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类型

第三节　传播的类型

由于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因而它所研究的对象根据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形态以及不同层次的人类信息传播行为表现为多种传播类型。美国著名传播学者、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认为,传播联系的方式因人而异,每个人大致有如下的传播联系:⁽²²⁾

①大量的内部交流——同自己谈话、思索、回忆、决定、臆想;

②同亲近的人交流——家属、朋友、邻居;

③在工作单位内部的交流;

④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所需的“维持性”交流——同行业和服务行业人员,同大夫、牙科医师、律师,同理发师、油站工人、出租汽车司机,同政府职员,例如税收人员、汽车管理部门、警察和消防部队;

⑤同业务上和社会上只有一面之交的人交流;

⑥同主要通过书籍和大众媒介了解到的人物交流(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向他们了解情况);

⑦从大众媒介中的无出处的消息、参考书籍以及人们日常接触到的文化的各种暗示中获得大量知识。

一般而言,按照信息传播和接受范围的大小,我们可以将传播的类型分为五大类: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

一、内向传播

你思考过自己吗?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否改变了你自己的生活?与几年前的你相比,你如何看待和认识现在的你?当你处在不同环境、遇见不同的人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形象或角色做出多大的改变呢?你到底有多了解你自己?这种内在的或自我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我们称之为内向传播,或称自我传播、自身传播,是个人在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的一种信息交流活动。

自我意识　作为人类,我们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思考自身的能力,自我意识就是人所特有的关于“你是谁”以及“你是做什么的”等一切观点和态度的总和。自我意识由两部分组成:自我形象和自我认同。自我形象指你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即你把自己归入哪一类,你用哪几个词来描述和定义自己,以及你认为别人是如何看待你的;自我认同则常是由自己的成功或失败经历而来,因此,它会将你的自我形象染上积极或消极的色彩。换句话说,如果你对自己有一个积极的看法,那你的自我认同则较高;相反,如果你对自己的看法是消极的,你的自我认同则更可能较低。这种影响一般分为五个层次:竞争(你认为自己是有能力、有效率的)、价值(你认为他人有多看重你)、认知(你对自己的个性和人格的认识)、影响(你如何评估自己以及由评价而生的感受)以及稳定性(或可变性)。

最早从传播的角度对人的自我意识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George Mead)。米德将自我分解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I),它通过个人围绕对象事物从事的具体行为和反应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是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值代表的“客我”(Me),它是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性的直接体现。换句话说,人的自我是在“主我”和“客我”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有时更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体现。例如,张先生是一名成功而富有的商人,又是一个丈夫和父亲,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但是他有酗酒的不良习惯,周围的亲友都不断规劝他戒酒。于是,在他再次端起酒杯的时候,他就要经过一番考虑:酗酒是否符合一名成功的商人、丈夫和父亲的形象?商业伙伴、妻子、孩子、朋友对此事会如何评价?他们对我的角色期待是什么?如此等等。经过这些考虑,张先生最终做出了决定:继续酗酒或者戒除酒瘾。不管这种决定的性质如何,这个决定都是张先生自己做出的,它表现了“主我”的作用。然而,这个“主我”并不是一意孤行的,相反,它是对各种社会关系之体现的“客我”的反映。

作为自我传播的人内传播就是一个“主我”、“客我”之间双向互动的社会过程,互动的介质是信息,用米德的话来说即“有意义的象征符”。这个“象征符”不但能够引起他人的反应,而且能够引起使用者自己的反应。这个过程可以用下图示来表示:

图0-14　人内传播的双向互动性。⁽²³⁾

自我互动　“人是拥有自我的社会存在,人在将外界事物和他人作为认识对象的同时,也把自己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人能够认识自己,拥有自己的观念,与自己进行沟通或传播,并能够对自己采取行动。”现代象征互动理论的集大成者布鲁默⁽²⁴⁾(Herbert Blumer)在1969年出版的《象征互动论》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人能够与自身进行互动——自我互动。

布鲁默指出,这种与自身的互动——自我互动,在本质上说是与他人的社会互动的内在化,也就是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在个人头脑中的反映。不过,自我互动并不是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在头脑中的简单再现,而是具有独自的特点。换句话说,在自我互动过程中,人脑中会出现关于他人期待的印象,这些期待具有一定的意义,个人会考虑这些期待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是,个人又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这些期待的。在人内传播的过程中,个人会沿着自己的立场或行为方向对他人期待的意义进行能动的理解、解释、选择、修改和加工,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加以组合。经过这个过程的他人期待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他人期待,它所形成的自我也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一个新的行为主体。

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为印证这一理论曾做过一个课堂试验。在试验中,教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知班里有哪些学生是优等生,哪些学生是差等生,而实际上,这些学生是被毫无根据地随机分配的。结果,一段时间后,那些随机被选中的优等生的确表现得比随机选中的差等生出色得多,而且智商也得到了提高。显然,是教师对待学生的方式明显地影响了学生对他们自己以及对于他们能力的看法,教师会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的暗示,表示出对那些优秀学生的特别好感,在他们回答不出问题时耐心等待,即使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的,老师也不会表现出反感,而对于差等生则相反。因此,学生也会相应地回应教师的态度,优等生会加倍努力以回应并满足这种预期,而差等生则在老师消极的态度中自暴自弃。这个试验说明了自我满足预期的重要性。

