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奴隶抑或政治的奴隶

三、公众:新闻的奴隶抑或政治的奴隶?

在现代生活中，政治和媒体都在争夺公众。政治需要公众的支持，以获得政治合法性支持，没有公众的支持和认同，政治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样，媒体也需要公众的关注。作为社会公器，媒体是民意的表征，离开公众，媒体也就失去了合法的存在理由。另外，没有公众的支持，媒体也就失去了市场根基。从理论上讲，在政治家、记者和公众三者之间，公众应该是最重要的变量。但事实上，在技术化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公众越来越变成被利用的角色。这在新闻政治中表现得十分充分。

公众为什么需要新闻呢?在W·兰斯·班尼特认为，一是好奇心和监督:人们需要搜集日常生活有用的信息来生活;二是娱乐和逃避:由犯罪故事和政治丑闻而改编的有趣戏剧可以使人们获得愉悦，同时可以逃避现实;三是社会和心理矫正:通过新闻与生活保持联系并且立足于社会。公众需要新闻，就像生活中需要有空气一样。但是在遭遇新闻的时候，人们却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在接受新闻过程中，公众往往陷入两难:相信谁，相信什么?如果他们忽略，或者不在意制造新闻的官员和舆论领袖所说的话，那么他们就可能被孤立，而不能形成在民主国家中最为重要的公民资源——舆论。相反，如果人们克服了政治疑虑，成为公众中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又必须调整自己的观点，以保证与媒体一致。在这个传播陷阱中，人们普遍遭遇两种相互矛盾、经常让人无能为力的政治情形:第一种是尽量想显示出独立姿态而避免政治承诺;第二种是试图接受媒体每天报道的某种政治幻想来碰运气，避免政治孤立。

美国人是新闻的奴隶吗?这是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尽管你可以认为新闻每天都在给人们洗脑，或者容易让人们轻信新闻报道中的内容，但是将人们简单地称为新闻的奴隶是非常不准确的。人们不会盲目地相信他们在媒体中听见、看见和阅读到的东西。在遭遇了那么多的精心策划的宣传之后，作为新闻消费者，已经非常警觉了。

什么样的新闻信息得以在公众的头脑中通过?人们到底是自己进行思考，还是新闻已经代替他们进行了思考?答案是:人们创造性地将媒体代表(新闻、政治广告、言论、专家言论)中提供的信息和提示，结合到个人思考之中。每个人都会形成一种选择(摒弃)政治信息的策略。

班尼特认为，受众在接受新闻时有其独特的处理方式，他归纳出以下几种方式。

(1)从新闻中提取解释性的提示。他借政治学家约翰·左勒的研究加以说明，人们对新闻事件追踪得越紧，他们的观点就越接近于政治党派的领袖、知名的政治团体以及其他著名人物的政治观点。有越多的人知道新闻中报道的事件，就有越多的观点依附于政治精英、政府官员、利益集团和党派所提出的观点。

(2)收集报道中的所谓事实。作者强调细节在新闻或者广告中的作用，他引用了信息和舆论管理方面的大师罗伯特·梯特尔的观点加以解释:“人们并不是根据重大的决策披露来做决定，而是根据电视广告和故事中成千上万条细小的信息来形成观点的。”

(3)运用感觉和情感。如果没有足够的情感和悬念，人们不愿意注意这些故事。在多数情况下，为了让信息引起人们的注意，必须形成一定程度的情感刺激。人们接受情感(矫情)的信息可能比接受的事实(认知)更重要。这些重要的认识，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对于人们来说电视比其他媒体更重要。

(4)比照个人经验来判断信息。关于信息处理，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人们是“懒惰”的信息处理者或认知的“吝啬鬼”。人们主要依赖直觉、个人经验，以及当时的生活境况，甄别信息和对政治进行判断。鉴于此，许多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就大打折扣，因为它不触及个人经验。因此，人们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就抄近路，形成了政治学家塞缪尔·帕普金所说的“低信息合理性”的政治判断。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公众在接受新闻时，有自己的接受偏好。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接受新闻时既有盲目性，也有自身的顽固性。在市场化和大众民主时代，政治家和记者都得有求于公众，为了投其所好，必须顺着公众的喜好。如果逆他们的意愿，反过来也会遭到大众的报复。如果说，大众是新闻的奴隶，要看在哪个层面上讲。如果政治和媒体功能摸准大众的心理，大众就成为新闻的奴隶;如果政治和媒体硬要牵着公众的鼻子走，普罗大众也不会答应。这中间的分寸如何拿捏，也许没有统一的标准，要看三方力量的博弈如何实现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