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叙述结构转型的现实诠释

二、新闻叙述结构转型的现实诠释

1．新闻结构，意义的存在方式

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赋予一系列形象片断以总体的秩序。叙述学家们最初的成果即来源于对叙述结构的精细、科学的分析。

普罗普开了叙述结构分析的先河，1928年他对100个俄国童话进行研究，发现这些故事是由31个基本功能组成，这些功能就是叙述结构的基本因素，它们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序列，童话故事讲来讲去，却万变不离其宗。30年后，他的研究方法引起了新兴的结构主义叙述学家们的兴趣，在普罗普奠定的基础上，他们对叙述结构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研究范围已从民间文学扩展到整个叙述领域。布雷蒙提出叙述序列的概念作为叙述的基本单位，并用它来说明叙述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叙述序列中某些功能即使不在叙述中出现，但仍包含在叙述逻辑中。格雷玛斯则提出“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两个概念，认为故事基本是在由6种角色组成的角色关系模式中，同时，也只能在叙述结构所限定的对立或矛盾的语义方阵内发展和转化。托多罗夫则认为，一篇叙述文本的结构不过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句子结构，因此，他的叙述句法研究也就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对句子中动词谓语的分析上。他认为各种不同的叙述类型都有自己常见的谓语，动词谓语的转化常会引发故事的发展，从而引起叙述转化。相对以上普罗普、布雷蒙、格雷玛斯、托多罗夫等的叙述结构研究，罗兰·巴特的符码分析理论则更为精细。他认为所谓的叙述结构只是符号之间的抽象的和概念化的关系，因而对叙述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解码，以求发现文本中潜藏着的一种叙述的基本结构^[69]。叙述学发展到当代，叙述学家们如希利斯·米勒、戴卫·赫尔曼、马克·柯里等开始对以往叙述学中“太科学了”的研究方法感到不满，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叙述深层结构建构中意识形态的种种渗透方式^[70]。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发现，叙述学家们对结构的理解非常广泛，从建构文本的章法、段法、句法的文本表层结构到探寻其内在逻辑关系的深层结构，都在叙述结构的研究范围之内，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也都在研究中披挂上阵，而就某一种叙述结构理论来说，又各有自己的指涉和盲点。

面对如此庞杂、成果众多的叙述结构理论，我们不禁会问:叙述学家们不遗余力地研究结构，他们想寻找什么?他们又发现了什么?

特定的信息(内容)既不能脱离结构而存在，又不能脱离它而得到传送。现代叙事学即认为，任何一部完整的叙事作品，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由符号和意义组成的多层结构。所以格雷马斯说，“结构是意义的存在方式。”^[71]尤里·劳特曼则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道理。他认为思想是由整个艺术结构表达出来的，不理解这点的学者“极像这么一种人:他发现一幢按计划修建起来的房子，就动手拆墙，想找到埋藏计划的地方。其实，这计划并没有砌进砖墙去，而是实现在这建筑物的各部分之中。那计划就是建筑师的思想，房子的结构便是其思想的实现。”^[72]从此我们可看出，结构本身就是意义，而且它是深层的，难以被人察觉的话语。我国《史记》中的人物和事件处于本纪、表、书和列传的不同位置安排，就是《史记》最大的隐义之所在，其意义胜于千言万语。所以，古罗马时代堪与《诗艺》比肩的文艺论著《论崇高》的作者朗吉努斯，把结构置于一个崇高的地位:“在使文章达到崇高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莫如各部分彼此配合的结构。”^[73]

新闻话语并非自然而就，它是某种建构的结果。相对于广阔无垠的现实世界，新闻的结构显然是通过一种限制和浓缩使一堆混沌的事实素材更为集中和有意义。它把大千世界的种种现象，也是通过这事实的结构，从原有的时间和空间链条中解放出来，并按照某种规则重新组合成一个自足的系统。在对事实的重新组合和结构中，某些现象与片断将从现实的原始混沌中得到强化和突显，相反某些现象和片断将被遗弃和淡化。此时记者的观念、水平和立场不仅统率着这场建构活动，而且还被默无声息地砌进“砖墙”里。

新闻结构，实在也是意义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像盐溶于水，无所不在，悄无声息。

2．结构转型即意义置换

那么，存在于新闻结构中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或者，新闻结构转型是否也意味着新闻结构中存在的意义被置换了呢?