当一个人对某件事的期望有助于创造使得该事件发生的条件时(见图0-15),自我满足预期就发生了。换句话说,你的预期能够让原本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增加发生的概率。最著名的自我满足预期的例子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里的人物皮格马利翁的故事。皮格马利翁是一位雕塑家,他爱上了自己创作的一件美丽的雕塑,阿芙罗狄忒(即维纳斯,主管爱与美的女神)被皮格马利翁的痴情所感动,于是施以援手,赋予了雕像生命。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将这个故事改编为一个更为现代的剧目,后来萧的版本又被搬上舞台和电影银幕。在萧氏的剧本中,亨利·希金斯(皮格马利翁)试图将一个贫穷的卖花姑娘伊丽莎白·杜丽特变成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谈吐高雅的上流社会名媛。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就像伊丽莎白·杜丽特一样,一直都在按照别人希望我们的那样生活和处事。

图0-15　自我满足预期的步骤。⁽²⁵⁾

自我觉醒　很多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保持在他人看来并不真实的形象,我们应该意识到自我与自我意识之间是有差异的。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有过高的估计;有时候又会把自己看得过于糟糕。也许是我们太关注自己的表现,而没有注意到他人对我们的反馈。或者,他人有可能为了我们分享同样的感受,而给我们发出歪曲了的关于我们的信息。又或者,我们获取的信息不是当下的、现实的,因此对自己的看法已经过时了。

自我觉醒就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反思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内传播形式。在我国的儒家思想中,就很重视长期的自我反思活动。“吾日三省吾身”、“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都是用以完善个人的品德和行为的。

根据米德的研究,一个人在遇到困难、障碍等新的问题状况,对既有的行为方式是否适用难以做出判断之际,就会激发一种内省式思考。在面临新问题时,由于个人不知道过去的习惯做法是否合适,所以通常不会立即做出反应。在反应滞后、行为停滞的期间,内省式思考就会活跃起来,通过人内传播来做出如何解决问题、适应新情况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头脑中会出现他人的形象,个人会分析和推测别人是如何考虑的,别人对这个问题会采取什么态度等等。只有在与他人的联系后才能形成个人自己的态度轮廓,考虑自己应该怎么做。这也是一个重新构筑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过程。

米德认为,自省式思考不仅是一个横向的社会过程,而且是一个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的、纵向发展和创造的过程。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这种活动中,个人会把自己的社会经验和知识积累(作为有意义的象征符而保存在头脑中的记忆信息)全部调动起来,对它们的意义重新进行解释、选择、修改和加工,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与新的状况相适应的新的意义和行为。

内省式思考的这些特点充分说明,人内传播并不是孤立、封闭和绝对“主观精神”的活动,而是一个与人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活动,人内传播在本质上是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反映。与此同时,这种反映又不是对社会关系或实践的消极、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种具有独自的特殊规律的能动的、创造性的活动,反过来会对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人内传播也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的思考活动会一直陪伴着你,不论你是在现实空间里与他人交流,抑或是在网络环境中附和别人的意见,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你自己,就该乐于接受他人对你的看法。我们总是喜欢对我们自己和他人进行分类,他人也是一样,也喜欢对他们自己和我们进行分类。这个分类的过程其实就是人际传播的一个基本部分,我们总是根据他人的角色地位、物质财富、性格特征、身体或嗓音特点、技能以及成就将他们进行分类。

所谓人际传播,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广义的人际传播是指大众传播以外的其他人类传播类型,又可以分为亲身、群体、组织三个层次的传播。狭义的则有着多种角度的定义,概括来说,主要是指在两者或两者以上之间进行的面对面的或直接的信息交流活动,包括利用电话、书信等媒介协助进行的传播。

在人际传播中,一个人(或群体)不借助机器设备而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互动。在这种形式的传播中,信源与接受者必须出现在彼此的面前,信源可以是一个或更多的个体,接受者也同样如此。当信源把想法转化成语言或者姿势时,编码通常是一个单一步骤的过程,解码也是一个能够理解讯息的接受者所进行的单一步骤的过程。反馈是即时的并利用了视觉与听觉渠道。但人际间的讯息不仅可以是私人的(如在北京的胡同口,相熟的老大爷会问:“您吃了吗?”),也可以是公共的(如街角站着的一个人塞给你一张传单希望你来上某个英语班),还可以针对它们特定的目标。例如,学期末完成一篇读书报告后,可能征求老师的意见:“请问您是不是已经看过我的论文了?”相同的讯息,如果是老师给你的,则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方式:“嘿,李明!看完我的论文没有?”

机器辅助的人际传播　在机器辅助的背景中,一人或多人利用一种机械设备(或多种设备)同一个或多个接受者沟通。机器辅助的人际传播有一个重要特征:它允许信源和接受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机器能够借助把讯息储存在纸、磁盘或一些其他材料上的方式而使讯息具有持久性,机器也可以通过放大讯息或远距离传递讯息而扩展讯息的范围。因此,机器辅助的人际传播兼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情境的特点。电话能够使两个人交谈,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一封信可以在几年以后重读并且再一次传播。此外,新的个人新媒介的广泛使用,如多媒体移动电话、手提电脑以及掌上个人数字处理器等基于数字技术的传播设备以及计算机和因特网的发展,更进一步模糊了人际传播与其他传播类型之间的界限。

机器辅助的人际传播的新形式改变了人际传播的一些功能和习惯。新的个人媒介使得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被分离的传播得以存在。比如,通过传真预约定单,你可以在不与任何人说话的情况下吃到店家提供的午餐。再者,网上聊天尽管给人以亲密的幻觉,但其实参与者所提供的信息可能完全是虚拟的。移动电话虽然使人们一直处于与人联系的状态中,但它们已经成为面对面交流沟通的一个新障碍。可以肯定地说,新的个人媒介增加了我们接触和经历的范围,但同样也使我们付出了代价。

