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全球传播中华文化

二、面向全球传播中华文化

作为华文报纸，《星洲日报》有责任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塑造良好的华人形象，反击各种抹黑和污蔑华人形象的言论。当前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星洲日报》可以通过文化传播的形式，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对话，展现中华文化博大、宽容的文化性格，塑造海外华人的新形象，从而减少不利于海外华人形象的负面声音。《星洲日报》也可借此担当文化使者的角色，实现文化融合与种族和解的使命，与其他民族共同缔造多种文化共处、多元思想共存的和谐社会，扩大报纸的声誉。

1．传播华人为世界作出的贡献

目前，总体而言，异族对华人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数千年传承下来的美德和传统，使得华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与异族和平共处，勤劳致富，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然而，由于华人的勤奋朴实，善于理财，慢慢地与当地原住民在经济上拉开了距离，形成贫富差异，矛盾从而产生。当地原住民较少看到华人通过辛勤劳动、流血流汗实现致富的努力，相反却嫉妒他们的经济成就，于是在一种极端狭隘的思想影响下，再在一些怀有不良用意的政客煽动下，经常把华人等同于“掠夺者”、“吸血鬼”等。

因此，作为华文报纸，《星洲日报》有责任去维护华人的形象，让异族更加正确和客观地了解华人。事实上，《星洲日报》也一直努力履行这方面的责任。比如说，副刊不但介绍中华文化，也刊登翻译过来的异族文学作品；不但为华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了解异族文化的窗口和渠道，充分体现了《星洲日报》文化传播、联结和融合的功能，担当了重要的文化使者的角色。《星洲日报》还通过与学者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出版各种书籍，把华人的经验、文化和精神以英语或马来语为载体传播给马来民族。

华人作为世界上三大移民民族之一，在迁徙过程中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经济的建设作出卓越贡献。一位印裔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No Chinese，No Malaysia。”此话是否夸大华人的贡献，笔者不作讨论，但是他的话却肯定了华人对马来西亚的文化、经济所作出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今天马来西亚有如此成就，与华人、马来人、印度裔三个种族的创造分不开。抹杀华人对马来西亚的贡献，就是抹杀历史，就是歪曲事实。对于华人先贤在马来西亚创造的辉煌成就，作为大众媒体的《星洲日报》有责任予以传播，让其他种裔看到华人的贡献。

茉莉的花香让人陶醉，红灯笼的符号印记让人产生无限的文化遐想。华人的祖先来到马来西亚，用双手创造历史，用辛苦的汗水浇灌种子，收获果实，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原住民，与原住民一起分享延绵达数千年的文明。这是一种崇高的文明传播行为，是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就以现在使用的马来文来说，其中就有一些来自中华文化的日常用语。马来族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有中华文化的影子。过去，华人先贤用手势和实际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向马来民族传播文化，今天，我们有更加先进的科技和快捷的传播工具，更有条件向其他民族传播文化。《星洲日报》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报纸的代表，以文化办报为理念，更有责任去开展文化传播活动，一方面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真实反映华人为马来西亚在文化、经济、思想等方面所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让马来民族真正认识华人，改变过去对华人的不良印象。

形象传播需要文化的包装，文化实力又是影响形象传播的重要因素。国家、族群的综合实力又包含了文化实力。文化实力也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构成国家、族群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没有强大的文化实力，国家和族群的综合实力就会大打折扣，一个民族就会丧失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思想源泉。文化的实力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了文化创新的力量与文化塑造形象的能力。因此，一个民族要想不断发展自我，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化实力，必须不断地参与国际文化的交流，不断地在与世界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激荡中展示文化特色，在世界文化大家庭中让其他民族形成文化印记，借此产生华族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展现华人的独有魅力。

然而，从目前的《星洲日报》的文化实力来看，其与西方实力雄厚的媒体相比，仍然显得非常弱小，话语权相当微弱。张晓卿说：“我们都在惊叹、羡慕西方媒体的超强和支配地位；深深感慨、惋惜亚洲媒体的弱小，甚至受到刻意的忽略和扭曲。身为亚洲媒体的一分子，大家要自强不息、勇敢创新，在东西方媒体强弱分明的尴尬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追求自己的优势。”^[54]“随着中国国势的急速腾升，中文世界的日渐崛起，还有全球一体化、自由化时代的来临，已经为东西方媒体在新世纪平等对话的机制中，开创了新的契机，也铺设了新的通路。”^[55]因此，面对希望与挑战，在短时间内壮大《星洲日报》的文化实力，是传播华人良好形象、传播华人为世界作出的经济和文化贡献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与西方媒体对话的重要基础。

