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实践的伦理危机

二、跨文化传播实践的伦理危机

跨文化传播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期不同部族的人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个时刻。人类学研究表明，原始社会的不同部族之间不仅会发生战争、征服、兼并等消极性的社会交往，更会发生诸如联姻、贸易等和平而富于积极意义的交流活动。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人类发生跨文化传播的程度不断加深，发生的频度也不断提高。进入20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与传播技术迅猛发展这双重动力的作用下，世界正在相对变小，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但其伦理处境并不容乐观。

现代社会发展了人的交往理性，使人倾向于尊重文化他者的主体性，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特性”，“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等，似乎已成为现代人与文化他者交往的一般信条，但是，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名义下，却发展出相互冷漠、相互歧视、相互扭曲的对抗式文化传播策略，也就是说，我们在思维时听从现代交往理性，试图理解文化他者，但在交往行为上服从于文化共同体的信念控制，不能接受文化他者，坚持自己所属文化群体的纯粹性和至上性。为了使自己从文化、民族、国家的冲突中解脱出来，我们发展出带有人类善良愿望、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伦理，但是它只不过是从不同的文化伦理体系中挑选出来的一些相似的伦理准则，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所属的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观来理解这些伦理准则的，因此，所谓的全球伦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与此同时，当资本的力量以全球化的方式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或者成为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或者成为被资本力量所控制的多数族群，不管怎样，我们都有可能受到市场所酿成的种族仇恨的威胁，甚至成为牺牲品，而在日常的消费活动中，我们的文化身份或者被品牌消费所“物化”，或者顺从文化商品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失去文化创造的权利。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历险并不仅仅是发生在个体层面，文化群体如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更大的文化群落同样会面临文化隔膜、文化误解的跨文化情境。由于群体常常表现出专横、偏执与夸张情绪等特性，个体的文化休克将会进一步放大为文化群体间的紧张对峙甚至剧烈冲突。于是，在政治、经济的冲突愈演愈烈的过程中，文化冲突也迅速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报道中，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建构着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认为美国之所以遭受袭击，是因为一些穆斯林对具有优越性的西方价值观感到不满和嫉恨。^[10]很明显，这样的报道强化了美国文化群体在特定状态下表现出来的专横、偏执与夸张情绪，从而制造着可以预见的两种文化效应：一是加深美国人对伊斯兰教文化的隔膜与误解；二是掩盖美国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跨文化传播在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工具性与功利性。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过程中，由于拥有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内的主导与支配地位，不断地借助大众媒介把西方文化塑造成世界范围内的支配性文化样式，通过他们的文化视野所描述的世界几乎成为世界的真实面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民族中心主义的高歌猛进，加深文化冲突；另一方面，促进非西方社会的异己中心主义的产生，这种异己中心主义赋予特定的他种文化以价值的优先性，以此种文化的信仰、价值及生活方式为依据设计自我人格与日常行为模式，并对其自身文化固有的伦理观念与价值取向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立场，它与西方社会自有的种族中心主义分裂，并逐步占据其文化的主导地位，从而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当代成为一种分裂性文化，并使其文化中人表现出绝对的分裂人格。

与此同时，人们寻求解决伦理冲突的方式也是充满矛盾的，最突出的是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相互对立。前者强调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通价值和共同价值，忽略不同文化对这些价值的理解差异；后者则质疑这些相同价值和共同价值只不过是西方价值，无以用作评估其他社会系统，但后者却极化了文化差异，在倡导各种文化都有一种道德责任区尊重其他文化的差异的同时，又强调差异是权力的一种属性，假设文化群体可以被看作是自然分离的，其文化价值是不可通约的。^[11]这样一来，文化普遍主义激起人们对西方霸权的疑虑与仇恨，文化相对主义又使人们在混乱的世界面前束手无策。

