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基本含义

第一节　危机的基本含义

一、关于危机的几种定义

因为危机在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人们对于危机的认识也就千差万别。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危机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由于许多危机都必须放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才能看清楚，由于许多危机需要很多附加的条件和刺激因素才能发生，而很多事件可能是一因多果或者一果多因，因此对于危机含义的界定显得尤为困难。

仅以个人为例，他面临的危机在类型上就包括生理发展性危机、心理发育的危机、社会和社交性危机、经济财务性危机和信仰危机等等。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危机伴随着人的一生。有的危机可能是突发性的，比如交通事故和各种意外伤害；有的危机是长期潜伏的，比如各种遗传性疾病、心理疾病和信仰方面的问题。危机发展的方向也必须放在过程中才能看清楚，比如高考失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危机，但是有的人会一蹶不振，而另一些人却可以化失败为动力开辟新的人生。危机又需要很多附加条件，比如家庭生活中的口角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诱发婚姻危机，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可能是婚姻生活的调剂品。

虽然我们无法在质或量的层面给危机下一个包罗万象的确切定义，但是我们对于危机的基本含义必须厘清。危机是一个外来词，它来源于英文的Crisis，而Crisis又源于希腊语中的Krinein，原始含义是游离于生死之间的状态。Crisis一词，在英语、德语等西方语言中，通用于社会科学、医学、美学诸学科。该词译为中文，在不同的学科用不同的术语表达。在社会科学称为危机，在医学中称为“危象”、“危险期”或“病情急转点”，在美学中则称为“关口”或“转折点”。

概括地说，对于危机的定义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灾难说——认为危机就是灾难性事件。巴顿（Barton，1992）认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员工、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居延安认为“危机是指危及组织利益、形象、生存的突发性或灾难性的事故与事件”⁽¹⁾。当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事故和灾难都是危机，它们的差别在于造成的危害不同。根据危害程度的等级，事件可以分为:一般事件（issues）——非常规情形需要引起立即关注；紧急事件（disasters）——对常规情形造成破坏，引起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危机事件（crisis）——当上述事件变得无法控制，且在大范围内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危机爆发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一般事件和紧急事件没有被注意或解决的结果，因此信息安全的目标是及时遏制紧急事件不让它发展成危机。

（2）关口说——强调危机是指事件处于一个转变的关键时期。根据韦氏大词典的解释，“crisis”指事件处于一个不稳定且至关重要的时刻或状态，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迫在眉睫。勒伯（Lebow，1981）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战争危机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口:“在这种语境下，危机可以宽泛地认为是一种危险逼近、高度紧张、暴力冲突随时爆发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方所采取的行动都可能造成深远的影响。”

（3）状态说——强调危机是由于各种压力和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的危难或迷失状态。卡普兰（Capalan，1964）把危机定义为:面临突然或重大生活事件（如亲人亡故、突发威胁生命的疾病、灾难等）个体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用通常解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时所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桑德里尔斯（Sundelius）、斯特恩（Stern）和拜楠德尔（Bynander）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危机就是指中央决策者所面对的这样一种场景:重要的价值受到威胁，而且可以采取处理行动的时间十分有限，同时环境的变化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罗森塔尔和皮恩伯格（Rosenthal and Pijnenburg，1991）认为“危机是指具有严重威胁、不确定性和有危机感的情境”。

（4）挑战说——强调危机是危机事件对个人、组织和社会所形成的挑战，这种挑战无法按照常规在传统的框架里得到解决。“危机就是一种个人没有足够的技巧和能力去面对的情势。因此，危机是因人而异的。某种情形对一个人来说是危机，对另一个人来说却不是危机。”⁽²⁾在这里，危机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因为对于不同的个人和组织而言危机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危机会因为不同社会结构、不同的限制条件、不同的外部因素以及人们不同的价值观而具有不同的含义。