人际关系的三种基本需求　人是社会性动物,个人离开了他人、离开了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和协作就无法生存。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协作关系,是人际传播的一个重要动机。而社会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夫妻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工作关系等各种固定的人际关系,就需要通过经常不断的人际传播来得到建立、维系和发展。还有与陌生人打交道而形成的许多短暂的不那么固定的人际关系,如旅途中的邻座同伴,医院初诊时的病人和医生、护士,购物时的售货员与顾客,也都是人际传播的范围。而且人际传播的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关系的亲疏、远近、矛盾与一致的状态。

心理学家威廉·舒尔茨(William Schutz)所做的大量研究告诉我们:我们总是在关系中努力满足我们的三种需求⁽²⁶⁾——对参与、控制和爱的需求。

表0-1　威廉·舒尔茨关于基本的人际关系定位

参与,指的是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要建立和保持对他人的相互兴趣,也就是感到我们可以对他人感兴趣,他人也可以对我们感兴趣。我们希望他人注意到我们,花时间来了解我们。因此人有希望参与的愿望是很正常的。我们大都清楚地记得被独自抛在一边的感觉,比如,最后一个被问到是否愿意加入团队,不被邀请参加一个重要的聚会,或是在用餐过程中你说的话被人忽视。所以,一旦我们的这种参与需求得到满足,我们便会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而一旦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孤独,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孤独感大都是由于年龄造成的。研究表明,与那些孤独感不太强烈的人相比,50岁及50岁以上没有亲密朋友或亲戚的男性在遭遇了重大的感情打击之后更容易突然去世,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那么,到底何为孤独感呢?大多数人觉得孤独感是一种认知状态,即认为我们现在所保持的人际关系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那种。因此,孤独感可以被看做是期望的社会关系与实际得到的社会关系之间出现分歧的结果。孤独的人会觉得与他人发生关系很困难。如果我们的人际联系不足,我们就会感到孤独,就会寻找替代物,比如,有时候我们会求助于一些专业人员、热线电话或者心理医生。参与感与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有研究表明,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但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还可以延长人的寿命。

控制,指我们需要建立和保持令我们自己满意的对关系的影响力。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希望感到我们能控制局面,即使在扮演更具说服性的角色时也需要感到舒服。如果这种对控制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我们则会认为他人不尊重我们,不看重我们的能力。我们还会以为别人觉得我们没能力做决定、没能力领导他人或自己的未来。

最后,爱,指我们需要给予爱和接受爱,而且需要感情丰富的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对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自己是不受欢迎的。相反,如果我们的爱的经历非常好,我们就可能擅长处理亲密或疏离的关系并可能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我们对待他们一样对待我们。

这三种基本的需求对每个人来说体会都是不同的。相比之下,参与感通常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我们对参与的需求首先推动了我们去建立某种关系,而对控制和爱的需求则通过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而获得满足。因此,正如威廉·舒尔茨所说的那样,“大体而言,参与感解决了是否参与的问题;控制则关心地位是在上还是在下;爱则表达的是关系的近或远”。

信赖与笑容——人际传播的有力工具　很明显,再没有什么别的因素比信赖更能影响关系了。实际生活中,最经常用来解释关系终结的一个因素就是信任危机。在任何关系中,都隐藏着一些可能导致危机的潜在因素,谎言就是其中之一。谎言具有强大的颠覆力,往往会毁掉一份关系。

撒谎在我们的社会里似乎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我们不光会对那些陌生人说谎,还会对我们所关心的人说谎。比如,男性常常在第一次和女朋友约会的时候拿自己的名字开玩笑,其实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幽默。当我们对某人撒谎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发送错误的信息,而且是在有意识地欺骗他。为了让我们之前的谎言继续下去,我们往往还不得不说更多的谎。而且,说谎者还需要费好大一番功夫去记住刚才所说的谎言是对谁说的,内容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说谎。但是,一旦谎言被揭穿,不论这份关系在其他方面有多好,被欺骗的一方将不再相信对方的任何语言或手势。那么,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信息传递实际上就失去了价值,感情的表达也失去了意义。如果有人真的欺骗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多疑且充满怨恨。我们既对对方感到失望,更对我们自己感到失望。所以,除非还有强烈的信任感存在,否则这份关系的终结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另外,误读了他人对关系深度的需求也是一种导致关系危机的因素。你对另一个人信任的程度,就是你可以向对方敞开心扉而不必害怕受到伤害的程度,也就是你的容忍极限。这个极限因为人的不同、话题不同、情况不同而不断变化。美国研究者威廉·罗林(William Rawlins)设计了一个矩阵⁽²⁷⁾(见图0-16)。我们可以用这个矩阵来分析我们在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不同的人的信任度,也可以用这个矩阵来考察关系是否更稳定。关系双方都很难信任对方的关系将是麻烦的关系。

图0-16　威廉·罗林的信任矩阵。

和信赖一样,笑容也是人际传播的有力工具。每一天,我们都会在与朋友、同事、爱人交流的时候接受和发送笑意。笑容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我们交流之中,以至于我们有时候都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如果在任何一种重要关系中笑容突然消失了,我们都会非常想念那种感觉。而且,笑是具有很强感染力的。当我们听见别人笑的时候,我们自己大都也会笑起来。这种会“传染”的特性会在我们的关系里产生急剧的变化。它能帮助我们使行为与情绪同步,同时,它还能使我们的关系更为坚固。