确实，新闻叙述模式的不同，也就意味着叙述程序的有无、先后及其关系的不同，也意味着叙述的重心不同，叙述的主要方法被不同程度地启用。当然，这只是新闻叙述模式的表层意义。不同结构模式的新闻，还说明它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观念、态度和目的。或者说，新闻叙述主体记者有什么样的意识，这种意识甚至还包括一定的历史社会中互相作用的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教育以及婚姻状况等，因而也就决定了他们对一个特定的叙述类型的认可，或决定了他们在一个特定时期促进了一场特定技巧或叙述形式的革命。这种意义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意义。新闻叙述模式转换，叙述策略手法或“文法”意义等表层意义的置换一目了然，而记者立场观念等深层意义的置换则较为隐匿。

大量现实及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证实，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政治、经济权力的代言机构，媒体的一切运作都受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控制，虽然从西方新闻发展的历史来看，新闻媒体一直在抵御这种控制，但收效甚微。从世界范围来看，这3种力量对媒体的控制先后顺序是:政治、经济、文化，而控制强弱的程度顺序则是:经济、政治、文化。当然，在不同时期、不同意识形态中，媒介受这3种力量控制的程度和公开程度会有不同。阿特休尔教授在《权力的媒介》中认为，西方的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闻媒介受经济权力的控制更强，也更公开，东方的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闻媒介则受政治权力的控制最强也最公开。而在信息社会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文化的控制力量又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74]。

这些无疑为我们探寻新闻结构转型找到了另一层面的意义置换。当政治权力对新闻媒介实行完全和公开的控制时，新闻化与政治化也就相去不远，某种既定“观念”的证实成为新闻最主要的目的，或者说“新闻成了‘证实’的工具，报道就成了宣传的奴仆”^[75];一旦政治、经济等权力机构减弱对新闻媒介的控制，新闻媒介本身的力量必然占据主导，“事实”被重新解救出来，新闻似乎又成了一个新的权威;但如果那“付钱的主子”力量强大，故事模式中的“情”在新闻叙述中闪出的光亮就会异常耀眼。可以说，媒介是各种权力的竞技场，媒介对某一特定叙述模式的偏好选择实则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新时期新闻叙述结构模式由以宣传为主向以新闻为主的转型，则是新时期政治力量对媒介控制调整的回应。

那么，为什么我国新闻叙述结构的转型在1984年就已完成了，而不是在人们认为的20世纪90年代?80年代初，西方新闻传播的某些理念和技巧手法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很快刷新了人们的“新闻”观念和叙述策略技巧，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令国人欣喜。当时为中国新闻结构转型运动揭幕的散文式新闻，实际上也正是中西方文化合力产生的结果。当强大的政治权力对新闻媒介控制出现犹豫之时，文化控制的力量乘虚而入，它对新闻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可以说，正是文化的力量参与了中国记者建构新的解读世界的方式，从而解构既有的叙述模式，并将新闻结构的意义提升到了时代的产物。

正如前述，我们对新闻叙述模式进行3种归类是一种对动态复杂现实进行静态理性研究的一种不得已行为。事实是，新闻叙述各模式之间互用混杂现象较为明显，各模式之间界限模糊。这一方面说明新闻结构点滴改良还不那么成熟，探索者“蹒跚”的足迹向人们昭示了新闻结构变迁和发展历程的复杂和艰难，而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影响我国媒介力量的多元状况和力量拉锯。

从新闻模式的新闻文本分析中我们发现，新闻模式主要栖息于宣传模式和新闻模式转换中的一个开阔地带，大部分的新闻模式实际上也只是两种模式之间的边缘格局。而在叙述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即使记者报道的立足点已从宣传转为新闻，在新闻的叙述框架中仍会留存有宣传的痕迹。比如，灾害新闻报道的“后果”范畴中总少不了当地党政领导高度重视，亲临现场指挥一项，如《青岛遭受9号台风袭击全市人民奋起抗灾自救》(1985)、《广西南丹矿区发生重大灌水事故》(2001)等;而开业庆典新闻虽然大多脱去了程式化外衣，但领导人活动仍排在有关工程项目本身的介绍之前，如《中国地铁列车今天穿过天安门》(1999)、《西藏铁路全线开工》(2001)等。这说明宣传意识和官本位意识仍较顽强地主宰着新闻叙述范畴组织的相关性原则。或者说，政治影响力量在前门受到推拒，却又总是从后窗飞了回来，它从未离开过对新闻媒介的控制。陈力丹先生认为，现在报纸上的消息把背景材料置于基本事实之前的情形很多，“这主要是因为记者的宣传意识过于强烈，总想迫不及待地告诉读者事实的重要意义和背景，以致忽略了事实本身”^[76]。他的分析可谓击中要害。而对既有宣传价值又有新闻价值新闻的大力提倡，正是基于我国新闻媒介事业和企业双重属性，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共同影响我国新闻媒介的现实。

