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技出版的产业属性问题

9.1　关于科技出版的产业属性问题

由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原因，出版的产业化发展注定不是一个各国学界普遍关注的课题。在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其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都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出版的产业化发展具有与其市场经济几乎相当的悠久历史。

然而，我国的情形却不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没收国民政府官僚资本性质的少数出版机构以外，我国出版业主要以民营经济为主。历史资料显示，1950年，我国共有图书出版社211家，其中私营出版社184家，占87%。图书发行环节则几乎完全控制在民营经济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与改造政策，为了充分发挥私营出版发行业有利的一面，限制其不利的一面，人民政府在积极协调公私出版业关系的同时逐步开始对私营出版业进行调整和改造。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出版业就建立起了单一的国有经济结构。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出版业也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历程。1980年，图书零售业开始向集体和私营经济开放。1988年5月，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二级图书批发业开始对集体和私营经济开放。2003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正式颁布《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这标志着图书、报纸、期刊分销市场向外资开放。经过这样一系列的流通体制改革，我国图书流通业的所有制结构开始实现多元化，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在发行业的发展中得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出版的上游环节却依然控制在国有出版单位手中，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仍然无法涉足。

出版的产业属性直接关系到出版的宏观管理体制与微观运行机制。如果对出版的产业属性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解决当前困扰我国出版宏观管理与微观运行中的很多现实问题。只有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当前困扰我国出版宏观管理与微观运行中的一些死结才能得以解开。

众所周知，出版的产业属性源于出版物的商品属性。正如杨小岩在《出版文化与出版产业建设》⁽¹⁾中所指出的“出版的产业属性是由出版物的商品生产性质决定的”。“图书是商品”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似乎还是学界研究上的禁区。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计划体制在经济领域的逐步淡出，图书的商品属性问题也逐步成为出版学界广泛关注的论题。在经过近20多年的探讨以后，王益和汪轶千两位前辈推出了大部头的《图书商品学》⁽²⁾，对图书的商品属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图书商品属性问题得到解决后，出版的产业属性进而引起学界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版界就出版的产业属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05年，新闻出版署前署长于友先先生出版了《现代出版产业发展论》⁽³⁾。该著作的出版受到出版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好评，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正式将出版的产业属性予以定格。我们认为，20多年来，关于图书的商品属性、出版的产业属性的探讨以及所取得的丰富理论成果从逻辑上解决了出版产业发展的理论障碍，为今天的出版体制改革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

事实上，在就广义出版业的产业属性进行讨论的同时，科技出版的产业属性问题也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强调，与哲学和社会科学出版不同，科技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并不突出。例如，王志刚就曾指出“科技图书并不直接涉及意识形态问题”⁽⁴⁾。刘杲先生同样认为：“科技本身不分阶级、不分国别，不属于意识形态。”科技出版的性质是“其一，科技出版不属于意识形态；其二，科技出版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重要保障”⁽⁵⁾。因此，对科技出版实现产业化经营，在更大程度上放开科技出版业，鼓励科技出版的国际化发展，不仅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而且还能促进我国科技出版业的健康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科技成果国际地位的提高。

出版产业属性的科学定位为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03年6月，也就是在图书流通体制改革开始的23年之后，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全国35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属出版系统的就有21家之多。其中，图书出版单位7家。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和人民邮电出版社两家科技出版企业。尽管只有两家科技出版单位被纳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名单，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基于产业属性重新定位的出版体制改革必将为我国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带来巨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