记者应该对所有的受众一视同仁,其个人朋友不应该从内幕消息中渔利。

5.自我决断(self-determination)原则

这一原则的意思是不要将人当作达成某个目标的手段。这与犹太教基督教伦理密切相关,同时也被康德讨论过。康德认为,人具有独立于任何环境的绝对价值,不能把他们仅仅视为达成某个目标的工具,他们的自我决断权力不应受到侵犯。假设在政府关于政治腐败的一项调查中,消息提供者泄漏了一些被怀疑向新闻界行贿的人的名字,接着新闻界刊登了这些指控以及这些嫌疑人的名字。那么自我决断原则便会认为,新闻界被那些透露这一消息的人利用了,成了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也许这些参与调查的人想使舆论不利于那些被提到的嫌疑人,或者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业绩公之于众而利用那些人。无论如何,新闻界都应该拒绝在这些情形中受人利用。他人的权利、价值和决定必须受到尊重。

在很多情况下,关于什么事应该包括在媒介内容中,关于什么事是否应该做,都必须做一些个人决定。记者、编辑、电台经理以及其他的媒介专业人员每天都不得不做这些决定。不过,最常见的情形却是,这些决定是随意做出的,缺乏对所涉及的道德方面的恰当分析。拉尔夫·伯特(Ralph Potter)提出的个人道德决定模式可以帮助媒介专业人员评价和考察他们自己的决定:

简单地说,这一模式要求一个人在采取行动前考虑四方面的情形:第一,定义这个场合,它所涉及的相关情况是什么?第二,可能采取的行动是什么?第三,涉及哪些方面的价值?第四,哪一个价值与决定行动路径更为相关?

二、内部控制

由专业机构制定的准则与个人道德规范并不是对媒介行为的惟一的非正式控制,大多数媒介组织还有其他经常起作用的内部控制系统。

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是传播学控制研究领域的一位开拓者,他的《新闻编辑部的社会控制:功能分析》一文,被视为这个领域的“一项最杰出的研究成果”(德弗勒)。布里德的研究表明,任何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媒介都担负着社会控制的职能,而这类控制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过程,用一个形象化的词来概括就叫“潜网”。

布里德在对美国几十家报纸、100多位记者进行调查后发现,在报纸内部始终存在着一张十分微妙而又非常强劲的控制网络。它一方面确保媒介组织的传播意向顺利地贯彻下去,另一方面又防止不懂规矩的新来者对媒介组织既定行规的袭扰。当然,这张控制网络是一张看不见的潜网,因为没有谁对它做出过明确解释,更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它一般都是暗中存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布里德指出,任何社会的主要问题都在于维持秩序和加强凝聚力,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保持价值体系的一致与完整,因为意识形态的混乱势必导致整个社会的土崩瓦解。由此可见,所谓媒介组织内的潜网,实际上仍是更大范围的社会控制体系的折射。因此,新来的记者所感到的束缚与其说来自媒介组织,不如说来自社会系统。

三、外部影响

围绕媒介机构的大环境通常包括一些对媒介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四种:政治、经济、压力集团与社会文化。

1.政治因素

传播者的把关行为必然会受其所处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制约。不同国家的传播者,必须在相应的政治要求下实施传播行为。美国的传播者必然会依照美国政府所坚持的“永久性”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体系,而我国的传播者的行为也要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播者行为的政治驱动性。

法律是现代社会中影响与制约把关人行为的一种有效规范体系。其中有专门涉及与约束传播者行为的法律,如广告法、新闻法、广播电视法等,也有其他法律中与传播者把关行为相关的条件和部分。在任何性质和形态的社会中,政治因素的影响都是把关人在把关时必然会考虑的基本因素。

2.经济因素

金钱对媒介把关人具有强大的影响。对于商业媒体来说,在控制什么内容应该拍摄、发表或广播方面,经济上的损失是他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施拉姆曾经说过:经济控制远比政府的控制对美国大众媒介施加的影响更为有力。这是因为,在自由市场竞争的社会中,“传播对象的多寡是衡量公众服务成效的标志。这种观点看来是鼓励这样一种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所有的节目都力求获得尽可能多的观众,而不是为了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和口味,而且所有的报纸都力求通过特写和娱乐性材料而不是严肃的公共事务的报道来尽可能扩大发行量。……这样做是为了登广告的商人而不是为了公众的缘故”。⁽⁶⁾

经济控制以各种各样的形态与方式出现,可能来自于广告客户、媒介自身的业务方针、行为的总体经济结构以及消费者集团。目前,这一因素的影响力在我国传播者的把关过程中也日渐增强。传播者在把关时如何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将成为我国把关人面临的重要问题。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媒介活动逐渐被一个个“大玩家”(major player)所掌控。

3.社会文化因素

这里面包括了两层含义,即社会价值标准体系和文化开放程度。

把关人在进行把关的时候,是否以社会所认可和推崇的社会价值标准体系为标准,对传播效果乃至社会发展都影响重大。把关人在过滤、加工新现象、新事物的新信息时,与社会文化的开放程度直接相关。

如上所述,传播者的把关活动不但会受个人的道德和行为准则的约束,还会受到一系列来自媒介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压力的制约。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的和不同形态的媒介组织中,以上各种因素的制约程度是不同的。

扩展性读物:

1.[美]威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2.[美]阿特休尔·赫伯特:《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3.[英]尼柯拉斯·艾伯克伦比:《电视的社会分析》,陈芸芸译,中国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公司2004年版。

4.D.Berkowitz(1997),Social Meaning of News.Thousand Oaks,CA:Sage.

5.D.McQuail,K.Siune(1998),Media Policy:Convergence,Concentration,Commence. London:Sage.

6.J.Tunstall,M.Palmer(1991),Media Moguls.London:Routledge.

思考题:

1.什么是传播制度?它与社会制度有何关系?

2.收看一期电视新闻,(对播音员和记者来说)新闻报道有哪些约定俗成的规范?新闻节目如何限制报道角度?

3.选择一家媒介集团,然后进行下列研究:该公司如何起家的?在它的发展历史中,有哪些重大事件?它目前主要涉及的产业有哪些?最近关于该公司的报道有哪些?

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网络媒介,去中介化变得日益常见。请结合现实,谈谈网络媒介的加入对把关的影响。你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化还是消极的变化?

【注释】

(1)[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189页。

(2)参见英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陈芸芸等译,中国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七章。

(3)[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林珊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4)参见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55—86页。

(5)参见S.C.卡特利普:《美联社新闻的内容和流动》,《新闻季刊》,1951年第31期,第434—446页。

(6)[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周站、李启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