从我们对新时期样本分析的结果看，新闻3种叙述模式中，故事模式所占比例改革后平均只达到9%，远远低于新闻、宣传两种模式。这种现象可解释为经济力量对我国媒介的控制一直处于边缘。而1986—1993年、2003—2005年两个阶段故事模式的增多(均超过10%)，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读者地位得到确认，90年代初新闻媒介参与市场竞争(引进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制度和恢复传媒广告)，以及新世纪初国家对党政报刊进行综合治理的“蝴蝶效应”。2003年7月2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中央党政部门所办报刊要与部门实行管办分离，由读者自费订阅;省级党政部门报刊部分经营状况好的也要面向市场，由读者自费订阅;同时加大对报刊摊派行为的治理力度。这些政策的调整明显地是对媒介控制力量分配的一次调整。重新洗牌的结果是:政治控制力量作出调整，经济影响力量有所加强。

3．消费社会中的故事模式

经济力量参与媒体影响力使新闻所具有的服务、娱乐功能开始大放异彩。20世纪90年代后的市场化报纸和1996年以后异军突起的我国都市类报纸，实际上为故事模式开辟了一个大展身手的舞台。新时期新闻结构模式中，故事模式与新闻模式和宣传模式的交互运用及混杂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故事模式及其对冲突、悬念、人情钟爱的独特品质成了许多都市类报纸竞争的法宝。而且我们也相信都市类报纸在市场化竞争中能立足发展的事实也为我国新闻叙述模式总体格局的改变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在新闻3种叙述模式比例图中我们发现，故事模式所占比例在整个新时期变化不大，所占比例基本也就在10%左右。所占比例最高的1991年和2005年也只占20%多。那么，故事模式新闻叙述的比例并不居高，除了经济力量对媒介影响力量的薄弱之外，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通过对样本的考察，我们认为有这种可能:样本中20世纪90年代后故事模式的数据低于现实中实际的比例。我们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基于3点理由:1)中国新闻奖作品主要青睐于主流媒体，都市报在全国报纸中所占比例与它在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所占比例远远不符。样本粗略统计数字表明，都市类报纸1997年后开始有作品获奖，但获奖总数所占比例不足2%。2)都市类报纸大多数故事模式新闻的着眼点与中国新闻最高奖的评奖标准和要求之间有一定差距。3)都市报中相当部分的故事模式新闻在叙述方法技巧上还不够成熟，水平有待提高。

诚然，无论是对党报等主流媒体还是对都市生活类大众化媒体，“讲故事”都并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大家都明白，“兴趣是饵，注意为笼”。李普曼说，“我们通常的趣味是让戏剧发端于现实的环境之中，以使它显得真实可信”^[77]。我国学者李希光不遗余力地提倡写新闻是“找故事的艺术”，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着眼于“讲故事”的写作技巧功能，是用来“装饰”记者的发现。

当然，太过，又另当别论。正如罗兰·巴特所说，悬念是一种耍弄结构的手法，它使结构增加光彩，也使结构承担风险^[78]。在新闻界，“故事”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名声。西方新闻界的“故事”通常就是“事故”的代名词。有学者认为西方新闻史上的几次煽情新闻浪潮，如17世纪20年代英国的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便士报纸、19世纪末的“黄色新闻”、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爵士新闻等等，都以故事型报道为主要手段^[79]。而我国学者在分析当下出现媚俗新闻、新闻娱乐化倾向时，也总与“故事”挂上钩:“大凡世界上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作者会讲故事。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故事，就会走上另一个极端。再精彩的故事，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也只是一个通道。只有走出这个通道，才能看到故事以外的视野。如果迷恋于这个通道本身，那么就会把文学作品的空间限制在这个通道的有限空间之内，使作品的内涵大大减小。其实，也就堵塞了文学的出路。而遍布报章杂志的消遣性新闻就是这样的一些没有出口的通道，可阅读和领会的空间极其狭窄，并且阅读的价值也是一次性。”^[80]这些似乎都与“太过”有些关系。

