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者及其修养

二、传播者及其修养

无论是推行天下大道、行仁政，还是传播道德观念教化民众，都需要具体的人来承担教化、说服的工作。儒家自孔子以来就有“述而不作”的传播传统，他们执著地认为自己是传播者而非创造者^[5]。孟子也是如此，他也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传播者——一个传播大道、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对统治者推销其政治主张的传播者，并投入了一生的心血去进行这样的传播活动。他自认为，类似于他这样传道的“君子”在生产劳动中虽无所贡献，却是道德社会必不可少的一员，其贡献是不容忽略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孟子眼中的传播者，应该是通晓天下大道，有着良好道德修养的人。他们肩负教化民众的责任，是与一般民众不同的“君子”、“贤者”，甚至于是“圣人”。孟子给这些人最多的称谓就是“士”。先秦游士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中的传播者，中国“士”阶层的传播传统也是自此肇始。

作为传播者的“士”来自于“民”但又与“民”相对立，他们的群体品格定位既不同于统治者，也不同于被统治者。孟子明确指出“士”是属于“劳心者”，与“劳力者”迥然相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作为社会上的“劳心”成员不应从事劳动，因为他们有自己要紧的工作，诸如修身育人，“尚论古之人”，效法圣贤，建立文化规范，阐释天命，传播“孔子之道”，将无道世界转变为王政的乐土。他们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他们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这也是孟子对自身价值的一种定位，这种“在公众形象和自我定位上兼具教士功能和哲学家作用”的自我认识，“迫使我们认为他们不仅是文人，而且还是知识分子”^[6]。也就是说，“士”不独为一种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的知识阶层，而且更是唯一的“社会的良心”的承担者。在某种程度上，孟子对“士”的认识与西方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表述有相通相似之处，都是这样的一类人：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还对国家、社会以及世间一切公共事务保持普遍而深切的关怀，这种关怀又超越于个人及其团体的私利。换言之，知识分子的内涵主要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来自于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强烈的、不由自主的超越精神、启蒙意识、怀疑态度和批判力量^[7]。余英时认为：“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8]。对于统治者，他们体现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淑世情结；对于被统治者，他们表现出先知者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修养上的自觉意识^[9]。道德规范、法律准则、政治学说、文化知识等知识的传播职责非“士”莫属。

因此，“士”已不单单是社会阶层划分中的一层，他是一种社会身份，更是一种理想人格的代表，他们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怀抱着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追求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作为这一阶层的代表，孟子是积极的救世派，有着极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10]。“孟子一生之职志为继孔子之业”（冯友兰语），他把“行天下大道”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四处奔波、游说诸侯的举动自然不是盲目的，也并非仅为谋得一官半职、养家糊口。他在回应公都子所提的“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时，曾做过一番慷慨激昂的论说，对其传播思想作了集中的表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当今“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很显然，他四处游说、与人论辩其实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的，其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和勇于承担责任的经世之心在此表露无遗。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息邪说，卫正道，别善恶，明是非。“道”是孟子所持的经世之论和伦理道德观念，是巩固、稳定社会秩序的保证。天下有道，则社会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否则，天下无道，正确的思想得不到传播，歪理邪说占据上风，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

作为士的传播者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使孔子之道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主导地位，传播者必须在自身修养方面花足工夫。孟子在主体修养问题上做了大量的论述，不过，其主体修养理论讲的是大多君子、大人的能动性问题，至于老百姓，作为缺乏自觉的主观能动性的“小人”^[11]，还没有成为他关注的对象。所以孟子的主体修养理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针对于身负重大使命的传播者——“士”。总体而言，孟子主体修养主要集中于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养浩然之气。孟子认为，作为“士”的传播者，应“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的解释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快于心，则馁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说，浩然之气广大而刚强，用真诚、正义去培养、滋润，就会充盈上下四方，无处不在。这种浩然之气是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绝非偶然行为所致，也不能拔苗助长。浩然之气的培育，不能违背精神发展的基本规律，它还必须配之以义和道的力量，没有这些因素的配合，它就会失去内在的力量。而且一旦做了有愧于心的事情，浩然之气就会随之耗散。有了浩然之气，才能成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才能成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是孟子对于“士”的理想人格的表述，是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而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对传播者的基本要求。

第二是以正义为后盾，彰显大智大勇的丈夫本色。作为士的传播者应该以真理为后盾，仗正义之旗，表现出大智大勇的丈夫气概。在传播过程中，要“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尽心上》）孟子说：“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在这里，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大勇理论，意思是，反躬自问，如果正义、真理不在我，纵使对方是卑贱之人，我决不恐吓他们；反躬自问，如果正义、真理在握，对方纵使有千军万马，我也能毫不畏惧，勇往直前。孟子还主张，传播者面对自己的对象，应有不卑不亢的平和心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上》）；对于一般的下层民众，绝不能傲慢，“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孟子·尽心上》）有了这样器宇轩昂、不卑不亢的气度，在传播时才能志意舒展，从容大度，言辞得体。

第三是积极进取，反对自暴自弃。反对自暴自弃的人生态度，主张积极进取。“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孟子·离娄上》）自暴自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自己失去信心，从而放弃对“礼义”、“仁义”的追求，以至于最终戕害自己。孟子主张，作为士的传播者，应该持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应该成就一番值得夸耀的伟大事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第四是艰苦奋斗，动心忍性。要实现人生的价值，必然会遇到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外界环境的险恶，决定了荆棘满途的人生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主体没有必要的心理准备，必然半途而废，乃至于自暴自弃。只有树立艰苦奋斗的精神，具备坚忍不拔的品质，才能战胜困难。这种精神品质，又只有在险恶的环境中锻炼得来。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艰难环境的历练，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经过这一难关，人才能在根本上成熟起来，才能担当天下大任。

第五是站高望远，不自满自足。孟子还要求传播者志存高远，厚积薄发，具包容天下的胸怀。志向远大，对人生的激励作用越大，其行为的动力也越强；而远大的志向，又寄存于博大宽广的胸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为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只有站得高，眼界才能开阔；只有眼界开阔，才不至于自我满足。作为传播者，不仅要树立远大的理想，胸怀天下，还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的传播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