成本—效益理论/社会交换理论　尽管我们可以描述一些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或办法,但是,关系并不是总能预测到的。没人能预见到一份关系能好到什么程度,坏到什么程度。相反,关系的发展取决于我们所愿意付出的精力,也取决于我们愿意如何对待它或对待对方。根据成本—效益(cost-benefit)/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理论,只要我们获得的回报比付出的代价更多,我们就愿意努力维持一份关系。这些回报包括感受到自我价值,感受到个人的成长,感受到更多的安全感,感受到完成任务后的成就以及处理问题能力的提高等。相比之下,代价包括我们为了维持关系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以及心理和身体上的压力。我们会在脑海里形成某种比较标准之后再进入到一份关系之中,我们对于我们认为应该从这份关系中获得的回馈和利益都有一种基本的总体标准,如果达到这一标准,我们就会对这份关系感到满意。可是,我们通常还会有一种选择性比较标准。我们会拿现在我们从某人那里获取的关系与我们同样可以从另一人那里获取的关系进行对比。如果我们认为现在的关系所取得的回报低于我们本可以从另一份关系那里取得的回报,我们或许就会决定退出现在的关系而转投入另一份新的关系。

总体来说,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关系时是很“经济”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利益和回报越大而付出的代价越小,我们就会觉得这份关系令人满意。每一个关系的参与者都有自己的一套利益获取的目标。当付出的代价多于获得的利益时,我们就倾向于终止这份关系;相反,如果利益多于代价,这份关系就会持续发展下去。成本—效益/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一份关系的价值影响到了它的最终结果。积极的关系将会是持久的,而消极的关系则会走向终结。

有关人际关系和人际传播的话题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早已有了研究,并建立了很多相关的理论和模型,值得传播学借鉴。到目前为止,传播学对人际传播社会功能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人际传播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另一个是对大众传播效果的影响。所谓社会化,指的是一个人出生后由一个“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从个人角度来说,它指的是个人学习语言、知识、技能、行为准则等等以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从社会角度而言,它指的是社会成员形成大体一致的观念、价值和社会规范体系,从而使社会秩序维持、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得到保证的过程。个人观念的社会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观念的形成,二是社会观念的形成(包括对他人和社会的基本看法、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的接收等等)。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人际传播特别是初级群体中的人际传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人格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播学中关于人际传播的社会功能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过程与效果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详细探讨的“意见领袖”与“两级传播”理论、“创新—扩散”理论等都属于这个范畴。

三、群体传播

想一想,你的社会化过程大部分是在你自己的家庭里发生的吧;你大多数的休闲时间是与朋友圈子一起度过的吧;如果你参加了学生会、漫画社或是舞蹈团,你就是这些群体的一部分;如果你是班里的一个成员,你自然就从属于这个班级。因此,我们从一出生到现在就已经是各种各样群体的一名成员了。

1.群体特征

正如我们看到的,群体是无处不在的。那么什么是群体呢?群体是人的集合,但是群体又不是随便把各个独立的人集合在一起就可以的。相反,它是由一群通过语言或非语言进行交流、彼此都扮演着某种相关角色,为了一个既定目标而相互合作的人组成的。群体的成员能认出其他成员,对这些人有一定的态度,并对自己能从属于这个组织有着不同程度的满意度。他们知道在群体生活里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他们遵守规范该群体成员行为的规则。而且,群体里的成员会不断地影响他人,也被他人所影响,从而产生一种相互影响的传播形式。也就是说,个人成员会影响到群体的特征,也为群体的特征所影响。

每一个群体都会建立起自己的群体目标(存在的动力、所希望的最终状态)、结构(成员的位置和角色)、传播模式(信息流的模式)、规则(交流的非正式规则)以及气氛(感情氛围)。每一个群体中的参与者通常都会与群体里的他人发展一定的关系,会在关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并对群体任务的完成起到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因此,成员交流的方式会对群体里发展出来的气氛产生一定的影响。反之,气氛也会影响到成员之间互相交流的内容以及他们交流的方式。比如,你是否曾经参加过某个群体,而它的气氛过于“激烈”——成员一点也不宽容,特别容易动怒?你是否曾经参加过某个群体,而它的气氛又过于“冷漠”——成员之间很淡漠,互相讽刺,不管是否伤及对方的感情,太自我中心主义,以至于他人的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

一个群体的气氛是会持续的。如果一个群体的气氛太冷、太封闭、太缺乏信任或太不具有合作性,那么个人成员就会以符合这种特征的方式进行交流。相反,如果群体的气氛是温暖的、开放的、互信的和合作性的,那么个人成员就会以支持这种特征的方式进行交流。也就是说,群体的气氛越健康,成员之间的合作就越强。传播学家道格拉斯·麦克格里格(Douglas McGregor)总结了有效、运作良好的群体的特征:

①气氛随和、舒适、轻松;

②几乎每个人都能够参加讨论,但只采纳中肯的意见来最后完成任务;

③成员能完整地理解和接受任务或目标,在某些问题上可自由讨论,直到最后所有群体成员都能全身心地致力于完成这个任务或目标;

④成员之间互相倾听,每一个意见都有人去注意,人们不必害怕自己是否会表现得很愚蠢,可以自由地提出创造性的意见,即使有时意见显得有点极端;

⑤允许矛盾存在,矛盾不会被压抑或掩盖,人们会仔细考察原因,群体会努力解决矛盾,而不是粗暴地对待不同意见者;

⑥大多数决策的基础都是某种妥协,最后每个人都大体上同意,而且希望这决策能维持下去,正式的投票很少出现,因为群体并不把简单多数作为正确行为的依据;

