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英国与非洲的

第十六章　英国与非洲的 报业新闻工作者

Rex Winsbury

舰队街

毫无疑问，杰瑞米·腾斯图至今仍对新闻工作者很感兴趣，包括他们在做什么，是如何做的，他并没有利用社会学理论来研究这个。我曾经辛苦耗费大半生“受役”(我故意用这个词，原因见下文)于的这个“无组织”的行业。我在“舰队街”的时候(那时候还是称为舰队街)经常告诉他关于西班牙海关的趣事，新闻工作者们就是从事着带秘密色彩的职业活动，至少在我所在的分支当中就有一些被称为“职业”，但是我仍然怀疑这个名字的实质含义。

杰瑞米作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家，过去和其他在同一分支的新闻工作者们努力检验我的主张(工业新闻分支，是一种典型的舰队街职业联合报道的婉称，在过去的职业联盟里总被当成头版新闻)。通常，他们拒绝透露这种运作知识，害怕他们的秘密职业被泄漏，从而威胁到他们的生计。所以杰瑞米经常无法将他的调查研究印刷出版，尽管那全是关于新闻工作的优秀书籍。那些调查研究者可能已经随着研究者自身的消失而消失殆尽了(或许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也认为那些印刷的或者是电子的报刊杂志提出过一些社会议程，那么这些议程是如何提出的呢？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把来自不同的报社中的优秀新闻工作者集中组成一个团体，从而形成坚强的专家核心。对每个团体来说，两家或者三家报社将被分配负责处理各种烦锁之事；在傍晚打电话给职业联盟官员，再将他们给出的信息及时汇总为第一版本。当第一个版本出版发行之后，第一份副本立即由邮差传播到其他各个全国性的新闻报社(当然通常只有一个院子的距离)，通过细致的检查以确定是否有遗漏。晚上过后，所有重要的伦敦版本的新闻便被印刷好了(第一版本常被运到英格兰或者海外，而这些版本未必真正有价值)，所有的报纸对于昨日事件的报道都显著地一致。

关键并不在于这些是不是真实的报道，或独家报道，或完整的报道，也不管它是不是公正的。关键在于所有的报纸应该或多或少要报道同样的事情。这种不成文的规则的例外情况只能是，如果你有真正的很好的独家新闻，当其他报社来不及复制的时候，你可以保留下来作为你后面的版本(这被冠以“进一步报道”的尊称)，而不会被视为破坏委员会的安排。这样的新闻才显得可贵，在新闻理论中，这就是竞争。

这种运作并不是工作理论上所谓的阴谋，它的本质目的是自我防卫。如果你的故事被外界攻击或提出疑问(也就是说，你所写故事的主体敢于否认你的版本)，你不得不向你的上级主编证明它，你至少可以说“看，所有其他的报纸也是这么说的”来替自己辩护。因而其中肯定有问题，不是吗？

与此相反的是，一个故事关键的检验不是它的真实性，而在于它能否被推翻。这里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检验方法，查看你的草稿，找出能够容易使它被驳回的事实、人物或言论。这个故事可以防止被攻击。许多故事是半编造的故事或者专家编造出来给权威机构看的，你也会信以为真，但又不想与之同流合污。然而，另一方面，正如优秀的研究员杰瑞米·腾斯图所指出，真相的来源很难懂，如果它的确存在，能做的最好也就不过如此了。当我现在路过舰队街时，这些记忆经常会出现在我脑海里，现在真是条‘耻辱街’啊，它被遗弃的办公室与往日的辉煌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正值我将要毕业，我第一次踏上了这神圣的地方，并发誓要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曾经常在被称为“黑色的鲁比彦卡”(Black Lubyanka)的地方外面驻足，它是莫斯科臭名昭著的KGB监狱和审问中心的见证(现在重新命名了)。我们是说，那个在险恶的战争中收容过比弗布鲁克帝国的玻璃怪兽，这个曾经著名的《每日快报》和其周版日稳定的合作者，曾经是辉煌的、反动的报刊杂志和独裁的所有者，与“十字军和长剑”竞争，现在就如同一只等候修葺的废弃的船，布满了垃圾和污点，作为阿西曼地亚斯(Ozymandias)损坏的容貌而存在。

