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媒介权力产生的政治背景

第二节　中国电视媒介权力产生的政治背景

首先，从政治角度分析，90年代电视媒介权力的形成，是由媒介上层管理机关赋予，又同时被从业者抓住时机加以放大和确定的结果。关于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次新闻宣传上的突破可以作为有力的论据。1986年9月26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人大常委会讨论破产法纪实》，第一次把立法过程包括委员们讨论时发言的实况，生动地展现在公众的面前，突破了长期以来政治报道的禁区。据当时的采编人员回忆，采访制作这个节目时只是想试一试，而台领导的态度是“节目编好后送审，同意就用，不同意就作为一次练兵”。^[7]这个片子经过彭真委员长审查后，不但播出了，而且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极大地推进了新闻改革的进程。1987年，中央电视台对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报道，被认为是“进入电视新闻改革的第二阶段”的标志。^[8]其突破在于会议期间八次播出中外记者招待会的实况，虽然是录播形式，但这已经意味着电视媒介有权力公开报道重大敏感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电视记者首次赢得同行的尊重，也初步显示了电视媒介报道重大新闻事件的独特魅力。不久，中央电视台又播出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处理大兴安岭火灾问题的录像，现场播出了党的十三大开幕式，直播了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多次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两年间，电视从业者用这种一次又一次的大胆尝试，使电视新闻改革连续上了几次台阶。这种新闻改革的结晶，可以以《东方时空》的创办和《焦点访谈》的诞生为标志。只有当这两个栏目出现以后，中央电视台单个新闻报道的突破才最终沉淀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栏目保持下来。而此时，以提高政治透明度，镜头介入重大政治活动为特征的新闻改革方式逐渐让位于新闻舆论监督。作为舆论监督节目的代表，《焦点访谈》的创生过程不乏惊心动魄的冒险和峰回路转的曲折。对此，时任《焦点访谈》制片人，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的梁建增用诗一样热情的语言作了描述：“创办《焦点访谈》，风险犹如冰峰，胆怯的人远离它，无能的人绕过它，圆滑的人只在口头赞扬它，只有勇士，一群胆大心细、义无反顾的人才会面对困难，勇敢地攀登而上。”^[9]当时台长杨伟光的一席话也道出了主创者们的心情：“我都58岁的人了，我不怕，你们大胆地干吧，出了事，我来顶着!”^[10]在具体的节目制作上，编导和制片人挖空心思，摸索出一套巧妙的播出策略。梁建增在《〈焦点访谈〉红皮书》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同样是一个节目，会在同一天的《焦点时刻》与《焦点访谈》两个栏目播出。……比如，4月14日的《血汗白流——两万多钢铁耗子蚕食武钢》、4 月16日的《从教不仁——全国升学受贿第一案报道(上)》、4 月23日的《回家的路有多长(上)——对流浪儿童的追踪采访》等，都是先在早上播出，然后再在晚上播出。所不同的第一点是早上在《焦点时刻》播出时，《血汗白流——两万多钢铁耗子蚕食武钢》的题目是《打击武钢“钢耗子”》，《从教不仁——全国升学受贿第一案报道(上)》的题目是《关于全国最大的一起招生受贿案的报道》，《回家的路有多长(上)——对流浪儿童的追踪采访》的标题是《失去浇灌的花朵——对流浪儿童的追踪采访》；第二点是早上播出的是一集节目，到晚上，同一个内容就变成了上、下两集。我们发现这两种现象都是出现在属于极其敏感话题内容的节目中。……这绝不是一种巧合，也不是《焦点访谈》没有节目可播便用《焦点时刻》播过的节目‘填空’，显然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一种刻意的行为，是一种播出策略。……遇见拿捏不准，或者曝光程度严厉的节目，先在早上的《焦点时刻》中播出，然后看看反响，如果没有什么非议，那么就在晚上播出；如果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就修改；如果有反对的意见，就放弃不用。这个策略有些像象棋中‘丢卒保车’的战术，多少显得有几许悲壮，但却是稳妥的，更是有效的。”^[11]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大量的‘非常规’行为经过与多种因素的不断博弈，有的予以保留，成为正式的制度安排；有的尽管一时不能以正式制度的面目出现，也会在多次行为巩固后成为行动者共同的行为惯例；有的则被淘汰。当然，能够予以保留和认可的‘非常规’行为要么是与现行制度走向吻合，要么……经过‘包装’和阐述，被整合到现行制度框架中，”^[12]这位研究者进而引述潘忠党先生对新闻改革的研究，指出在这种从“非常规”到“常规”的制度化过程中，政治、媒介、市场等多种因素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上”与“下”合作的过程。在传统一元宣传体制框架中，上对下拥有绝对的控制和管理权力，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背景下，“上”与“下”之间更多地以合作、商议、谈判、妥协等行为方式共同推进变革。从业者自下而上在实践中突破一些原有的制度框架，然后党和政府自上而下以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行政或法律手段认可一些突破，否定另一些突破。也许从这个角度，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焦点访谈》的选题标准，即大家熟知的三句话：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这三句话高度总结出了电视传媒行使的媒介权力与党和政府行使的政治权力之间关于两种权力博弈的平衡点。转型期的中国，大众传媒的基本性质仍然是执政党宣传各项方针政策和动员社会力量的工具，它始终隶属于一个一元的政治权力体系，所以并不是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在发挥制约和监督作用。它的舆论监督功能必须和执政党的意志相统一，并且要迎合社会最广大民众的意愿，这是以舆论监督为一种形式的媒介权力顺利实现的合法性前提。业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舆论监督节目要让“二老”满意。“二老”一个是指老干部，另一个是指老百姓。所以，中国的舆论监督媒体是以一个执政党机制纠偏的工具而出现并存在的。关于这一点，《焦点访谈》创办之初，首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胜有清醒的认识。他说：“《焦点访谈》要本着一种建设者的思维，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帮助政府来工作，绝不是添乱。”^[13]