⑦批评是常见的、坦诚的,相对不那么刺耳,对个人的人身攻击并不多见;

⑧人们感到能够自由表达他们自己对群体运作和群体问题的感受和想法;

⑨行动一旦开始,就会有明确的分工;

⑩群体的领导者并不是在“统治”群体,群体也不会特别地反对领导,实际上,领导人会不时根据条件而变换,争权夺利的现象不多见,问题不是谁掌控,而是如何能完成任务;

群体对其自身的运作十分清楚。

2.群体网络

任何群体完成任务的能力都与其成员的传播水平密不可分。只有当群体成员在彼此交流的时候感到舒服,只有当他们能够彼此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只有当他们有机会接受到其他人发出的反馈时,交流才有效率。否则,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也难以有效地进行交流。

如果你可以、也愿意与你所在群体中的大部分人进行交流,那就说明你在这个群体中已经取得了一个中心位置。相反,如果你只能与该群体中的一个人或几个人交流,则说明你处于群体的外围。正是群体的网络或者说群体传播的样式,决定了有何种传播路径向成员开放,也决定了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否有效。

首次针对群体网络进行的研究是由社会学研究者巴维拉斯(Bavelas)和莱维特(Leavitt)开始的。巴维拉斯研究了四种交流样式(见图0-17):直线型(或是链型)、环型、星型(或是轮型)、Y型。对于每一种样式,他都测量出了其成员解决一个简单问题所需花费的时间,以及成员对群体运作所持的满意度。巴维拉斯发现,Y型是最有效率的,也就是说,这个类型能够让成员在面对问题时用最短的时间加以解决,而环型模式的士气却最高。莱维特的研究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巴维拉斯同时发现,处于群体网络最中心位置的成员对群体的运作最为满意,处于越边缘位置的成员则对群体的满意度递减。

图0-17　交流的网络。

一个群体所生成的特定传播式样决定了哪种传播渠道是开放的,哪种传播渠道是封闭的。因此,群体网络影响着谁会对谁说话,与他人关系好的人则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人。在所有渠道型的网络里,群体的任意一个成员都可以和其他任何成员进行交流,这就给每个个人以同等的释放影响力的机会。群体网络同样还会影响士气,当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都被切断时,个人的满意度就会下降。

一个群体网络的成员会扮演四种不同的交流角色:派系成员、联络人、桥梁和孤立者(见图0-18)。派系成员指一群拥有大量与他人的联系的人;那些不属于任何群体或派系,只是将一个群体的成员与另一个群体联系起来的人则被称为“联络人”;而桥梁则是指既有大量的群体内部联系,又与其他群体或派系有着联系的人。联络人和桥梁都会更多地感到群体的整合性,都属于比较团队导向型的,而且在群体中较少经历挫折和失败。相反,孤立者则是与他人联系很少的人,他们并没有感到真正融入群体生活,他们对群体的运作毫无贡献,在其自我概念中也缺乏安全感,更容易体会到不满意的经历。

图0-18　网络角色。

3.个人在群体中的决策坐标

如果你正处在一个群体决策过程中,你会怎么做呢?以下列表给你提供了评估个人行为的指标。选择最能够描述你行为的决策模式,并给自己的行为打分。

当我的群体正在进行决策时,我会:

——坐在后排,让其他人为我做决定;

——会注意决策是否可行,而不考虑其他人是否喜欢;

——会考虑其他成员是否会对这个决策满意,而不考虑决策本身是否可行;

——为了达成一个可以实施的决策而牺牲自己的感情;

——会努力让所有人都讨论、理解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对决策表示满意。

杰伊·霍尔(Jay Hall)、文森特·欧莱里(Vincent O’Leary)和马萨·威廉姆斯(Martha Williams)设计了一个决策坐标,它能帮助你理解你自己的反应。

图0-19　决策坐标图。

它向我们展示了关注决策的可行性与关注他人对决策的认同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的特征是坐在后排让他人给你做决定,那么你所展示出的就是所谓的“缺席模式”,即你对结论的可行性和他人的意见都漠不关心。如果你坚持认为决策的质量一定比群体成员是否高兴重要得多,那么你所表现出的就是一种“自我满足模式”。与这种类型截然相反的就是考虑成员的支持远多于决策质量和可行性的类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老好人模式”。而中间状态,也就是较为传统的模式,则是“牺牲妥协者模式”,他们愿意放弃一些东西,只求最终完成任务。最后,如果你采用的是“交流模式”,那么你就会认为只要所有的群体成员都动员起来,都感到能畅所欲言,只要给予任务本身和决策过程同等的关注,那么,一致意见就可以达成。

4.群体压力

“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是群体活动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不仅是群体保持协调一致的前提,也是人的社会合作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群体中的多数意见成员就会对成员中的个人意见或少数意见产生压力,形成群体压力。但在不少场合,群体压力也会带来错误的判断,形成对多数意见的盲目服从。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什(Solomom Asch)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小群体内趋同行为试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相关的重要研究还包括库尔特·卢因(Kurt Levin)的群体动力论等,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讨论。

四、组织传播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我们出生在组织中,受教育于组织中,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耗去大量的生命为组织工作。我们很多的闲暇时光用于在组织中娱乐、祈祷。我们大多数人会在组织中死亡,而当葬礼举行的时刻来临时,必须得到所有组织中最大的组织——国家的正式许可。”⁽²⁸⁾社会学家阿玛蒂·埃蒂斯尼(Amatai Etzioni)1964年在他的《现代组织》一书中这样写到。

组织是人类社会协作的群体形态之一,它与非组织群体一样,共同形成了组成社会系统的子系统。那么什么是组织呢?它与非组织群体又有哪些不同呢?