由于权力因素的无孔不入，文化融合也产生了一些怪异的形式。最引人注目的是“混杂性”（hybridization），即由殖民化所产生的接触区域内新的跨文化形式的出现，指向一种既非内在文化又非外在文化的情境，是一种处在边界线上的第三空间，站在这个边界线上的人同时既内在又外在。“混杂性”是反殖民权力、反西方霸权的产物，产生出文化的新型的、复杂的混杂形式。但是，它终究是人的一种不明确的状态，一种暂时的状态，一种非家的不可思议的场所。^[12]实际上，“混杂性”已使人偏离文化融合的轨道，它一味通过混杂化的方式追求颠覆文化权力的快感，却使人处于悬浮的状态。

文化融合使人走向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边缘地带或交叉地带，根据班尼特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融合不仅发展出一种建设性的边缘性（constructive marginality），即在两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成为保持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的必要条件，还发展出包裹性的边缘性（encapsulated marginality），即文化分离使个体体验着疏离感（参见第四章的心理分析）。这时，人在心理上表现出这样的文化伦理危机：

因缺失文化认同感，我有文化无根之感。

我并不认同某一种文化，我只认同我内心中的感觉。

我感到我非某一单一文化的成员，也不是多种综合性文化的成员。

当人们被大众媒介所包裹的时候，伦理危机又以另一形式发生：在追求大众媒介的全球化资本运作过程中，文化间的个性差异及其文化中人的顽强民族中心主义意识成了跨文化大众传播的阻碍性力量，为了越过这重障碍，生产某种迎合人类普遍文化需要的媒介产品也就成了实现媒介经营全球化战略的必由之路，而真正能够超越文化差异性、体现人类普遍性的，只能是那些满足感官生理愉悦与浅层次需求的娱乐化媒介产品与消费性大众文化。

于是，携带着政治、资本与技术的多重力量，跨文化传播正逐步偏离其伦理方向，走向单一的控制体系。在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视听地理正逐步脱离民族文化的象征性空间范围，而在国际消费文化这一更为“普世化”的原则下加以重新调整。所谓的自由的、“无疆界的”媒介新秩序主要立足于资本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更大的文化支配体系。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经济观念、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正凭借文化信息的单向流动而在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张，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控制。例如，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描述中，习惯于以煽情性、异常性为新闻价值取向的西方传媒，往往把目光限定在诸如动乱、战争、落后、愚昧、专制等种种他们视野里的异常现象上，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及其成果对他们来说则不具有新闻价值。以这种价值取向进行的新闻报道和文化描述中，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文化与社会景观自然不可能得到真实客观的表现。这种状态随着大众传播商业逻辑的无限扩张、随着电子媒介在跨文化大众传播体系中技术霸权的建立，正呈愈演愈烈之势，当代跨文化传播的伦理正当性因此也不能不被置于不断拷问的情境之中。

与此同时，跨文化伦理危机是与危机事件紧密相连的，因为在危机事件中，跨文化交流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文化冲突更加突出地表现在我们面前。在危机传播中，人们更多地采取“差异化他者”的策略，把他者推断为邪恶的、可怕的、引发危机的因素，从而使跨文化伦理对话陷入危机之中。

一般说来，我们把某些事件和问题看作是公共危机，不仅是指它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对公共利益构成了威胁，而且也意味着它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冲击和破坏，使社会文化陷入分裂，而人们一时难以找到弥合分裂的途径。理论上讲，人类能凭自己的心智与沟通能力及时控制并逐步化解公共危机，但有些危机虽然在一段时日内可以得以解决，却给人类留下阵痛并投下长长的历史阴影，如核泄漏；还有一类危机正带着内爆的潜力以强劲势头进入21世纪，艾滋病就是这类危机难题之一。随着艾滋病在全球的蔓延，其感染途径从原来人们认为的男同性恋者的性滥交扩展至广义上的性传播以及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虽然感染渠道多元化，但这并没有使人们卸下对艾滋病的偏见，反而以道德判断为原点，对艾滋病患者形成了潜在的层级划分，如因卖血、输血等途径感染的无辜人群，以及因吸毒、卖淫、同性恋等途径感染的罪有应得者，形成有关我们与他们、健康与不健康、洁与不洁、熟悉与陌生等二元判断。由此，艾滋病患者从整体上被社会人群视为“他者”，处于被疏离和被孤立的体验之中；同时，艾滋病改变了人们的认知、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结构，形成了排斥与被排斥、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导引出了社会分裂的危机。