2．传播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

中国人数千年来一直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尤以汉、唐王朝为甚，它们为中国古代对外交流最重要的两个时期。汉代以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西汉张骞访问西域之后，中国人不仅了解了遥远的西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迅速打开了通往欧亚大陆西部世界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从此创造了当时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其所创下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方面的辉煌成就，成为中国汉以后历届王朝了解外部世界、促成文化繁荣的基础。

唐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大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其对周边地区及世界各地所形成的文化辐射作用和影响，以及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中国其他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汉、唐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对周围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吸引力，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世界各国都积极地开展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往。汉、唐最高统治者所共同具备的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与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博大胸襟值得后人借鉴和吸取。值得一提的是，汉、唐在输出文化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文化互动态势，为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事实上，汉唐的文化政策，本身也促进这两个朝代的文化发展，这两个朝代所达到的文化高峰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时期，在世界的文明发展史上相当罕见。这说明文化交流对文化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直到清朝乾隆盛世，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但自乾隆晚年开始，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由于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落后、文化上的锁国、制度上的腐朽、西方强权的入侵，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停滞下来。西学东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发展形势，给中国文化强烈的冲击。中国人面对落后，不断在对比和评判中进行反思、检讨，并在反思和检讨的基础上，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因素，从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中华文化在自省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

如今，文化交流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作为海外重要的中华文化传播媒体，《星洲日报》恰好可以在海外为传播中华文化搭建桥梁。实际上，《星洲日报》在传承华文方面不遗余力，并根据时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文化传播的策略和方向。比如说，《星洲日报》在传承中华文化过程中就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政治的认同方面。故此，传承华文的办报宗旨就有一些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没有根本改变《星洲日报》文化使者的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海外华侨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大部分人是从中国移来的，即所谓“新客”。他们把新马仅仅看作是侨居的“第二故乡”，有浓郁的“落叶归根”的观念，对中国的政治活动积极参与，完全认同中国，而对侨居地的事情却往往表现出“在商言商，不问政治”的超然态度。这种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认同上。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侨从政治上认同中国转向认同马来亚，于是中华文化成为当地的一种民族文化，迫使他们在远离文化母国的地区吸收当地文化来发展自己。《星洲日报》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完成角色的转变，促进当地华人文化的发展。

媒介内在的文化宣传和教育功能，促使《星洲日报》不断完成吸收他族文化，传承和扩散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星洲日报》所发挥的文化传播作用，指引海外华人延伸中华文化之旅。然而，只专注于本族文化的传播还不够，《星洲日报》还应承担了解和传播异族文化的责任，因为只有这样，华人才能更加了解异族，才能放下民族的歧见，才能相互了解，展现中华文化宽容、恭俭、博爱的品格。

长期以来，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领域被边缘化，除了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歧视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人自己在国际上的声音太微弱。如果自己不能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等待别人来推崇自己是不可能的。中华文化要实现从边缘向中心的飞跃，融入文化全球化的主流，就必须主动出击，把自己的成果展示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走势，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实质和精髓。

《星洲日报》在承担中国与海外、西方沟通方面有先天的优势。它更了解当地文化，更懂得用全球化的语言、当地异族的文化思维从事中华文化的推广工作。笔者于2006年7月在马来西亚开展研究工作，有幸到马六甲参观访问。在一家早期华人的住宅里，许多来自欧洲的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各种设施，对华人的日常生活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他们非常惊讶，在一百多年前，华人竟然能够在远离中国的地方保留如此完美的文化印记。华人住宅独具风格的设计、家居的精雕细琢、建筑的精美考究，一切都使他们感到中华文化的精深和秀丽。他们对笔者说，在这里看到中华文化，一方面对中华文化产生大致的了解，另一方面非常渴望到中国去参观访问，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