组织　从广义上来说,任何由若干不同功能的要素按照一定的原理或秩序相组合而形成的统一的整体,都可以称为组织,如细胞组织、肌肉组织、人体组织等等。仅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看,组织指的是“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分工,在统一的意志之下从事协作行为的持续性体系”⁽²⁹⁾。就这个定义而言,组织既是社会群体的一种,又与一般的松散群体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区别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辨认一个群体是否属于组织,主要要看这个群体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或管理系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话来说,即是否存在着一个“管理主体”。与非组织群体不同,组织是一个结构秩序更为严密的社会协作体,有着更为明确的目标、制度、纪律,有着严格的分工和统一的指挥管理体系。人们通常将组织比作一部结构复杂而运行有序的机器,由各零部件组成,可用于生产和服务;组织不是一个简单的集合,它像有机体的动植物一样,有从出生、成长、活动、适应环境变化,直至最终死亡的过程;同时,它还是一个有着统一意志的严密整体,像人的大脑,能够处理信息,具有智慧,能够形成概念,制定计划;最后,组织具有创造性的文化,能够创造意义,拥有价值观和规范,从而因共同的事件和仪式而代代相传。正因为如此,组织才比个人和松散的群体更有力量,能够完成个人和一般群体所不能承担的生产或社会活动。

组织传播及其网络　组织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组织传播也同样意义重大。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组织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系统,因为组织的任何活动都与一定的信息活动相关。美国的组织传播研究学者戈德哈伯曾为之下过一个定义:组织传播是由各种相互依赖关系结成的网络,是为应付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创造和交流信息的过程。⁽³⁰⁾简言之,组织传播就是指组织成员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其要素为:①信息。信息社会中,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依赖于信息,有效的组织传播首先要有信息;②相互依赖。组织中的部分不可能脱离系统和环境而独立存在,需要互动;③网络。组织传播要有一定规则,根据在组织中担任角色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信息传递方法;④过程。组织传播是不停止的信息互动;⑤环境。组织要受环境制约,与环境互动。

组织的任何活动都伴随着信息的传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量文献中看出,因此我们研究组织传播的过程也就是考察组织本身的过程。R．法瑞斯(Richard Farace)、P．蒙基(Peter Monge)和E．埃森伯格(Eric Eisenberg)等人⁽³¹⁾从系统、功能、结构三个层面,对组织网络进行了描述。在这里,我们将借鉴他们的理论对组织传播展开分析。

在系统层面,他们将组织网络分为多个层次进行研究,包括个人子系统、双人子系统、小组子系统和组织系统。各层次间的信息交流就形成了组织传播的层次:个人间的交流形成了双人子系统,双人子系统间的交流形成了小群体,而群体间的交流则形成了整个组织网络,如图0-20:⁽³²⁾

图0-20　组织网络

在功能层面,他们认为组织包括生产、创新及维护传播功能。生产信息传播指工作活动的方向,协调及控制活动的发生以输出成果,包括做什么、何时做、如何做。创新信息传播指相互交流工作建议及对事物的看法,以此引起系统变化和产生新观点。最后是维护信息传播,它能使系统形成整体的价值和相互关系,以保持系统的整体性和凝聚力。

结构层面,也就是信息传递表现出来的形式和规则。不同层次有着不同的传输信息的形式、方法、规则或状态,其复杂性随层级的提高而提高。

从组织传播的界定来看,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传播:一个是组织内传播,另一个是组织外传播。组织内传播的过程,也是组织维持其内部统一、实现整体协调和整体运作的过程。就沟通的渠道来看,有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两种传播方式。

1.正式渠道的组织传播

组织内正式渠道的传播,是指信息沿着组织内部的一定组织关系流通的过程,是一种与组织的正规角色、地位网络相联系的,严格按照组织正规的权力、职能结构、等级关系和交流渠道等进行的交流活动。根据信息的流向,其传播的形式又可分为两种: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播。一般来说,横向传播双向性强,互动渠道通畅;纵向传播则具有单向流动的特点,又分为自上而下的传播和自下而上的传播。

横向传播　也叫水平传播,这是在组织内部具有相近或相似权力和地位的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是沿着组织内层级的水平方向进行的。由于传播的参与者具有平等关系,一般都以协商与联络为主要形式。横向传播是否活跃,对组织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如果横向渠道通畅,组织成员之间便可以开诚布公、坦诚相见;但如果横向渠道不畅,轻则会使各成员间不合作,影响组织效率,重则会造成各成员、各部门之间的矛盾冲突,破坏组织的有机统一。横向交流与纵向交流在组织传播的过程中常常互为补充。“它往往是使各种纵向消息‘抵达’终极目标的手段,担负着具体处理——即‘消化’来自纵向渠道的信息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它往往具有产生出新的消息的重要功能,要使这些新信息进入组织内部的大循环,还需经过纵向交流的渠道。”⁽³³⁾

自上而下的传播　这是信息由高一级向低一级流动的传播过程,也是在大多数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有关组织的目标、人物、方针、政策的信息,通常通过此种方式得到传达和贯彻,而组织的规范、传统及领导人的权威等,也都以此来维持和发展。它对确保一个组织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确保正常发挥组织的管理职能具有重要意义。自上而下的传播作用,包括使组织成员适应组织环境,了解工作内容,熟悉自己的职责、权力和义务,培养成员对组织的一体感等等,它是一种以指示、教育、说服和灌输为主的传播活动。