但是，它是关于什么的呢？在舰队街鼎盛时期我们支持的是什么？舰队街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报业聚集地，世界上所谓的自由媒体的典范。注视着那些现在已经被遗忘的舰队街领地废弃的堡垒，我想起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曾为两家世界上的报纸巨头工作过：一个在舰队街，另一个在非洲。在某些关键方面，两者经历很相似，那些相似方面，却并不是自由媒体理论上案例里的给人深刻印象的那些部分。在另外一些方面，它们截然不同，它们表明了一个强大的报纸(或电视，只要符合天时地利)在维持或创立着多元的社会方面扮演一个有力的授权角色，无论是在工业经济还是新型经济中；同时也表明了媒体所有者要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从而可以独立于政府之外。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合适的主张——一个“授权角色”并不是民主社会通常的理论用语，报纸巨头通常被描述为坏蛋。但是，这个角色很重要，可以说与消除贫穷、教育、良好的医疗、社会公正同等重要(但并不优于)，就像一个社会的标志一样，权力中心或多或少要对平民责任。令我至今仍然不解的是，为什么这种角色的扮演者至今一直是专制独裁的、特殊的个体，而不是具有合作精神的新闻工作者。但是，基于我在非洲的那段经历，据我所推断，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民主力量的平衡是关键的问题。他们能扮演就比不扮演这种角色强多了。但是，我想说，难道我不应该继续为他们两个工作吗？

让我们先以两段很逗乐、很有启发性的轶事开始吧。每一段都涉及我曾经为其工作过的报纸巨头。

轶事一

在《财经时报》当了两年的学徒后，我带着无数的梦想以工业记者的身份加入了伦敦的《每日电讯》(后来我庆幸自己又返回到《财经时报》工作)。这段经历非常令我惊奇，不是因为那儿成堆的发黄的稿件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也不仅是因为在我工作的第三周，新闻编辑代理人就把我叫到他身边，告诉我该怎样编造高级主张(例如，“不要让我失望，明白吗”)，也不是因为两年后，在互相达成共识(也许没有)的情况下，我离开了这家公司，而是因为在这个纯粹独裁主义的环境中工作是多么的让人震惊。

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每天早上，高贵的报社拥有者哈特韦尔阁下——“迈克尔先生”(Michael Berry)——会召集编辑们到他面前，仔细检查晨报中空洞的细节，与其他报纸进行比较，批评并要求进一步报道、发掘新故事、详细的细节或其他一切的一切。职员尽管对其要求感到敬畏，但还是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任务，然后转录到冗长的纸张上(看起来真像白色的卷筒纸)。接着由新闻编辑逐条剪成长条，然后在每张纸条上署上负责各个项目的新闻工作者的名字。每张长纸条被放入一个很脏的棕色小信封，在早上10：30左右的报告会中，倒霉的记者名单将被公布出来。

在这些小纸条上没有任何的复杂的说明。那都是些上帝(上司)的话语，对编辑或新闻编辑提出抗议将毫无用处。“以前已经做过了”或“那儿没有什么故事”之类的话一点儿用都没有，得到的反应将是：“对不起，老家伙，老板需要的就是这个。”

这使得我们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中。我们就这么生活在这些信件的恐惧中。《每日电讯》因它新闻的覆盖面广而出名，无庸置疑，这种独裁的管理手段非常有效，与比弗布鲁克巨头的“黑色的鲁比彦卡”效应没什么差别，只不过比弗布鲁克用的是电话而不是碎纸片。我的一次遭遇(确切地说，靠近了火药弹)让我差点儿与上帝(上司)握手。我接到一个电话让我立即去顶楼，就在那儿，哈特韦尔统治着他的王国。通过穿制服的门卫(守卫在通往他主人房间的大厅，看起来像冥府的守门狗)，我被领到一个空房间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没有任何人，我坐立不安地被留在爵爷的房间里。

接着，一对双重大门打开了，出现在我面前是一个我在欧洲见过的身材最小的男人，透露着意大利南部的老封建阶层的气质，穿着一条黑色长裤和一件长袍外套。显然他是这儿的男管家。他说：“迈克尔先生想知道……”我忘了到底是什么内容，不过不是重要的问题，我回答了他的问题，管家又退出双重门。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现了，说：“迈克尔先生还想知道……”，我又答复了他。他退出来，第三次出现他只说了一句：“谢谢您，结束了。”我就这样被遣出来了。我从未见过迈克尔先生一面。

