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媒介权力产生的经济背景

第三节　中国电视媒介权力产生的经济背景

除了以上从政治需要和社会背景的角度分析中国电视传媒所具有的媒介权力之外，另一个使电视媒介权力成型的主要诱因在于经济因素。钱蔚通过自己对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中国的电视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单纯的政治权力领域，以渐进性为特点，走向“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过程。她认为：“中国当代电视传媒从单纯的政治权力领域到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转化既不能归因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政治上逐渐成熟的中产阶级的有力推动，也不能归因于政治领导人自上而下推动政治改革的努力，更谈不上是独立的市民社会力量伸张政治权力的结果。事实上，它主要是中国政府对我国电视传媒系统进行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16]改革开放以前，政治权力主导一切，经济的、文化的因素都被政治话语包围，一切活动都在政治权力的直接支配下进行。市场经济启动以后，政治权力无所不在的态势渐渐松动，在市场经济力量的刺激和推动下，政治权力适当退让，分割出一部分权力交给经济领域。对于中国的传播媒介来说，市场化改革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财政的投入与传媒事业的发展需要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由政府全额拨款，大包大揽养起来的传媒，开始由政府自己推向市场。其中，政府主管部门的心态是喜忧参半的。既希望传媒借助市场能养活自己，又不愿意看到传媒“不听话”。作为一种富有智慧的回应，先期下海遨游的传媒企业，打出了“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的大旗，并具体化为在业界传播极广的三不变原则：“广播电视作为党的喉舌不变；坚持党性原则，党管干部的原则不变；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政治家办台的方针不变”(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魏文彬语)。在这种状态下，政治权力一方面出面对传媒机构进行主动的调整和管理，出台了对诸如“四级办电视”的“治散、治滥”、传媒上市、厅台合并、集团化改革等等举措。另一方面，则从对传媒商业属性的承认到默许传媒“追名逐利”，不无担忧地眼看着传媒在市场的洗礼中走向成长壮大的产业化之路。经济资本作为市场的宠儿，也加入到传媒的产业化进程中，与传媒共舞。它们以各种隐蔽和曲折的方式，把无孔不入的触角伸了进来。不过，经济资本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异己力量，当下传媒主管部门对此还是保留了一丝警惕。广电总局出台的“只允许国有资本入主传媒企业”，也许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在计划与市场双轨并存、相互磨擦和冲突的情况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经常处于“拔河”的状态。香港传播学者何舟在《从喉舌到党营舆论公司：中共党报的演化》一文中以《深圳特区报》为例，用“拔河赛”这个形象的比喻，描述了政治与经济两种力量对共产党新闻机构制度演化的影响。在“拔河赛”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双方都“竭尽全力试图将对方拉入自己的领域，竞赛中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接触、拉拽和前后移动，形成了整个竞赛的动态过程”。^[17]钱蔚借用“拔河”这一形象化的解释模式，界定了电视制度变迁中政治与市场的五种博弈关系：第一，政治主导形态。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电视制度的基本形态。但是在市场条件下，由于它依然规定着中国传媒的基本性质，这种形态有了新的解读。传媒既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又要搞好企业化经营。因为只有搞好经营，才能更好地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它本身已经成为政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政治主导但市场增势形态。在这种形态中，尽管政治因素仍占主导地位，但市场力量逐渐增加。第三，政治与市场势均力敌，两者形成一种暂时的平衡。第四，市场主导但政治增势形态。第五，市场主导形态。对媒介机构来说，随着宣传与经营两个轮子的日益分化，电视产业经营的许多方面已经非常市场化了，比如广告经营，钱蔚同志认为：“整个电视制度的变迁，从历时性上看，不同的电视制度层面走过了不同的变迁状态，整体上体现为从政治主导到市场因素不断增强的趋势；从共时性上看，目前体现为上述各种状态共存，体现为这样一幅有着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的、有动有静的图画。”^[18]套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可以得出结论，转型期中国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博弈关系也像一场“拔河赛”。两者之间有时是一种共谋关系，体现在电视文本中，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镜头是在大量的以主旋律为题的电视文艺晚会上，频频出现的赞助商与有关方面的领导共同作为嘉宾，端坐在前排分别发言、握手言欢的场面。有时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又会出现矛盾和摩擦。比如剪辑制作具体的电视文本过程中，当电视文本的制作在市场卖点和主旋律宣传发生冲突时，编导往往会以收视率为由，与主管上司讨价还价，淡化或者软化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意图。电视媒介权力正是在上述两种权力的夹缝中滋生并成型的。由于得天独厚地占有话语生产、话语传播的资源，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倚重媒介。政治权力的让步赋予电视媒体开口说话的权力，市场化改革又使得电视传媒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两者相加，中国电视媒介必然开始迈向主体意志生成的路途，它也从工具变成了具有某种独立意志的话语主体。“渐渐地，电视传媒不再仅仅是政治控制的工具，而开始具有了提供信息、普及知识、传达思想、凝聚公众意识、表达公众利益，甚至有限度地评判政府政策、制约政治权力的功能。尽管政府依然对其保持着最终的政治控制，中国的电视传媒已经开始具有一定的公共领域的功能。结果，一场原本限定于经济领域的制度变革无意识地在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衍生出相对独立于政治控制的新的逻辑，并对原有的政治控制逻辑提出了新的挑战”。^[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