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版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

四、财经版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

不可否认，财经版经过多次改版之后，无论是版面编排，还是内容的丰富性、分析的深刻性，都走在其他报纸的前面，但是客观、冷静地思考财经版出现的问题，笔者觉得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在AC尼尔森2005年的读者调查中，读者选看财经新闻的比例仅有45．7%。这个数字说明财经新闻有改进的空间，因为华人一般比较关心商业，所以，仅有45．7%的读者阅读财经版，说明财经新闻还要提高可读性和有用性，应在减少专业术语、增强趣味性和实用性方面挖掘潜力。鉴于财经版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向，笔者提出了下面几点意见。

1．立足本地，兼顾海外

《星洲日报》作为马国第一大综合性报纸，要利用其综合性报纸的优势，充分开拓财经版的服务对象，刊登更多的财经消息，特别是要更加注重国内的财经走势报道，特别是房地产价格、股市行情、各国汇率起落，并刊登分析文章，帮助读者掌握房地产、股市和各国汇率的变化。因为这些消息是财经版立足的根基，失去了本地读者的支持，财经版做得再好，也枉然。

在立足本地的前提下，要把眼光投放到海外，特别是要重视邻国新加坡的经济状况的报道。其次，要把眼光投放到亚洲和欧美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财经版更须加以大力报道。因为中国人与马国华人在文化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华人到中国投资，有地缘和人缘的优势。财经版如果能为读者提供更多在中国可以投资生财的信息，我想，这对于当地华人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因此，财经新闻报道要实现本土与国际化融为一体的目标。“国际化”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报道内容的国际化，甚至全球化。即把世界上的重大财经事件、财经现象、财经走势以及影响财经运行的新闻事件作为财经新闻报道的内容。二是报道视角的国际化。国际视角就是指在报道时，不仅仅要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视角来看待和报道国际新闻，同时要站在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马来西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立场来报道世界和观察世界。“经济报道的全球化视野，就是要将马国经济发展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和研究，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总是孤立地报道一国一地的经济新闻。”财经新闻的“本土化”，强调的是以马国本土的财经内容为报道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强调以马国本土的视角来观察、反映国际新闻、国际财经事件。处理好财经新闻报道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问题，既能立足当地，又兼顾海外，目标更大，视野更广阔，眼光更长远。财经版对微观的经济现象分析得很透彻，如果能以国际视野看经济问题，“经济报道跳出原来的框框，把新闻事实放到全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和评判”，那么新闻就更具前瞻性。

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使得马来西亚不断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成为世界经济大家庭中的一员，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这将强化经济报道的国际性。经济报道的客体发生这种深刻变化，要求报道者要有全球意识，并用这种意识把马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紧密结合起来。报道者要改变对工业地理和区域经济的传统理解。因此，“财经新闻报道的国际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种不顾世界风云变化，只关心自己国家、地区的做法是落伍的”^[19]。

2．从业者提高财经新闻业务

很多综合性的报纸，很需要高水平的财经记者。这些高水平的财经记者有比较敏感的经济头脑，敏锐的眼光，撰写的稿件一方面更加能够吸引白领以及有一定经济能力的读者，另一方面又能提高报纸的品质。所以，综合性的报纸对他们是求贤若渴。

当初《星洲日报》鉴于财经版落后于《南洋商报》，不断从其他报纸挖人。比如说，1999年刘素云等财经新闻记者之前在《南洋商报》工作，在《星洲日报》的诚意邀请下，与其他几个同事一起被挖到《星洲日报》。刘素云从那边的记者升为《星洲日报》财经版的副主任后，迎接挑战，支撑起财经版的大局，并推动财经版的发展，使其成为华社重要的经济晴雨表。然而，财经版的发展不能仅靠几个人打天下，还需要更多的人共同去完成财经版成为华人必不可少的经济信息读物的目标。

由于财经版对记者的素质要求较高，不仅需要记者具备分析经济形势和现象的能力，而且还需要记者有较高的写作和评论能力。报社招聘进来的员工首先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和考核，然后培养他们学习采访和写作财经新闻，再用一年时间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分工，然后把他们分配到各条财经战线上。由于要求比较高，所以筛选率很高，一般有50%新招进来的记者都会辞职。这说明财经版的工作要求高，压力大，做好这份工作不容易。

由于记者许多不是毕业于财经类专业，所以常对经济术语不太熟悉，甚至会写错新闻，这无形之中增大了编辑审稿、改稿、编辑的工作量。有时候，由于记者缺乏经济现象的解读和分析能力，无法应用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因此有时候写出来的分析性文章不够深入，甚至出现各种问题。如果出现这些失误，影响读者的投资，财经版就得蒙上不够权威、准确的帽子，长远来说，对《星洲日报》的发展不利。