“文革”过后拨乱反正使王中先生提出的新闻商品性又重被人提起。控制媒介经济力量那只看不见的手在人们的认识中最初属于读者。这时的读者说到底实际上也还只是作为被教育者的读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力量。而当新闻市场竞争狼烟四起之时，那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属于广告商，经济力量对媒介的控制真正发生作用。而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经济力量对媒介的控制开始进入一条不可控制的轨道。消费社会把人看作是一部巨大的欲望机器，而任何事物都被这巨大欲望包围起来。记者不可能听不到这消费社会的轰鸣，一些记者开始肆无忌惮地让它在新闻中“高声尖叫”。“正好像我们过去把许多经济问题都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现在的情况似乎正好颠倒过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现象，都可以用经济视角来审视。”^[81]此时新闻存在的核心虽然未被刻意地压制，但还是逐渐在一种秘而不宣的漠视中渐行渐远，甚至销声匿迹了。这是个基本而又严酷的现实。

于是，部分新闻在自我表征中陷入了巨大的危机。这危机表现在: 1)新闻结构过于戏剧性。悬念被不合实际地放大，核心信息一方面在故弄玄虚中被无限延置，使焦灼的读者忍无可忍，另一方面又无形地压制了新闻信息的清晰快捷传达，新闻永远游走在“故事”的边缘。而我们都清楚，再高的阳台也不会比山峰更有趣。2)新闻故事泛娱乐化。新闻故事通常具有娱乐性，但并非所有的新闻都适合娱乐化，并非新闻故事中的每个毛孔都必须浸染着娱乐的元素。如果记者仅仅感兴趣把世间人和事的娱乐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不考虑给新闻留下一席之地，此时的“新闻”也就会在欲望的狂欢中迷失自我。3)低俗之情在故事中泛滥。故事叙述的旨趣在于“缘情”，但故事中的“情”既是希望的源泉，又是毁灭的种子。不管是以“社会责任”的名义，还是以“耳目喉舌”的名义，新闻工作都是要保障人的知情权使其具有实际参与决策的能力，是要使人类的问题得到解决，而非恶化，是要使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而非后退。新闻中一切危害这些目标实现的情都是不道德的，也是低俗之情。记者如果明知低俗却媚俗，新闻也就与其本义背道而驰了。

【注释】

[1]徐光春:《要进一步深化新闻改革》，载《中国新闻年鉴》(1993年)，第56页。

[2]刘建明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

[3]文有仁:《新闻文体与发挥喉舌作用》，载《中国记者》，1998年第12期。

[4]让-玛丽·谢弗:《文学类型与文本类型性》，载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5]鲍·托马舍夫斯基:《情节和情节分布》，载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6]这4篇新闻是:《拉齐拉卡总统等马达加斯加贵宾到京华国锋总理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载《光明日报》，1976年6月12日一版;《尼迈里总统举行盛大答谢宴会》，载《人民日报》，1977年6月10日一版;《戈马总理到京华主席到机场热烈欢迎》，载《光明日报》，1977年6月17日一版;《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到沪受到欢迎》，载《解放日报》，1978年6月13日一版。

[7]此5篇新闻为:《华主席会见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载《解放军报》，1977年6月11日一版;《华主席会见戈马总理等刚果贵宾》，载《南方日报》，1977年6月19日一版;《华主席会见马拉总理》，载《南方日报》，1978年6月14日一版;《华主席会见英萨利副总理》，载《人民日报》，1978年6月15日一版;《华主席会见卡洛斯国王》，载《解放日报》，1978年6月18日一版。

[8]张登贵:《再反一次党八股》，载《宁波日报》，2002年5月28日。

[9]《中国记者》，1998年第12期，第17页。

[10]王德春、陈瑞端:《语体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2页。

[11]根据冯健主编、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第82页“新闻公报”定义，新闻公报是重要的政治文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新闻公报通常由领导机关拟定，或授权由新闻单位拟稿，经主管部门或国家领导人审定，交由国家通讯社等权威新闻媒体统一发布。新闻公报的官方文件性质，决定它的严肃性、权威性，新闻媒体发布时不得更动;文件太长，也只能删节，不得改动。

[12]《首都隆重举行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载《南方日报》，1978年6月19日头版头条。

[13]泰纳:《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14]朱幼棣:《从程序性报道看新华社的消息写作》，载《中国记者》，1998年第12期。

[15]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译码》，载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

[16]穆青:《新闻改革的设想》，载1983年《中国新闻年鉴》第72页，原刊于《新闻业务》，1982年第2期。

[17]鲍·托马舍夫斯基:《情节和情节分布》，载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18]何畏:《关于新闻本体与根据的讨论综述》，载《中国新闻年鉴》(1986年)，第63页。

[19]朱幼棣:《从程序性报道看新华社的消息写作》，载《中国记者》，1998年第12期。

[20]张万象:《突破常规手法新颖》，载《好新闻》(1982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