笔者想，《星洲日报》如果能够在海外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基地，不仅有助于《星洲日报》实现文化办报理念，而且对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也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多年来，《星洲日报》秉持文化办报的理念，用文化铺垫文化传播的脚印，创办了“花踪文学奖”等推动华文文学发展的活动，在世界华人当中影响很大。笔者认为，《星洲日报》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还可以使用更多的传播手段和方法，向其他族裔传播中华文化。比如说，可以把一些有关中华文化的新闻报道或者文学作品结集翻译成当地语言出版，或是翻译当地的文学、学术作品向华人推介，或是举办文化交流活动，邀请异族学生参与，与他们展开文化对话，或是举办一些华族与异族文化交谊的活动等，甚至在“花踪文学奖”中增设马来文文学奖，这不仅有助于向华人介绍马来民族的文学，而且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3．促进种族间的文化和解

由于宗教和文化的隔阂，华人的政治效忠问题常被别有居心的政客所利用，华人因此常常成为替罪羔羊。1965年印尼驱逐数以万计的华人，1969年马来西亚爆发华人与马来人的种族冲突，1970年发生长达10年的印支半岛排华反华行动，1998年又发生印尼排华骚乱，2004年发生西班牙排华行动，2006年所罗门群岛发生针对华人的种族骚乱，都以华人为目标。这样一个问题不得不引起华人的迫切思考——海外华人如何融入主流社会，并和其他民族和平共处？华人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成为社会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待宰羔羊？笔者认为，作为大众传媒之一的华文报，一方面要维护华人权益，另一方面也要从全球化视角和以更宽广胸怀去反映华人问题。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汤本认为，华文报应以世界的胸怀来看待世界问题。他也鼓励马来西亚公众和政府放开眼界，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他说：“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要以马来西亚的心胸来看待问题。”^[56]他指出，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重要国家，可以在区域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区领袖角色，在世界论坛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华人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建设者，有能力化解该地区的各种矛盾，促进世界繁荣和谅解。他说：“马来西亚华人站在特殊的位置上，处于南洋，在面向世界和西方的同时也面向伊斯兰国家，因此在两种关系中，拥有独特的地位和视野及领导作用。因此我们希望马来西亚华文报纸能成为世界华文报的领袖，能够使这个世界不要走向冲突，而是走向妥协、谅解和互利。”^[57]他希望马来西亚华人和华文报能更上一层楼和以更开阔的眼界来看待今天的世界和东西方文化，在马国的冲突中可以扮演更多角色，甚至可以超越新加坡华人在东南亚所扮演的角色。他说，马来西亚华人对马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程度可以扩散到其他地方。汤本的观点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以更加博大的胸襟去处理种族之间的矛盾，不局限于那些影响种族关系的枝枝节节，以发展和世界的眼光看待种族之间的融合与发展，既要主动向马来族传播中华文化，也要主动吸引马来族的文化，实现文化的自我成长。

故此，《星洲日报》在向其他种族传播中华文化过程中，更应该了解和介绍异族文化。通过文化间的彼此交流，减少族群间的误会，形成更加多元化和包容的思想和观念。比如说，《星洲日报》通过有系统地翻译伊斯兰学者的学术文章和书籍，让华人更深入地了解马来人的习俗和伊斯兰文化，这样可以促进华人对马来人的了解，从而在与他们的交往当中，有意识地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赢得他们的尊重。《星洲日报》要充分利用传媒的教育和信息沟通功能，建构华人了解世界的文化平台，帮助他们深入了解不同种族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宗教和政治信仰，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完整准确、全面真实地介绍其他种族情况，充分展现华人热爱和平、与其他种族共同创造和谐社会、对社会勇于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胸怀。

实际上，《星洲日报》也一直建立文化对话的平台，不但把异族的优秀文化引进来，而且在报社的实际运作中也与异族进行文化交流，吸纳异族的员工，以实际行动为种族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举例来说，《星洲日报》招聘了许多异族员工。他们在工作当中，与华人有意无意地进行文化交流，对促进族群间的文化交流有非常大的好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星洲日报》注重种族和解、为异族创造就业机会的形象。