二、危机中“危险”和“机遇”的辩证关系

根据哈贝马斯的考证，社会科学中的“危机”概念“通过18世纪历史哲学，进入到19世纪的社会进化学说中”，马克思就是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系统危机（system crisis）这一社会科学概念”⁽³⁾。

目前，社会科学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观。哈贝马斯对各种危机观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个综合的危机观，而这里以哈贝马斯危机观作为文章的逻辑起点。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危机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要素。

第一，社会系统的目标——价值观念的变化超出了其容许的极限。社会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可以通过调整系统的成分或者价值观念本身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但是价值观念的变化如果超出容许极限则会破坏社会的同一性，而社会系统同一性之丧失就意味着危机。

第二，社会系统无法解决其驾驭性问题（steering problems）⁽⁴⁾。驾驭性问题与危机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一体化”和“系统一体化”的角度加以理解。保持“社会一体化”需要维持社会的规范结构，而系统一体化的关键在于社会调节系统驾驭能力的大小。倘若社会系统无法在某一可能性范围里解决其驾驭性问题，就无法维持社会的规范结构，就必然出现危机。

第三，社会的组织原则（principle of organization）遭到破坏。在论述前面两个要素时，提到“容许的极限”以及“可能性范围”这两个概念，而它们就是由组织原则规定的。社会结构在任何时候都是由基本的组织原则所决定的，从理论上讲，正是这些组织原则支配着社会国家变革的可能性。“组织原则”限定了一个社会在不丧失同一性的情况下进行学习的能力。根据这一定义，价值观念的变化和驾驭性问题如果不能在社会组织原则所限定的可能性范围里得以解决，就必然会导致危机。

在中国社会中，社会的组织原则包含两点内容，即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观是以集体主义为主要表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口号、三个代表为主要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中出现的各种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都可以看成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驾驭性问题。

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科学中的“危机”具有宽广的外延，它甚至囊括了所有的社会生活。在维持组织原则的前提下，社会自我调节的驾驭能力是一个社会对抗危机的核心要素，而处理驾驭性问题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危机事件的能力是社会驾驭能力的主要体现。在现代社会中，处理危机事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危机信息的通报，媒体树立正确的危机观，对于危机事件进行及时、准确、充分的报道是危机事件得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媒体的危机报道与危机管理中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是两回事，前者强调媒体的主体意识与本位意识，而后者则把媒体作为一种从属的解决危机的工具。

正确对待危机的一个基本视角就是把危机看成是“危险”和“机遇”的结合体。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隐患（如前文提到的一般事件和紧急事件），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就可能演化为更大的社会危机；相反，如果这些问题被及时报道、及时发现和纠正，危险就会被消除，社会的发展就会继续向前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又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机遇”。

以发生在中国的“SARS”危机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危机中“危险”和“机遇”的辩证关系。2002年年底出现在中国广州的这种前所未知的传染病由于初始阶段的大众传媒“失语”与应对不力，迅速蔓延，肆虐半年之久，在我们不予报道的一段时间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在我们转变态度及时正确报道疫情后又获得国内外的好评。截至2003年6月底疫情基本平息时，全球SARS患者累计8 450人（含疑似病人），累计死亡810人。而在中国，截止到2003年8月16日，中国共有5 327人感染SARS病毒，349人因此丧失了生命，中国的旅游、餐饮、运输、商贸等行业损失惨重。反思SARS危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疾病爆发初期能够保证信息的透明和自由流通，就有可能及时采取防范的措施，个人、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也可能被更早动员起来共同面对这场突发的传染病。如果真是那样，这场传染病就可能在地方的范围里以很小的代价被处理掉，而不会发展成一个波及全球的危机。

