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迪昆斯特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3．古迪昆斯特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自爱德华·霍尔创立跨文化传播领域以来，西美尔的“陌生人”概念就很少被人专门论述，而是涵化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到1984年，古迪昆斯特（W．B．Gudykunst）与韩裔美国学者金洋咏（Kim，Young Yun）合作出版的《与陌生人交流：跨文化传播的路径》（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再次复活了这一概念。

两位作者的种族、文化不一样，学术背景也不一样，古迪昆斯特是在语言交流研究与培训实践中建立自己的理论，金洋咏则是在对移民的文化适应现象研究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但他们达成了一个理论共识：与陌生人的交流问题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导引出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人如何互相理解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关注理论问题，乃基于一种想法：要理解跨文化传播的过程，提高人们的跨文化效力，我们就必须借助概念工具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37]他们围绕“陌生人”（stranger）的概念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把“陌生人”定义为“来自于不同群体的不为我们所了解的人”，由此，他们指出所有的交流都在某种程度上是跨文化交流，“你和一个同种族同语言的同事的互动，与你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纽特人的互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质的区别，而只是陌生程度（degree of strangeness）的区别”。^[38]这一理论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发展尤为重要。早期的实证研究把种族间交流和种族内交流看作是两种不同的交流，这是从静态划分种族界限的文化概念出发而产生的认识。而通过对种族界限的淡化，金和古迪昆斯特为更加细致地去理解各个不同层面的“群体”（group）的文化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他们把分散的理论成果纳入由文化影响构成的范式体系中，即文化影响（cultural influences），包括价值、规范和惯例。规范和惯例是“特定情境下被期望的系列行为”；社会文化影响（sociocultural influences），包括价值、规范和惯例，但不针对情境而言，而是针对社会角色而言，比如医生或者职员；心理文化影响（psychocultural），指那些来自于个人体验和心理天性的影响，而非那些来自于文化社会的因素；环境影响（environmental influences）则与我们在特定物理环境中的行为期望有关。比如，对高语境或低语境的偏好，属于文化影响；民族中心主义和偏见是潜在的心理文化影响。这一方面起到了理论整合的效应，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与陌生人交流如何可能”的多元答案。

对于与陌生人交流如何可能的问题，古迪昆斯特认为关键是消减人的焦虑与不确定性。“不确定性”（Uncertainty）指人无法预测或解释他人的态度、行为和感受，“焦虑”（Anxiety）指不安、紧张、担心或忧虑等心理反应。他指出，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即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的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的和差异的知识）、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适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导致陌生人面临传播情境产生焦虑或不确定性。有效的传播是对焦虑和不确定性的管理的结果，是将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39]到1993年，他进一步发现，有效传播要求传播者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应介于最大和最小限度之间，也就是说，当焦虑和不确定性高于最大限度时，就无法有效传播（例如因为我们过分关注焦虑或者不能预测陌生人的行为）；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低于最小限度时，由于不在意发生的事件（由于焦虑小）或是过于自信所作预测（由于不确定性小），也无法有效传播。对最小和最大限度的关注致使理论核心从“焦虑和不确定消减”转向了“焦虑和不确定管理”。这便是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简称AUM理论）。1995年，他又补充一个结论，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小和最大限度之间时，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一种基本因素（如移情力）来提高传播质量或者有意识与陌生人协商信息内涵。^[40]这种理论难以解决的悖论在于，理性总是导引我们去完美管理焦虑和不确定性，而事实上，适度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对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人正是以此辨析“我是谁”、“我与他者的关系”。因此，更重要的难题是：我怎样寻求焦虑与非焦虑、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动态平衡点，走向交流心理的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