自下而上的传播　这是信息由组织的低级向高级流动的过程,是下级部门向上级部门或部下向上司汇报情况、提出意见、反馈问题的传播活动。它是上级领导和部门获得信息反馈的重要途径,也是组织内部不可缺少的传播活动之一。它有利于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完善组织管理和加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自上而下的传播和自下而上的传播都是组织内传播的两个基本渠道,这两个渠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组织的统一性和运作效率。一般来说,影响着两个渠道畅通的主要因素是组织的层次和环节,如果是逐级进行的传播,势必会造成信息传递的速度减慢,并且容易造成信息的变形和失真。因此,现代组织加强管理手段,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减少传播渠道的环节和层次。

2.非正式渠道的组织传播

非正式渠道的组织传播,是发生于组织内部的非制度性组织以外的传播,是一种没有与组织的正规结构等级和交流网络相对应的信息交流活动。由于非正式渠道的传播具有自由性和平等性,因此许多在正式渠道不便表明的观点和态度,能够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因此,非正式渠道的传播有更多充满人情味的内容,是组织成员沟通感情的纽带,是“组织关系的粘合剂”和“组织功能的润滑油”。⁽³⁴⁾

对一个组织来说,能否充分发挥非正式渠道传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传统的正式的组织性渠道往往将人“异化”成机械的机器部件,而非正式渠道恰恰能弥补正式渠道的缺陷和不足。自“霍桑实验”⁽³⁵⁾以来,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人的积极性对于现代组织效率的重要影响。而人的积极性不仅受物质条件的影响,还受社会和心理条件、感情、情绪或士气的影响。因此,应加强和疏通非正式的传播渠道,在组织内部营造一个积极、健康、活跃的人文环境,增进成员的一体感和向心力,从而使他们在组织中发挥更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以对组织目标的实现给予巨大的推动力。

另一方面,非正式渠道组织传播的另一个主要功能是传送小道消息。美国传播学者用“葡萄藤(grapevine)”来作为小道消息(包括谣言)的代名词。他们发现,“葡萄藤”传播具有速度快、精度高、信息量大、反馈广等特点。这种传播常采用小群体交叉传播,多向性、交叉性强,覆盖面以几何级数增长,人们出于多种不同的心态,注意保存信息的原样,因此准确度和信息量都很高。戈德哈伯曾指出,“葡萄藤”传播的消息,准确度高达80%以上。与基本上准确、真实的小道消息类似的非正式渠道的传播,就是谣言。谣言基本上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而减少组织内部谣言产生和扩散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尽可能详细地向组织内部成员提供其最关心的问题的相关信息,通过扩大信息流量的办法来防止歧义的产生,消除组织成员对相关问题的神秘感,防止谣言进一步扩散而给组织和社会造成危害。

组织外传播是组织同外界环境间的信息交流,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交流活动。以现代组织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企业组织为例,其为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变化的外部环境,采取了很多相应的组织外传播形态。一方面,企业为了进行目标管理和制定环境应变决策而从外部广泛收集和处理信息,利用传播科技的发展,建立具有快速反应机制的高性能信息采集和处理系统,例如DSS(决策支援系统)、MIS(战略信息系统)、POS(销售数据系统)。另一方面,为了展现企业组织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或员工的形象、精神面貌甚至公司的建筑物等,企业还会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宣传活动,例如公关宣传、广告宣传和企业标识系统(CIS)宣传等等。这些形式都成了现代组织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

3.组织传播的不同流派

组织传播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学科和领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了,到60年代末,国际传播学协会正式设立了“组织传播”小组,结合传播及相关学科学者对有关组织传播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P．蒙基和E．埃森伯格将组织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归纳为三种:

(1)职位论

该理论注重的是组织中正式的结构和功能,采用结构法,将组织定义为一组稳定并正式确定了相互关系的集合。在该理论中,组织被视为一系列职位的集合,如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每一职位都负有其相应的职责。在马克斯·韦伯的行政性组织理论的基础上,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人类关系学派的理论家R．李克特(Rensis Likert)提出了四个系统理论,即“命令式”、“推销式”、“协商式”、“参与式”的系统管理方式,指出管理层若选择不同风格的领导方式,便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2)关系论

该理论讨论的是组织成员间关系自然形成的方式及网络如何出现于这些关系中。在该理论中,组织被视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不断变化的系统,由其成员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并被赋予意义。它更多地关心人们如何共同完成工作任务,而不太关心组织中信息流动的路线。卡尔·韦克(Carl Weick)的组织形成理论是最有影响的关系论理论之一,它以传播作为组织的形成基础,并对组织形成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述:所有组织形成活动都是由双向相互作用或相互关联的行为构成的,而这些活动又形成了组织。

(3)文化论

文化取向是组织传播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它让我们开始重新关注未被传统的管理指向的一系列因素。组织研究中的文化理论认为,组织的实际结构并非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产生于其成员非正式的日常工作中,它强调的是人们如何构建组织实体。作为对组织生活方式的研究,该方法注重组织成员的意义和价值观,从而形成了组织传播学的批判理论。

若从批判的角度看职位论和关系论,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过于极端化和简单化,认为提高士气就能提高生产能力。在很多情况下,其宣称的存在于人类关系因素和组织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调查研究中并不能找到有关的测试证据,即使有一些,也会伴之以严厉的方法论的反对观点。