即使危机真的爆发，我们依然应该坚持“危中找机”的策略，努力把危险转化为机遇。SARS尽管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又是一个“机遇”。自2003年4月20日我们转变态度以后，疫情很快得到了抑制，更为重要的是，SARS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敲响了警钟，对于我们传统的错误的危机观念无疑是一帖清醒剂，也为媒体的危机报道拓宽了思路。SARS对于政府效率、人际关系、公民道德情操是一次难得的考验和洗礼，也有助于人们消除卫生陋习，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传统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往往只是看到危机“危险”的一面，而看不到它“机遇”的一面，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心理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则表现为“报喜不报忧”。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不愿意承认中国存在危机，而用“负面报道”、“灾难性新闻”这样的词语来取代危机事件或危机报道。“对于中国，我们首先要有勇气直面危机。一直以来，我们常常不能用危机这样的词汇来讨论国家面临的种种挑战，即便是在学术界，也会出现吴国光指出的所谓‘语言的二元化’，即公共语言与日常语言分裂的情况下，人们用‘假语言’装模作样地讨论‘假问题’，只会加深社会各阶层以及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隔阂和猜忌。”⁽⁵⁾

因为危机在中国的新闻观念中似乎只具有“负面性”，在我国的媒体报道中长期以来更是形成了对于负面信息的过度的谨慎态度。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流行着这样一个“公理”:负面信息的传播会引起恐慌，会影响社会稳定，会破坏我们的形象，因此应该谨慎处理，尽量淡化。尽管时代在变，受众在变，媒体在变，但是这个在逻辑上漏洞百出的推理却往往成为我们处理危机事件的依据，某些地方官员和他们所辖的媒体封锁消息也因此变得天经地义。当“影响稳定”成为一种教条的时候，它事实上很容易成为很多为官不仁者及地方恶势力隐瞒自己丑行的遮羞布。

在此，我们需要理清危机信息的传播、恐慌和社会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所讲的社会稳定是指一种政治上的稳定，是指一种内在的稳定，是指一种具有持久性的稳定。从这个基本的概念出发，我们发现危机信息的公布虽然在短时间里可能引起社会的恐慌，但是却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相反从机制和逻辑上分析会有利于社会稳定。

从机制上讲，因为灾害和其他危机事件只有积累到非常严重程度时才会危及社会稳定，而危机信息的及时传播以及由此导致的短时间的社会恐慌，有利于人们及时发现危机，及时重视危机，及时采取行动消除危机。这样一来，就使得危机在发展到能够影响社会稳定之前就已经被有效地处理，从而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我们需要维护的社会稳定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发展之中的稳定，是不断解决各种危机之中的稳定。稳定绝不意味着整个社会是一潭死水，绝不意味着社会没有一点恐慌。

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总是存在的，难以预料的危机也就无法避免。从逻辑上讲，公布危机信息也不一定会引起社会恐慌，只要政府应对措施有力，舆论引导正确，政府官员具有足够的公信力，人民在危机面前就会有更多的信心。相反，如果政府官员首先恐慌，害怕公布危机信息影响自己的政绩和仕途，害怕人民了解真相以后质询政府工作中的失误，那么才有可能导致大范围的社会恐慌。退一步讲，“恐慌”对于危机处理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适度恐慌有利于人们采取共同的行动来克服危机。至于通过封锁负面信息来人为“创造”良好氛围或者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不仅禁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且往往因为封锁消息酿成严重的后果，最后损害自己的公信力。同时，由于公众没有正当的信息渠道，得不到正当的信息来源，往往寻求新的媒介通道，或者听信小道消息，以讹传讹，最后造成更大的恐慌和不稳定。“回顾我国媒体近20年发展的历史会发现，媒体与受众间良性的依赖关系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往往是在某些重大事件发生，百姓很需要媒体提供信息为其‘解惑’时，媒体处在一种‘不作为’的状态，受众在我们的媒体上找不到他们想了解的信息；同样，百姓想知道政府对事件的态度时，也无从获悉。而媒体的这种‘不作为’持续越久，越容易引起社会局部或整体的‘失控’。”⁽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