轶事二

我效命过的另一个独裁者，那次是在非洲。我经常留意看他，在一些人眼里，他的确是个上帝，他的行为举止不仅仅像是一个人。他是阿卡·可汗，国家是肯尼亚共和国，报纸是《国家报》。我在20世纪80年代为之工作。对于为他效命过的忠诚的伊斯梅利人来说，不管他的思想和出身怎样，阿卡·可汗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神，是伊斯梅利共同体的核心信念和经济“宝库”。他是一个活跃的、文雅的并且有思想的人(如果他是人的话)。我到现在还很饮佩他的理想和雄心。要不然，我过去也不会为他工作。

此外，他也拥有大量的赛马。当我还是一个低层职员的时候，他大概就有450匹——没有人敢阻止他他想得到的。或许有点儿吝啬，我发现要我称呼他为“尊贵的殿下”太难了，最后还是采用传统的英语说法“先生”，我想四五年之后，当我离开这个国家，这些称呼根本没什么意义。或许是，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不会无限期地为一个独裁者工作。

我在肯尼亚的主要工作是为一个机构——“国家集团”(关于它的内容见下文)建造一幢大厦。为了建造和筹资，必须和该国由伊斯梅利共同体管理的很多金融机构打交道，这些机构由精明且严谨的信奉者来管理。因此，从阿卡·可汗总部巴黎郊外的埃格蒙特(当然在一个大赛马场旁边)——发过来的传真或电报，它的遣词造句都是经过再三斟酌，没有任何可疑问的，仿佛是来自上帝的一个法令，我对它的尊重就像20多年前对哈特韦尔阁下的文件一样。

我敢肯定这些文件是由秘书或者操纵着总部的某位非伊斯梅利副官来起草的——所以这些文字并不神圣。但是我的看法无关紧要。他说一句话，我们就得服从。只有在服从的前提下才允许一定的独创性。

在新大厦的建设事件中，他们提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一是建设一座豪华的显赫的大厦，并且在设计上能赢得国际喝彩(除了赛马之外，阿卡·可汗对建筑的兴趣也非常浓厚)；另外一个要求是维持一个严谨的商业计划，在该项目上要有清晰的经济收益。伊斯梅利的公理是：商业就是商业。

对我打击最大的是，每当要给大厦增加一些新的装饰或其他开支(比如，铺设大理石)时，他们总要质疑这样会不会危及到将来的收益，尽管在用大量的新数据重新创建出一份商业计划书后，结果仍然说明有一笔可观的收益。次。我没法说电子数据表是对还是错，因为我不知道。但这提醒了我，数据比我们信赖的统计表更富有弹性。

以上所述都是附带的序言，尽管我也希望会是个信息广泛的序言。比较严肃的问题是在非洲那个国家那个时期，肯尼亚报纸拥护的是什么？它对西方国家传媒的理论是不是有所冲击？

肯尼亚的新闻机构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肯尼亚有三家竞争激烈的全国性报纸，其中两家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不同寻常的是，在沦为殖民地后独立出来的非洲，一个党派的立场和一个人的规则都可以成为标准规范，那儿只有一家全国性报纸，由政府所有并负责发行，就像地区性的广播台、电视台都是政府所有并由政府掌管。换一种说法就是，媒体只是政党统治的武器和代言人(也只有这样才是合法的)。其背后隐藏的理论是(如果还有其他任何一种理论背离绝对统治原则)，为了国家发展和民族建设这个高于一切的理想，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一家具有威胁性的或有潜在分裂性质的媒体的存在。总而言之，他们要求媒体在民族主义政府的背后充当调动大众积极性的角色。

然而，因为历史和产业结构的原因，肯尼亚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过去曾经有3个日报在销售。起初是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旗帜报》(The Standard)，这曾是独立纪念日之前白人居住者(主要是英国人，也有一些南非人)的报纸，它一度是肯尼亚唯一的报纸。然而到了80年代，它被跨国公司伦何集团(Lonrho)所吞并，伦何在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对包括旅店、电动机交易、农业、采矿之内的诸多领域有广泛的兴趣。公司的缔造者、老板小罗兰具有超凡魅力并且颇有争议。他就像一个非洲首领对待自己的封地一样运作整个公司。很明显伦何有许多非报纸的商业利益来轮流保护报纸。在80年代，《旗帜报》的内容反映的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白人读者利益。