组织传播理论揭示了传播模式在构建网络联系、权力结构和组织文化中的重要性,对我们理解组织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理论也极大地提升了组织研究的层次。从组织研究中,管理者找到了更多可以控制和管理的变量,学者们也认识到了所有形式的管理都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控制——即便协作式的管理也是如此。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创造更加人性化的、富有成效的组织文化。

五、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一词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由于大众传播的内涵过于广大,因此很难对它下一个简单的、广泛认可的定义。“大众”一词本身的价值已经令人感到困扰和争议,而“传播”一词更是缺乏公认的定义。相对较为简洁并为大家所认可的定义是:当消息来源(通常是某个组织)使用一项技术作为媒介与大规模的受众进行沟通时,大众传播就发生了。那么,受众规模应该有多大?组织要复杂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正确答案。

随着大众传播环境的变化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以及机器辅助人际传播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当你收到一份印有你自己名字的直投广告时,通篇用你的名字表示这是寄给你的,你就是惟一的受众。这已经不是传统大众传播概念中预想的大规模受众了。当你坐在电脑前,就某个特定话题给20000个在列表服务器中登记的人发送同一封信的时候,你显然是在和大规模受众进行传播活动,但是你并未拥有像报纸、有线电视网或电影公司那样的大众媒介组织。轻便、便宜的录像设备使得像你这样的个体有可能针对小规模的受众进行营利性的录像制作和销售。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思考当代大众传播理论时,新的传播技术已经成为理解个人和社会如何使用媒介并被媒介所影响的重要因素。下面我们就通过对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背景的差异比较来更好地认识大众传播,请见表0-2:

表0-2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比较

媒介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以因特网为基础的大众传播技术的革命性变化,改变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情境中事先确定角色的形式。想想看,传统的一张报纸是如何组合构成的:记者们搜集新闻,撰稿者起草社论,广告部编排广告,编辑把所有这些东西编排在一张样报版面上,技术人员把该版面传输给母机,其他技术人员印刷出成品报纸,完工了的报纸被交给发行人员。而在因特网上,一个人也能变成一个大众传播者。网络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人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会认识清楚,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将成为传播学者们的新课题,我们将在后面第二章中详细加以介绍。

扩展性读物:

1.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2.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3.[美]约瑟夫·R．多米尼克:《大众传播动力学》,蔡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英]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5.Gay Lumdsden and Donald Lumsden(1997),Communication in Groups and Teams:Sharing Leadership,2nd ed．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6.Sliverstone(1999),Why Study the Media?London:Sage．

思考题:

1.想一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现象可能与传播学理论相关?

2.线性传播过程模式最大的缺陷是什么?为什么?

3.2005年湖南卫视制作的“超级女声”节目风行一时,试结合德弗勒的美国大众媒介体系模式对其进行分析。

4.举例谈谈你对个人与群体互动关系的认识。

5.比较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异同。

【注释】

(1)[美]宣韦伯:《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余也鲁译,中国香港海天书楼1983年版,第1页。

(2)绿色阵营,在中国台湾代表民进党,政治主张相对倾向于“台湾独立”;与其相对的是蓝色阵营,代表国民党。

(3)人们在传播过程中,从使用一种语言转换到使用另一种语言,被称为语言码转换。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双方应该至少要有一方能够熟练使用两种语言才能使传播过程通畅。

(4)E．M．Rogers&T．M．Steinfatt(1999),Intercultural Communition:Prospect Heights.IL:Waveland.

(5)何亮亮:《竞争中的香港媒介市场》,《新闻与传播理论研究》,1997年2月。

(6)参见段鹏:《商业化与公益性的冲突:试析香港公益传播机构的生存空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7月。

(7)Gerbner,Gross,Morgan and Signorielli(1980),Growing Up With Television:the Cultivation Perspective,p．14.

(8)[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9)据申农和韦弗1949年著作绘制。

(10)据施拉姆1954年的文章《大众传播的过程和影响》绘制。

(11)据施拉姆1954年的文章《大众传播的过程及影响》绘制。

(12)据韦斯特利和麦克莱恩1957年文章绘制。

(13)据德弗勒1970年著作绘制。

(14)[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5)据赖利夫妇1959年的著作绘制。

(16)据马莱茨克1963年的著作绘制。

(17)据德弗勒1970年的著作绘制。

(18)据鲍尔—罗克希与德弗勒1976年的文章绘制。

(19)[美]梅尔文·德弗勒:《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62页。

(20)[美]梅尔文·德弗勒:《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62页。

(21)[美]约瑟夫·R．多米尼克:《大众传播动力学》(第7版),蔡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22)[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2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24)赫伯特·布鲁默(1900—1987),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象征互动理论的集大成者,代表性著作有《象征互动理论》(1969)等。

(25)[美]特里·K．甘布尔、迈克尔·甘布尔:《有效传播》,熊婷婷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26)William Schutz(1991),FIRO Theory of Needs:from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1st ed.Em Griffin, McGraw-Hill.

(27)William Rawlins(2000),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from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2nd ed.Brian Brown,McGraw-Hill.

(28)Amatai Etzioni(1964),Modern Organization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p1.转引自[美]斯蒂芬·小约翰:《传播理论》(第5版),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9)[日]田宗介等:《社会学事典》,第556页,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0)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31)Monge and Eisenberg,Emergent Communication.Richard Farace,Peter Monge and Hamish Russell(1977),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ing(Reading,Mass:Addison-Wesley).转引自[美]斯蒂芬·小约翰:《传播理论》(第5版)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2)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33)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页。

(34)居延安:《信息·沟通·传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转引自胡正荣:《传播学总论》。

(35)霍桑实验:1924—1932年,在芝加哥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程进行的企业管理改革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