值得注意的是，转型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矛盾，客观上也为《焦点访谈》分享部分政治权力提供了前提。一方面，改革使过去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下放到了地方，这种政策既调动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积极性，也为少数地方政府自行其是、尾大不掉创造了机会。对于中央政府的各项指令，他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瞒天过海，为个人升迁和地方利益不惜对抗中央。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长期的积弊使政府机构出现了信息失灵的现象，部分地方政府或部门的党政领导出于各种目的，虚报各项数字，以“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非正常手段规避中央政府的监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央政府发现并利用了电视媒体在反映真实信息，监督地方政府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在这一意义上，《焦点访谈》成为中央政府强化自身权威，落实中央精神的一个得力的舆论工具”。^[14]当一个媒介承担起某种政治使命时，这个媒介本身就拥有了某种政治特权。因此，《焦点访谈》除了承载“喉舌”功能之外，还兼具“耳目”的使命。从《焦点访谈》播出节目引起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以及先后两届总理的题词，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事实证明，在“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格局下，调动国家舆论机器，向那些敢于挑战中央政策和权威的地方势力开火，在体制之内完成对他们的惩戒，也是一个成本较低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传媒一点一点地积累了自己的政治资本，以镜头不断深入政治深处的方式换取自己的媒介影响力和权威性。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政府并无意培植媒介的独立品格，只是把它作为转型期社会意识形态整合的方便工具，所以，一旦发现媒介有过火的行为，就会立刻叫停。对于这一点，通行的说法是，舆论引导要以正面宣传为主，舆论监督必须把握好分寸和尺度。对此，宣传部门执行的标准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实践中有关部门也总结出了几个具体的要求，比如，要求媒介负责人“守土有责”，并以“几要几不要”形象地指出党和政府希望媒介发挥作用的方向，如“要帮忙不要添乱”、“要唱响主旋律不要搞噪音”、“要注意社会效益，不要见利忘义”、“要遵守宣传纪律，不要各行其事”、“要聚焦不要散光”等。中宣部和各省宣传部成立了媒介审读组，发现问题，随时处理和通报。^[15]另一方面，电视媒介从业者也有清醒的自觉意识。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放在政治权力的对立面。但是，随着舆论监督实践的发展，双方都向对方作出了某种让步。总之，作为一种媒介现实，中国电视媒介权力的出现，是由从业者自发探索，再由政府认可和命名的。我国两任总理在视察《焦点访谈》时分别题写的“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和“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题词，既是对《焦点访谈》的希望和要求，又是对《焦点访谈》栏目最准确、最全面的评价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