接下来，《肯尼亚时报》诞生了，它是作为私人投资由肯尼亚著名的记者希拉里·尼格维诺(Hilary N´gweno)(肯尼亚人)发起的，但是没有成功。因此，它被占统治地位的唯一的政党卡努接管，并成为80年代政党和政府的代言人。如同许多此类的出版物一样，它极不容易地在它扮演的官方角色和在三角战中抢夺读者的需要之间徘徊，因而卡努为此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具体的将由下文详述。

第三个是《国家报》，我在那里工作了4年。它由阿卡·可汗(伊斯梅利信徒领导人)于20世纪60年代创建。那时正值肯尼亚从先前的英国统治下独立起来，该报的建立使新解放的非洲人民有机会发出他们独立的声音，并被视为促进了国家政治、社会的发展。阿卡·可汗在肯尼亚拥有广泛的产业，例如旅店、制造业、医院、学校、银行和保险。《国家报》的创立被许多人认为是一项精明的行动，通过它示范对国家和国家进步承担的义务来保护这些方面的利益和肯尼亚伊斯梅利的潜在利益，我对此不置可否。但是，《国家报》在其他意义上并不是一个伊斯梅利机构。这些年来，最初的白人雇员让位于占统治地位的肯尼亚非洲雇员，因而到80年代中期仅能看到半打的白人面孔。

由奈洛比出版的三种报纸各自都有一段与众不同的、多彩的、有影响力的历史。三者显著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是用英文版发行的。肯尼亚的语言情况很复杂。国家的官方语言是斯瓦希里语，邻国坦桑尼亚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在痛苦的独立斗争后，肯尼亚非洲民族主义者不能容忍把英语继续作为官方语言(尽管印度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斯瓦希里语是沿海地区的语言，在内陆地区没有被广泛使用；它被看做是“厨房语言”和人民党党员演讲用语。所有的商业和官方事务都是用英语处理的，肯尼亚人也自然需要英语与外面的世界交流。最重要的是，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是由许多不同的部落混合居住(英国统治造成的)，因此所有的肯尼亚非洲人使用他们当地的部落语言——基库尤语、卢奥语等等。

这意味着，一方面，所有的肯尼亚人必须说三种语言，另一方面，由于英语不可避免地作为人们能够读懂并且想了解事情的共同语言，这迫使人们去学习并使用英语。结果，就有两种是斯瓦希里语报纸，但是它们只是英语报纸的简化版，页数少了很多，内容则翻译自前一天的英文报纸，主要读者是家庭妇女。

新闻机构为的是什么？

因此，从这个不寻常的历史背景来看，英语出版媒体在肯尼亚社会中扮演着至少四个角色。首先，它艰难地坚持着媒体独立于政府这种观点；第二，它证明(或努力证明)多个媒体存在的优点，具有竞争性，媒体成为追求真理的机构；第三，在一个当时文盲率很高的国家，它尝试维持并提高英语的使用标准，并维持普遍追求文化的动力，当时即使是记者对英语的掌握也不是很完美。甚至对许多文化班来说，离开学校后能读的仅仅是报纸；第四，在当时这点是隐藏的，即在商业环境中它自己要生存，以应付多党制在肯尼亚被重建(在写此稿时，这一天已经要来临，但还没有实现)，一个自由的媒体能够在一个新的、更加民主的环境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与国家总人口来比，英语出版物的总发行量并不是很大——一天40万份，而国家总人口大约为2000万。但是，刊物被传来传去，在商店、酒吧、私人家庭中广为传阅。实际阅读量要远远大于发行量。在三者之中，《国家报》最为.销，大约一天20万份。作为市场的领头羊，它具有商业上的和政治上的双重特殊责任。党报《肯尼亚时报》居于末席。

20世纪90年代在非洲盛行个人化和民主化的节目，这主要(但不仅仅是)是因为有世界银行和其他大型国际组织的赞助支持，从政府的管制中解脱了出来。虽然这还不是一个全球性的成功，但跨界的卫星传输电视信号技术会逐渐取得成功，因为政治压力对此只能起到部分作用。尽管如此，人们早已意识到在一个政治尚不成熟如一党专政的国家，一份强大的报纸也许是最好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能与该政党相抗衡的机构。

大体上说，在一个更民主的政治环境下，媒体的基础设施已经存在了，在肯尼亚至少印刷业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工作就是保护它。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能这样做的原因(除了媒体独立之外的更广泛的原因)只是因为有两大国际媒体巨头支持我们。即使如此，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意料之外的第三个国际媒体巨头的干涉。

