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利益冲突

第十三章　利　益　冲　突 ——新闻工作者、媒介和赞助新闻业

Hanno Hardt

在美国，随着媒介编辑部的新闻理念发生重大变化，“公共”新闻业随之产生了。随着以“集团化、集中化及过度商业化”为特性的媒介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新闻理念的变化和“公共”新闻业的出现都标志着美国报业文化的最新转变，也证实了新闻工作者开始减少他们的职业自由。(McChesney 1998：96)

新闻工作者的权力收缩在美国依旧是一个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他们常常可能会因为采纳了某个没有公信力的名人的观点而被解雇，如果挽救不及时的话，公众舆论将把这种情况作为一个人们青睐的话题，以捕获大家的注意力。相似的，认为公众是明智的并希望从新闻报道受到启发的观点也已经取代了过去认为大众无知的断言。

同时，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推动新闻实践超越传统观念。结果是，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媒体由于普遍的商业利益，也开始转变其定位和记者的报道方式，削弱其权威性，同时广大受众也因此无法接触到传统媒介，取而代之的是有特殊信息需求的中产阶级客户，他们都具有可预期的潜在消费能力。

本章强调了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新闻工作者的作用。随着曾经主导了20世纪的乌托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遭到摈弃，它们所建构的以传播、参与和民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结构也随之坍塌。这也是对历史进程的警醒，说明相对于市场和新信息技术等经济基础来说，新闻业在文化实践方面的功能是次要的。在上个世纪，新闻乌托邦观点认为作为独立的“第四等级”^[1]——新闻业应该建立在记者的集体成就而不是媒介机构的权力之上——而这一观点已经被来势汹汹的商业解决方案所取代。这样一来的经济后果便使新闻业中那些传统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决定因素变得无足轻重，包括记者的作用、新闻工作的本质和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也不那么重要了。

事实上，新闻业作为一项文化实践的观点在定义上已经经历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过程，涉及到工作观念的转换、工作场所的技术进步和不稳定的市场经济困境，因为媒介利益已经融入了大众社会政治体系。媒介已经很少成为脑力劳动的推动者。让记者的工作不受商业导向下家长式管理的指引，这种带有霸权色彩的职业特性，其社会政治结果就是新闻实践的传统观念消逝，媒介公司对当代记者的角色、功能以及对“大众”传播方式的控制加大，并且整个媒介的社会政治意图操纵加强。

一项支持新闻业的运动——由几项基金会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已经在公众的帮助下，联合了学术界和媒介管理部门试图改变当地新闻的报道方式。这次活动的中心部分是“公众生活与媒介研究”——由John S和Jams L.Knight基金会资助(包括Kettering基金会、美国新闻协会和纽约大学新闻学院)以及“公民新闻业的核心”——由Pew Charitable Trusts资助(还有Poynter媒介研究协会)。在最近关于美国新闻业未来走向问题的研究中，前者致力于做“公共”记者与“公共”新闻业，而后者提倡“公民”新闻业。两者都倡导应该联合起来保证公众参与，恢复媒介及其报道的接近性和相关性。

这样的发展不仅对包括专职教育在内的职业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影响，也影响了社会以及信息、知识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它们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系统来搜集发布信息，而且更加直接的是出现了一个权威，它能够定义信息的本质和类型，这些信息又为社会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础，还出现了一种欢迎商业和工业赞助的新倾向。在这一点上，它给出了一种对民主的新理解。当信息的范围和质量——包括其特征和可接近性——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和工业的社会，经济或政治需要而不是公众的信息需求时，民主便变成了一种私人事务而不是公共责任。最近的一部纪录片《新闻编辑部的担忧和偏爱》说明了由新闻组织机构制定的双重标准及其对记者的影响(Sanders and Baker 1998：165－74)。

问题的关键是对新闻工作的界定和它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这一职业的本质和记者的未来。从根本来说，“公共”或“公民”新闻运动证明了媒介基金组织对于媒介政策的形成具有机构性力量，它们为美国媒介作为商业性公司提出了新的存在理由，这使美国的新闻学院系感到了困难：包括高等教育的产业化、特殊媒介利益对定位、规模的潜在影响美国新闻学教育的内容。

面对主要的制度性变化已经重新界定了“公众”和“记者工作”的概念，“公共”或“公民”新闻的拥护者为新闻下了新的定义，一方面适应公众的要求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明确地根据“公众”和“新闻”的概念来突出他们承担的报道。毕竟，新闻还是被认为是“公共”的，有“公共利益”，对“公众有好处”，而记者总是被定义为第四等级的成员，以个人名义被雇佣并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然而，新的定义也有局限性，在新的所有权和公共参与的形式下，或者对专业主义的新理解，认为记者应不受编辑控制并承认他们职业独立性，新的定义不鼓励在这些情况下追求公共利益。

事实上，“公共”或“公民”新闻业的叙述使人想起一些进步性的观点，即认为有必要作一些改变，努力改善民主环境。然而不幸的是，这一状况却仿佛是恶化了，它的结果使新闻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结果是，记者的觉醒和他们报道中所使用的言辞表明社会愤世嫉俗的情绪十分普遍，而由于对媒介工业中智力劳动的类型和质量的要求不断变化，记者们对工作(和报酬)的不满也是一种迹象，表明社会中基本的社会经济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并对工作场所产生了影响。

