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听人研究的新阶段

三、阅听人研究的新阶段

理论兴趣的变换，最终根源于世界的变化，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研究也是如此。伯明翰学派孕育的民族志观众研究，彻底改变了受众研究的“经验——批判”的二元对立格局，使意识形态进入了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大众传媒研究，把经验实证的方法引入了批判的体系，使大众传播学的受众研究传统呈现从对抗、对比走向交流和融合的发展态势。文化研究不仅借鉴了欧洲大陆的最新思潮和理论，而且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重新发扬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人类学实证研究的衣钵，形成了阅听人的跨学科研究，开辟了受众研究的新阶段。

文化研究对阅听人的分析，具有时代的方法论特征：它的方法和话题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和跨学科的”^[29]。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从理论来源看，文化研究对阅听人的分析，继承了阿尔都塞“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因而具备了“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研究范式。与此同时，又包容了拉康的心理分析、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和福柯的认识论断裂以及米歇尔·德塞托的抵抗策略等理论，“它不但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多种理论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而且还有一种互相影响、互相纠缠、共同发展的历史”^[30]，在它不很长的历史发展中，深入细致地批判分析现代传媒的意识形态、权利结构和阅听人的策略等因素，为至今方兴未艾的媒体批评和全球化议题设定了方向。

从研究的方法看，诠释的观众研究运用了民族志的田野方法，也就是霍尔所说的“实验的阅听人研究”。民族志是一种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又译人种学，主要来源于人类学研究。民族志的方法试图进入一个特定群体的文化团体内部，通过“自内而外”地参与来展示意义和行为的说明。这种方法整合了传统的“效果研究”和“使用与满足研究”的优点，从大卫·莫利开始的一系列关于《“举国上下”的观众》的研究，以及随后的多萝西·霍伯森的《十字路口》（1982）、伊恩·昂（又译洪美恩）的《观看达拉斯》（1985）、塔洛赫和莫瑞的《社区实践》（1986）、巴克汉姆的《公共秘密》（1987）等等，都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对特定的电视节目进行分析，涉及了政治的话语分析，肯定了大众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这些研究与以往对电影文本、对作品的重视大有不同，而是把视线投向了观众。采取的方法也与以往的调查和研究的方法不同，力图在发现观众作为真正的人在制造自己的文化过程中的空间和力量。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密切了传播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两者作为“关于人的科学”，目的都在于描述和解释人类这一特殊群体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现象。尽管这两门学科之间存有许多不同，但对于“人”、“人类”的关怀却是共同的。P·K·博克认为，“增强我们理解人类的能力”^[31]应是人类学所追求的一个无止境的目标。

从研究的特点看，首先，文化研究强调广义的文化，而不是文学，所以文化研究源于文学批评，但又超越了纯粹的审美认知。它把阅听人放在大的社会背景和媒介环境之中进行考察，这一方面有别于批判理论的纯粹的理论思辨，同时，也有别于经验研究中的控制实验。维吉尼亚·南丁格尔在《研究阅听人——真实的冲击》中认为，真正文化研究所选用的都是电视的研究，所以力图寻求在意识形态的文本（建构）与观众制造的意义（重构）之间的对话。这种方法就是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所谓受众研究的新的激动的阶段——即开放式的研究阶段”^[32]。

其次，文化研究站在大众的立场，拒绝对文化进行高雅和通俗之间的划分，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文化的出发点有着根本的不同。文化研究认为无论高雅和通俗文化，都具有同样的深度和力度。对大众文化的肯定，就是对大众的肯定，在文化研究的学者那里，大众具有自己生产意义的权利。这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被动的受众”的一种超越。

再次，文化研究并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实践的方法，以此与经验主义划清了界限。文化研究在对阅听人进行分析和研究时，它既是实践的，又是经验的，既是人类学的，又是社会学的，在曾经对抗和对立的方法上走向了融合。诸如文化的、结构的范式的结合，许多相关的理论之间都在互相建构，比如戈夫曼的“演员——剧场”、阿格尼斯·赫勒的“特性”和“个性”等等，从模拟理论走向即兴表演，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受众——文本”的关系源于“自我——日常生活”的关系等等，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实在的意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文化研究的阅听人分析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是多维视野里的受众研究，也是视野融合。理查德·约翰生认为，文化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33]。尽管在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认知上，文化研究被收编到传播研究中的一支，或是被划归到批判性典范的流派之中，但事实上，英美以及澳洲等地的文化研究的实践都是跨学科的、跨领域的。如前所述，文化研究一方面从诸多的领域吸取养分，同时也为这些领域提供新鲜的原料。许多学科诸如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许多领域诸如音乐、流行服饰、电影、大众文化、媒体等等，都成为文化研究的操作战场。正如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所言，“打破既存的区隔，突破学术政治上的切割，拒绝被强加的分类方式，或许正是文化研究的特质吧”^[34]。

【注释】

[1]〔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2]〔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五位分属英语、德语、拉丁语、罗曼语、斯拉夫语等不同领域的教授，全部放弃了原来大学的系主任的殊荣，接受了康斯坦茨大学校长格哈德·黑斯的邀请，同时应聘来到博登湖畔。他们各自擅长的专业和运用的语言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创建一种新的跨学科的总体文学研究方式与教学体系，以取代先前以各民族语言的文学为框架的传统课程。参见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4]〔德〕汉斯·罗伯特·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5]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6]〔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金元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7]〔美〕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8]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9]〔美〕R·M·基辛：《文化·社会·个人》，甘化鸣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0]转引自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8页。

[11]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7页。

[12]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13]同上书，第347页。

[14]同上书，第345—346页。

[15]Paul Marris and Sue Thornham，Media Studie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p.54.

[16]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46页。

[17]同上书，第347页。

[18]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

[19]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20]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3页。

[2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22]〔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23]〔英〕大卫·莫利：《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冯建三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24]转引自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4页。

[25]〔英〕大卫·莫利：《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冯建三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5版，第184页。

[26]〔英〕大卫·莫利：《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冯建三译，台湾远流出版社1995版，第6页。

[27]同上书，第215页。

[28]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5页。

[29]Ben Agger，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The Falmer Press，1999，p.75.

[30]〔美〕劳拉·斯·蒙福德：《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林鹤译，李陀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31]〔美〕博克：《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余兴安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页。

[32]Virginia Nightinggale，Studying Audiences：The Shock of the Real，Routledge，1996，p.1.

[33]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34]陈世敏：《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观点》，台湾远流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