笔者采访了在《星洲日报》工作的两位马来族员工和一位印度裔员工。两位马来族员工是父子俩。父亲名叫Shamsoon，儿子叫Khairul。他们都是摄影记者。父亲于1962年进入《星洲日报》做摄影记者。该工作既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其最后一份工作。他在《星洲日报》工作了45年，自初中三年级开始就一直在《星洲日报》工作。Shamsoon进入《星洲日报》后，很喜欢报社的工作氛围，觉得同事都对他很好，很喜欢这个工作环境。他说，即使其他大报都在拼命招聘工作人员，他还是舍不得离开《星洲日报》。他回忆说，1969年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后，他仍坚持回到报社上班。他说，他一点也不担忧华人同事会伤害他，因为他与同事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事实上，“5·13”事件发生后，个别激动的华人同事用言语威胁他，但他得到了其他华人同事的帮助。他说，即使当时面对危险，他也不会离开报社。1987年停刊期间，他也不离开报社，像平常那样上下班，他说他的血“已经融入了报馆”。现在他退休了，仍然坚持到《星洲日报》上班，指导年轻记者。

他的儿子Khairul也对报社充满感情。他于2005年10月进入报社。进报社之前要接受考试，他并没有因为爸爸在这里长期工作并为报社作出贡献就受到特别优待，一样要接受报社的遴选，所幸表现优秀能够顺利进入报社工作。他说，他与同事关系融洽，没有明显的种族区分。他提出的合理要求，都会得到同事的帮助和重视。其他华人同事还教他掌握拍摄新闻照片的要领。在大环境的感染下，他非常敬业，不考虑宗教的忌讳，到过华人寺庙采访，甚至在华人出殡时还亲临现场拍摄，有时也会因为某些原因没法拍到照片，无法满足编辑要求而自责。他说，他在报社学到很多东西，得到很多锻炼机会，已经把自己与《星洲日报》融为一体了。

名为Sivam的印裔员工，1990年就来到《星洲日报》。他说，在《星洲日报》没有种族歧视。在他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刚到《星洲日报》工作仅一个星期就遇到车祸。《星洲日报》很关心他的伤势，而且全部报销他的医药费。他因此对《星洲日报》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与同事的关系也更加融洽。他也希望在《星洲日报》努力工作，有机会晋升。

上述三人是马来族和印度族在《星洲日报》工作的代表。他们热爱《星洲日报》本身就说明了该报在种族融合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它也是文化交流和思想沟通的场所，对于促进各族群的了解和谅解都有好处。介绍异族文化，吸纳异族的文化精髓，同时向异族展示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以全球化的视野了解世界的文化格局及其他地域文化的特色和趋向，这是华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化解种族矛盾、增进理解的重要渠道。华人有博大的文化胸怀，有璀璨的历史文明，应该主动展现善意和诚意，迈出与异族和解与共同发展的步伐，在相互碰撞和交流中展示中华文化，让异族感受和了解中华文化。从这个方面来说，秉持“让世界了解华人，让华人了解世界”的文化传播理想，《星洲日报》任重而道远。

今天，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海外华人在当地的地位和重要性随之得到提升。马来西亚华人在看到民族和解、文化融合仍存在种种困难的情况下，更应看到形势发展对华人呈现有利的一面，更应以全球化传播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前瞻性的眼光认识通过文化传播营造和谐种族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抓住当前世界对和平和稳定的普遍性追求，在种族文化间架起桥梁，加强文化交流。文化之旅是心灵的沟通，也是消除种族隔阂、改变华人形象的破冰之旅，更是种族间相互谅解的重要途径。作为面向大众传播的华文媒体，更应当承担“让世界了解华人，让华人了解世界”的责任，构建文化交流的平台，消除社会不和谐的声音，履行社会缓和剂与黏合剂的作用，扮演文化使者的角色，展现华人与人为善、与异族共同发展的美德和愿望，实现和谐社会的愿景，从而提升华人包容、博大、承担社会责任的整体形象。

中华文明的历史，既是自我创新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外文明的交流史。中华文化形成、累积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吸收、融合人类文明成果并加以民族化的历程。笔者寄希望于《星洲日报》构建“让世界了解华人，让华人了解世界”的文化平台，让文化间的交流更加顺畅，让种族间相互理解，实现中华文化与异族文化间的对话和心灵沟通，为华人世世代代与其他种族和睦生活作出应有的贡献，成为其他华文媒体开展文化交流、促进种族和谐的典范。《星洲日报》以文化办报为使命，有理由让人们产生更多的希冀和期待。

【注释】

[1]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s）：《马来西亚发展状况》，http：／／www．cmc．gov．my／facts＿figures／stats／index．asp。