[21]这些名单是:参加追悼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40人;送花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32人;另外参加追悼会的在北京的人大常委会委员53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88人;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96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门负责人23人;郭沫若生前友好43人等。

[22]穆青:《新闻改革的设想》，载《中国新闻年鉴》(1983年)，第72页。

[23]张登贵:《再反一次党八股》，载《宁波日报》，2002年5月28日，获2002年中国新闻奖言论二等奖。

[24]朱幼棣、蔚建民:《〈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消息是怎样发出的》，载《中国记者》1999年第2期，第32页。

[25]张建伟:《深呼吸》(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页。

[26]抽取的原则为在新闻中有明显的会议信息，但并不一定作为纯粹的会议新闻来报道。同时，为切合研究的目的，所选会议新闻也不包括记者招待会新闻。

[27]冯健主编:《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28]参见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29]何光先:《改革的〈报告〉改革了的报道》，载《好新闻》(1983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30]冯健主编:《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31]参见蔡琰、臧国仁:《新闻叙事结构:再现故事的理论分析》，载《新闻学研究》第58期，第20页。

[32]李普曼:《公共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33]克里斯托弗·斯坎兰编:《最佳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4、109页。

[34]李希光:《新闻的力量来自哪里?——以“两会”报道的创新为例》，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7期。

[35]穆青:《新闻改革的设想》，载《中国新闻年鉴》(1983年)，原刊于《新闻业务》，1982年第2期，第72页。

[36]翟尔超:《关于新闻散文式的讨论情况综述》，载《中国新闻年鉴》(1985年)，第75页。

[37]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载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38]周涛等:《散文的前景:万类霜天竞自由》，载《中国作家》，1993年第2期。

[39]叶圣陶:《关于散文写作》，载《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40]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8页。

[41]徐人仲:《清新的追求——访郭玲春》，载《新闻与写作》，1985年第7期。

[42]梁衡:《新闻原理的思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43]参见刘宏:《媒介理念质疑》，载《新闻记者》，2001年第11期。

[44]时统宇:《消息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45]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46]托多罗夫:《批评之批评》，载胡经之等《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9页。

[47]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2—73页。

[48]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49]新华社1977年10月23日刊发。

[50]参见刘宏:《媒介理念质疑》，载《新闻记者》，2001年第11期。

[51]张建伟:《深呼吸》(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52]洪颖:《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参见《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第120页。

[53]参见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载《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72—77页。

[54]3篇报道分别从火灾的起因、灾难、反思几个方面对大兴安岭火灾进行报道，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作者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雷收麦、李伟中、叶研等，发表时间1987年6月24日、6月27日、7月4日。

[55]载《中国青年报》，1995年4月11日一版头条。

[56]任仲平:《论孔繁森的时代意义》，载《人民日报》，1995年6月2日一版。

[57]参见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第二章“新闻图式范畴”一节，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58]参见蔡琰、臧国仁:《新闻叙事结构:再现故事的理论分析》，载《新闻学研究》，1998年总第58期，第17—20页。

[59]孙伊斌等:《日记体新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60]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61]李希光:《新闻学核心》，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62]张建伟:《深呼吸》(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211页。

[63]胡壮鳞:《汉语的可证性和语篇分析》，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64]詹姆斯·阿伦森:《新闻采访和写作》，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1980年编，第170页。

[65]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66]张慕勋:《卒章显义》，载《好新闻》(1980年)，第107页。

[67]晨曦:《现代人到底要什么——美国“欲望计划”研究组解读现代人内心混乱》，载《青年参考》，2003年5月21日。

[68]晨曦:《现代人到底要什么——美国“欲望计划”研究组解读现代人内心混乱》，载《青年参考》，2003年5月21日。

[69]以上参见罗钢《叙事学导论》第三章“叙事语法”和第七章“叙事作品的接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0]参见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前两本2002年出版，后一本2003年出版。

[71]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载朱立元等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72]尤里·劳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载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页。

[73]章安祺编:《西方文艺理论史精读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74]参见J·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75]张建伟:《深呼吸》(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76]陈力丹:《谈谈消息的叙述结构》，载《新闻与写作》，2002年第5期。

[77]李普曼:《公共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78]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载胡经之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页。

[79]支庭荣:《从叙述学角度看西方新闻报道方式的嬗变》，载《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2002年春季号，第53页。

[80]杜素娟:《断裂·传媒·商业化叙事——当下文坛的三大陷阱》，载《小说评论》，2001年第2期，第44—49页。

[81]刘宏:《媒介理念质疑》，载《新闻记者》，2001年第11期，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