人类的生命自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当身体的某一部分发生病变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生命的分裂所带来的痛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痛苦又通过社会文化意义生产机制，使每个人同时感受到自我与社会的“分裂”——遭受曲解、歧视、羞辱与遗弃。如果说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那么，人在遭遇疾病的时候，便会在这种“意义的给予和获得”过程中突出地体验到归属感的失落、社会压力的加剧、人与人的隔膜。特别是当这种意义通过传媒生产出来并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流传起来的时候，遭遇疾病的人会强化“分裂”的体验，同时，周围的人又把疾病类型化为某种社会文化特征，用差异化和定型化的意义表达加速着社会分裂运动。于是，疾病的发生往往演变成了一种典型的文化事件。

今天，由艾滋病引发的公共危机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艾滋病本身的严重性，主要体现在艾滋病危机的差异化和定型化意义表达，已使社会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分裂，形成了新的公共危机。

在日常的文化实践中，人们总是在不停地感知、理解着世界，相互进行着意义表达，而意义表达又依赖着对“差异”的感知，这是因为：“差异”是意义的根本，没有它，意义就不存在；意义是在对话中通过参与者之间的“差异”而显示出来的。^[13]然而，人们对“差异”的感知又极具危险性，可以形成各种消极的情感、社会文化分裂以及对“他者”的敌意和侵犯。种族的差异和差异的种族化，是日常的文化交流中最使人困惑的问题。最初人们在面对艾滋病的时候，已有的关于种族差异的定型化表达到病源的解释之中，而且是以科学的名义断定艾滋病是肇始于非洲“黑暗大陆”，然后扩散到海地，继而扩散到美国、欧洲，随后又扩散到全球的瘟疫，认为它是一种热带病，是来自世界上大部分居民所居住的所谓第三世界的又一种侵扰，于是，非洲不仅成为贫穷的象征，更被贴上了艾滋病起源的标签。

定型化思维不仅在种族中心主义的层面上建构着我们与他们的区别，我们对于他们的优越感，我们支配他们、改造他们的合理性，而且根据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划分，维护人类的“纯粹性”，把所有的“正常人”集合在一起，进入一个“想象共同体”，把所有“不正常的”、以不同方式生存的他者在文化与道德层面加以放逐。具体而言，在艾滋病危机的感知与理解中，这种定型化的表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在艾滋病形象表达方面，把艾滋病视为“同性恋瘟疫”，于是同性恋群体被归入最易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事实上，“这个听起来不偏不倚的官僚机构用语，使那种以所发生的疾病来判定共同体之腐败的陈旧观念得以复活”。^[14]于是，早期媒体报道涉及的艾滋病形象大多是被视为不正常生活状态的同性恋行为，传媒引导公众把艾滋病的意识形态看成是有害的、应该疏远的和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所言，“丧失了对身体的控制力带来了一种不体面身份，这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尴尬而耻辱的”^[15]，于是，为了试图躲避公众的关注，患者学会了“掩饰”。在所有围绕艾滋病的讨论中，同性恋群体中的个体在社会权力无形的指向下最终被污名化，他们沉默着并被边缘化。

其二，在艾滋病的道德问题表达方面，用“性乱”、“生活靡乱”、“不良行为”、“不洁行为”等话语界定艾滋病患者的道德形象，并在潜意识里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性乱的惩罚”，给艾滋病患者带来了早于身体死亡的道德性死亡。这样一来，如果生理医学的测试手段发展到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检测出艾滋病病毒的行迹，那么这种最新医学手段带来的也许并不是最及时的治疗，而是“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终生为贱民的新阶级，即未来的艾滋病患者”。^[16]其实，姑且不论患病本身与道德并无必然联系，就算疾病与人的某些行为相关联，也不能把艾滋病人的个别行为简化、夸大为某种本质化、固定化的特征。真正应该追问的道德问题是：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得到了尊重吗？他们的自尊与权益受到损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