因为财经记者条件高，薪水又与普通记者相差无几，报社经常招不到很好的财经版记者，严重制约该版的发展。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报社不妨对新招进来的记者，再进行岗前培训，让他们回炉到大学学习经济学知识，一两年后，他们既具备新闻写作的能力，又掌握经济学理论，这样经过两方面训练和培养的财经记者才有可能写出新锐、有深度的好文章。如果无法把他们送回到大学深造，报社就要组织研修班，硬性规定他们研修某些课程，并作为业绩考核标准，这样逼着他们掌握经济学理论，胜任财经记者的角色。或者还可以采取与高校联合培养的方式，来解决读经济不懂新闻写作、懂新闻写作不懂经济的问题。

3．财经新闻要增强可读性

财经新闻有“三难”：难写、难懂、难记。从记者的角度说是难写，从受众的层面讲是难懂、难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关注经济的发展形势和投资方向，但是很多人对财经知识了解却不多。而对于读者来讲，财经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而且还起着教育和培训的作用。这就要求财经媒体的从业者能写出准确的和具有可读性的财经报道。然而在多次关于财经报刊和版面的调查中，相当多的读者反映，财经新闻看不懂。其实，这种情况不但在《星洲日报》财经版存在，在中国也同样存在。读者看不懂报表、专业名词，财经新闻的可读性自然无从谈起。

在内容上财经新闻具有专业、系统的个性特质，和其他专业新闻相比财经新闻是涵盖领域最多的，包括工业、农业以及第三产业等，而每一产业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由大量的子系统构建而成，而每一个子系统都有自身的专业“行规”和“学问”，要写好财经新闻确实比较困难。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更多的技巧来解决这个矛盾。比如说，“在形式上，财经新闻的语言姿态呈现‘新闻语言＋财经专业语言＋数字＋图表’的整合系统。其中财经专业语言包括财经专业知识、技术术语、专用名词等，数字和图表则是财经新闻报道中不可缺少的准确、简洁、有力的辅助语言”^[20]。

相对于其他专业类报道而言，财经报道具有广泛的大众性，因此，财经报道的专业性是建立在通俗性基础上的。人们对经济的逐渐关注，决定了财经媒体的受众也在随之扩大。这要求财经报道所凸现的专业性是建立在大众化的基础上的，而并非纯专业的术语写成的高深文章。因此，它必须以广大受众的需求为着眼点，将专业化信息用生动、通俗的“软”面孔表现出来，用尽可能通俗化的模式提取其中的实用要素，使受众在满足信息需求的同时，获得具体行为范例、模式的直接或间接提示。因此，《星洲日报》财经新闻写作既要遵循财经新闻的自身特点，注重财经新闻的专业性、深刻性，又应突出受众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既要面向传统的工商读者，又要兼顾普通读者，跳出模式化写作的窠臼，创新表达形式，以个性化的语言“表现”新闻。

《星洲日报》财经版在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简明易懂的图表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改进，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能更加从读者的易读角度去写财经新闻报道，那么财经新闻的可读性就会得到显著提高，这样财经版才会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注释】

[1]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56页。

[2]张晓卿：《掺杂民族文化情感　报章是奇异商品》，《星洲日报》，2003年10月25日。

[3]崔贵强：《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新加坡华裔馆，2003年，第83页。

[4]郑昭贤：《28年报人见闻，看东南亚华人的沧桑》，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4年，第121页。

[5]《公正翔实报道引起共鸣　印尼华裔赞扬本报》，《星洲日报》，1998年7月26日。

[6]《报纸须有领导个人形象》，《星洲日报》，2004年9月4日。

[7]张晓卿：《本报愿与大家开创美好社会》，《星洲日报》，1991年10月7日。

[8]寸土：《我看“阅读角落”》，《星洲日报》，2005年3月18日。

[9]彭伟步：《从中国妇女受辱案看马来西亚华文报的历史责任》，《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

[10]彭伟步：《从中国妇女受辱案看马来西亚华文报的历史责任》，《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

[11]《〈星洲〉读者始终如一》，《星洲日报》，2004年8月7日。

[12]玛兹兰：《秉持正义至上　〈星洲〉公平对待各政党》，《星洲日报》，2005年12月29日。

[13]《星洲积极推动传统文化》，《星洲日报》，2006年12月18日。

[14]同上。

[15]同上。

[16]《马哈蒂尔：华人愿与友族分享财富》，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11月6日。

[17]《本报报份节节上升》，《星洲日报》，1989年4月10日。

[18]《政商界赞〈星洲财经〉》，《星洲日报》，1997年5月8日。

[19]唐宋：《财经新闻报道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6期。

[20]何敏：《财经新闻写作必须实现专业性和可读性的结合》，《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