马克斯韦尔因素

我是1986年来到肯尼亚的。在此之后不久，在内罗毕的大型足球场上发生了一次政治集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在斯瓦希里发表了讲话。如往常一样，他用的是地方语言。这次讲话的官方英文版本中(与他的实际讲话内容往往有出入)没有提到任何特殊的事情。但摄影师提到说在他旁边坐着一位英国人，当我们问及这个英国人的姓名，并看到照片后，我们的脑袋几乎快爆炸了，居然是——本不应该是——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他现在究竟在干什么？

马克斯韦尔与《肯尼亚时报》早已签署了商业合作关系，负责激活时报当时不景气的经济状况，并把它打造成为肯尼亚的主流媒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到现在还是个谜——实际上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像是谜。最好的一个猜测就是，他希望能从这些国家印刷物(如教科书)中获取利益。然而，马克斯韦尔干涉进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信号就是，几个月后，《肯尼亚时报》出现了复原的橡皮版印刷(据说在墨西哥供大于求)，且出现了《每日镜报》职员来帮助编写报纸的局面。

可见这三大国际媒体巨头之间的对抗仍在继续着，在这个规模虽小但声望很高的报业市场上争夺着霸权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总统就没有什么理由让其余的媒体过上舒服日子，实际上他也的确这么做。在他的公开演讲中(在斯瓦希里)，他总会定期地批评这些“国外媒体”干涉了肯尼亚的内部事务，或点名批评《国家报》(领导报纸)。这不仅是例行的政治活动。要想控制媒体，用些适当的手腕常常要比用政府的审查制度更加有效。

《国家报》及其他国外报纸的致命弱点就在于“进口许可证”。报纸用以出版需要的所有东西——中等质量的新闻用纸(因为当地的材料很差而且易碎)、油墨、现有报纸所需的备用品和机器、新机器——都要进口购买。那就意味着，“进口许可证”要从相应的政府部门取得，同时，我们还要申请外币用以购买。

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总统的不友好演讲，是公务员们将我们的进口许可申请表扔进公文格最底层的绝好借口。因此，我们的新闻纸商店是时而兴旺时而萧条。如果我们顺利拿到了许可证，仓库里就会堆积大量的新闻纸，也许足够3个月使用，其数量甚至大大超过了任何一家西方报业公司所能容忍的范围。而另一方面，如果许可证不能及时拿下来，我们可能就要面临着完全无法出版的窘境。

不过另外也必须提一句，我们从来没有遇到拿不到许可证的情况。简而言之，政府和我们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从其他角度来看，这种关系也许会更明显一点儿。如记者、摄像以及发行商有时会被警察抓住，被抓到肯尼亚监狱那种让人很不舒服的地方，但这不经常发生。更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报社编辑与总统及其随从人员总是保持极其频繁的联系。

总统会私下致电编辑，这是肯定的。也许不会是总统本人，但也是他的一个亲密伙伴。我们不知道这究竟发生得多频繁，这对报纸的内容会有怎样的影响。编辑可能会说他们只是谈论一些私人事情——因为某些原因，他正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人们期望他能遵循西方独立新闻报道准则，坚持新闻自由；另一方面，他必须保证报纸不会引火烧身，正如人们一般所猜测的那样(虽然我从未听阿卡·可汗本人说过)，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报纸老板不希望《国家报》给他在肯尼亚的其他产业带来麻烦。

在一个政治上独裁统治的背景下，编辑座椅上的主人不断更换，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那还有什么如此新鲜呢？好像所有这些都足够了，但对于像《国家报》这种地位和形式的新闻机构的生存，仍然潜伏着深层的威胁。

技术陷阱

我应该说清楚点儿，我没有做过编辑的职位，我还被特别地警告要远离编辑事务。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期，来自外国的白人新闻工作者要为黑人读者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知道做到这点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编辑培训官，他试图提供英语写作和报道的标准；还有一个是白人编辑顾问。他们一个是澳大利亚人，一个是爱尔兰人。因此，我想他们俩作为肯尼亚的以前的殖民地居民，更能接受这儿的政治环境。