[2]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家庭因特网应用状况调查结果·2005》，《亚太区因特网研究联盟》（Asia Pacific Research Alliance），2006年10月5日，Http：／／www．apira．org／html／report／report＿12．htm，转引自郭倚幸：《马来西亚网络中文新闻媒体突破政府管制之研究》，中国暨南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06年，现存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3]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家庭因特网应用状况调查结果·2005》，转引自郭倚幸：《马来西亚网络中文新闻媒体突破政府管制之研究》，中国暨南大学学士毕业论文，2006年，现存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4]郭倚幸：《马来西亚网络中文新闻媒体突破政府管制之研究》，中国暨南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06年，现存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5]郭倚幸：《马来西亚网络中文新闻媒体突破政府管制之研究》，中国暨南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06年，现存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6]同上。

[7]同上。

[8]郭倚幸：《马来西亚网络中文新闻媒体突破政府管制之研究》，中国暨南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06年，现存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9]同上。

[10]郭倚幸：《马来西亚网络中文新闻媒体突破政府管制之研究》，中国暨南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06年，现存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1]同上。

[12]见《南洋商报》2001年3月16日，第12版，转引自邓晓璇：《浅谈〈诽谤法令〉在马来西亚传媒中的现状及其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13]同上。

[14]郭倚幸：《马来西亚网络中文新闻媒体突破政府管制之研究》，中国暨南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06年，现存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5]同上。

[16]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17]廖小健：《马来西亚华人政策的特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8]萧依钊：《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社会中，华文报游走钢索》，见2006年在广州举办的“世界华文传媒高峰论坛”的报告。

[19]萧依钊：《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社会中，华文报游走钢索》，见2006年在广州举办的“世界华文传媒高峰论坛”的报告。

[20]洪松坚：《阐释民主运作真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星洲日报》，1992年3月4日。

[21]洪松坚：《阐释民主运作真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星洲日报》，1992年3月4日。

[22]同上。

[23]同上。

[24]利亮时：《马国华人的梦魇：族群关系》，《联合早报》，2006年9月7日。

[25]同上。

[26]同上。

[27]利亮时：《马国华人的梦魇：族群关系》，《联合早报》，2006年9月7日。

[28]同上。

[29]利亮时：《马国华人的梦魇：族群关系》，《联合早报》，2006年9月7日。

[30]同上。

[31]阿尔温·托夫勒：《创选一个新文明》，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6页。

[32]顾丽梅：《信息社会的政治治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8页。

[33]张晓卿：《打破国界局限，〈明报〉开拓新疆土》，《明报》，1999年6月11日。

[34]同上。

[35]同上。

[36]《建立监督机制，确保报章中立》，《星洲日报》，2001年6月8日。

[37]同上。

[38]同上。

[39]李慎之：《华人世界需要世界性华文报体制》，《星洲日报》，2001年6月11日。

[40]同上。

[41]李慎之：《华人世界需要世界性华文报体制》，《星洲日报》，2001年6月11日。

[42]同上。

[43]《丹斯里张晓卿谈〈南洋商报〉》，《星洲日报》，2006年10月18日。

[44]同上。

[45]同上。

[46]《丹斯里张晓卿谈〈南洋商报〉》，《星洲日报》，2006年10月18日。

[47]同上。

[48]《刘鉴铨：整合资源共享平台　三集团合并发挥协同效益》，《星洲日报》，2007年2月6日。

[49]《华总：华文报业新局面》，《中国报》，2007年1月30日。

[50]《黄家泉：面对世界挑战，合并提升竞争力》，《中国报》，2007年1月30日。

[51]《黄家泉：面对世界挑战，合并提升竞争力》，《中国报》，2007年1月30日。

[52]同上。

[53]该调查截止时间为2007年2月7日上午11点整。

[54]《张晓卿：与印尼华社迎全球化挑战，共同找回文化记忆》，《印尼星洲日报》，2007年1月17日。

[55]《张晓卿：与印尼华社迎全球化挑战，共同找回文化记忆》，《印尼星洲日报》，2007年1月17日。

[56]《汤本：看待问题视野要广　中文报章应放眼世界》，《星洲日报》，2004年11月10日。

[57]《汤本：看待问题视野要广　中文报章应放眼世界》，《星洲日报》，2004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