另一方面，据称，一位我的前任因为干涉编辑事务而被政府驱逐出该国。我用“据称”是因为谣传比当时肯尼亚的事实更为盛行。我的角色很平凡也是很基础性的：制定公司的实物资产计划，并负责所有的盘查工作。当《国家报》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时，它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不过这是距我来到这儿20多年前的事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进行技术改革，从而赶上世界报业的发展。

结果，像非洲其他报纸一样，《国家报》陷入了永久的生产危机。曾经属于革新事物，但现在已经落后的照相排版磁带系统仍在持续地损坏中。片和图版都杂乱无比，设备也很陈旧。报社应该时刻警惕因使用当地制造的低质量新闻纸引起问题恶化的风险。整个公司就是在一个经过装修的屋顶涂着锡的小面包房里。它没有能力扩大发行量，更不用说增加特色。简要地说，整个公司需要对它的物资资产结构做一番全面的大检修，从而迎接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挑战。

要及时更新新闻设备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当新的装置引进并测试时，报社不能像其他产业一样可以停产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如果报社不能每日运转，那么它会损失一大笔金钱(也会在发行量上输给竞争对手)。因此，生产必须是永不间断的。

另外一个因素相对次要，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要经常面对。你引进的技术是什么样的水平？在很多(但不是全部)这样的国家中，你可以引进的是最新最具领先地位的设备，但却很难找到负责设备管理和升级的技术高超的人员和专家。与此同时，公司也没理由将大量的资金花在明显落后陈旧的设备上，而且地区的强烈自尊心也不允许这么做。因此，在高速发展的工业时代，你需要的是确实坚固耐用的但又只需要较少维修保养费用的高级现代化设备。

并且，你必须用还不充足的外币来支付。我们很幸运地发现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实施对外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机构)准备通过背对背安排贷给我们100万美元即USAID用硬通货为我们支付设备款，而我们只需用等值的本地货币(不可兑换)偿还该款项。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购买美国的设备，这对于前英国的殖民地来说很遗憾，但在基本资产大检修的第一阶段，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用计算机处理的排版系统，之后又扩展到摄像机、制版等印刷设备。现在又要建设欧洲风格设计的全新的大厦，将为内罗毕(肯尼亚首都)的大街增色不少。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直到我在工作4年之后离开了肯尼亚，这些工程还没全部完成。

结　　论

这些都值得吗？10年来，丹尼尔·阿拉普·莫伊现在仍然是肯尼亚的总统。像我所写的那样，他正和昔日的政治死对手私通，一起在可预知的将来掌握国家政权。他是个老谋深算的、富有的政治家。现在已经有合法的反对派(在20世纪80年代并不存在这样的党派)，政治言论也逐渐自由了。尽管民主党派自从独立以来就一直掌握着政权，但肯尼亚并不能称为一个民主的国家。肯尼亚的经济状况很差，像其他非洲地区一样，肯尼亚还得与艾滋病作斗争。

另一方面，除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短暂的政变，迄今为止已经基本没有种族内战的血腥事件的发生。这种内战已经毁灭了很多非洲国家，而关于政治犯的记载并没有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在新的社会风气中，《国家报》比以前更坦率、更直言不讳。

众多独立的媒体在肯尼亚度过了艰难时期(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仍然以某种方式幸存下来。这些年来，肯尼亚逐步解散国家政权结构，使它能够逐渐地(或者说间歇性地)走向更开放民主的生活方式，而不用看到像在乌干达、卢旺达、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扎伊尔以及非洲西部部分地区的流血事件的发生，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很难证实事件的本质。但如果可以接受的话，确保主要新闻集团拥有印刷发行的基础技术手段，这对一个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政治改革有很重要的贡献。这段时期，关于“非洲复兴”的言论有很多。同样，也有一些悲观者认为只有新的南非才能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扮演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角色，并且怀疑他们早期的承诺。因此，最终的裁定很难下达，也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唯一剩下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即三种势力争夺着这个小国家的读者。这三种势力是被三个著名的、实力雄厚的、独裁专制的人控制的报纸，他们没有一个是当地人；他们生存在第四个拥有强大权力的独裁者的警惕和怀疑的眼神下，这位就是总统先生。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小罗兰、阿卡·可汗和莫伊总统——这是活跃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四个很特别的大资本家。但是我怀疑，在其他的分配体制下，这种伪装的众多独立的新闻机构能否在肯尼亚存活下去。

仅此一次，让我们赞扬一下报业界的大亨——在他们没有实行垄断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