一个强势的、公正的媒介操纵社会利益的神话在当今十分普遍，这无疑是由媒介的自我提升所带来的，这一自我提升包括歌颂新闻工作历史的文章和偶尔一些新闻工作上的成就，它们会满足那些有进取心的记者，使其采访活动不受约束，而不是做一些建立在媒介所有者持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公司的集体行为。这样的一幅媒介景象包括记者的工作，其作用被成功地包含在有组织的媒介结构当中，它们通过一套恰当的程序占有了记者，还占有了观众本身，观众在搜寻社会真相上，显然是记者的同谋。当“占有”支配了雇佣的条件和对工作的定义，包括内容上的决定时，它描述了记者融入信息收集系统和新闻生产的历史进程。它包括对代表机构力量和专有社区观点的传统神话的支持，表明了记者在第四等级活动及其专业实践中的积极参与；这是一个授予地位的过程——包括晋升的承诺——这反映了在个人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和成功的过程中社会和文化激励因素所发挥的有效作用。

然而，“公共”新闻业运动并未审查新闻实践的先决条件——例如，新闻工作的本质和产品的所有权形式，以及为未来新闻记者改善工作条件带来的结果——这时去质疑控制传播方式的做法似乎是合适的(且必要的)。然而，“公共”新闻业的提倡者呼吁新闻记者的公民意义，或者在管理部门的支持下，要求其遵守对公民承诺过的新规则。他们的辩论取代了早期的讨论，早期的讨论主要围绕媒介“第四等级”模式的出现，这一模式聚焦于这样的等级代表机构性利益，而记者作为等级成员的位置和他们与传播形式所有者的关系都还没有被当作问题提出来；甚至对这一模式的批评也没有把智力生产(新闻实践)单独当成一件有疑问的事情。把这些观点用于媒介中，智力劳动的因素被忽视，这些观点只是服务于媒介的反劳动利益而不是工作着的记者和他们特别关心的利益，因为这些利益与工作条件、表达自由及生产方式有关。

向信息社会转换的不可避免的过程造就了现代新闻业的现状。信息社会对记者、记者之间以及记者与机构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要求；当信息和知识而不是所有权构成了社会和政治的力量时(将社会划分成等级)，它也影响着工作本身的观念。结果是，“工作越来越少地被定义为个人的贡献，更多地作为传播系统和社会关系中的一环。”Alain Touraine(1995，188)发现：

“控制者努力以他们的需要为名对社会关系系统施加影响，被控制者不断地确认他的存在，却并不作为任何组织的成员，生产过程的要素或者一

个州的成员，而是作为一个自治的单元，其个性和他的其他角色不相一致。”

其结果不仅是疏离感不断增长，而且新闻业的构成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正处于21世纪的黎明。

然而，过去对技术进步的欢呼使得新闻工作者的未来变得模糊或被忽视了，尤其是历史记录已形成了社会对新闻业的理解。因而美国新闻业的主流叙述——特别是Mott(1942)，Jones(1947)，Hohenberg(1973)，Emery(1978)和Emery Emery(1988)——依旧遗忘了技术对新闻工作者的影响。但也认为由于新闻编辑部并未详细讨论新闻记者的工作条件，在这一特殊趋势之下，媒介技术的确是必要的因素，这些记者们使用侵占性技术被迫重复地做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以证明其职业的存在。(Hardt 1990：351)

标准的新闻业历史教科书支持并强化流行的观念——一种资本主义的天然形式——断言媒介技术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进步；他们生产精神形式的产品，记录媒介机构的历史，这些媒介都拒绝质疑媒介技术的发展并全都忽略人类劳动的过程——像技术对工作环境、工作定义、选择自由，并从根本上对个体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形态产生影响一样。

然而，媒介历史学家在最近的研究中认为，目前仍然缺乏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之职业身份的明确界定。根据Dicken－Garcia(1989：60)的观点，从19世纪70年代新闻发展成为美国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以来，它导致了从新闻人物发展到新闻售卖的变化，以编辑为中心的个人化结构也让路于社团主义，这集中体现在技术的进步、竞争的加剧、大量的发行、多样化以及广告成为赢利的一种手段上。相似地，Carey也曾提出(1969：32)客观报道的增长如何提高了对科技因素而不是智力因素的要求，由此对记者来说导致了一种“退步”。然而，随后新的传播技术的引进——从电报到电话到电脑——不仅加强了控制，而且增强了工作过程中的匿名性，并使记者难以要求其独特的智力劳动和创造性贡献得到认可。事实上，新闻记者的贡献自19世纪末期就“逐渐被边缘化了，随后由于技术上的地位，在收集、写作、生产新闻的生产过程中才受到重视。”这是Salcetti(1995：49)的观点。Douglas Birkhead(1982：20)观察到，“在历史上，职业记者似乎是将技术的理性和效率延伸到了新闻编辑部”，而Charles Derber(1983：327)警告说，职业的“技术化”将导致“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化”。最终，Im(1990：112)已经承认了记者地位的一种决定性变化，他总结说：“新闻通讯员，作为新产生的新闻工作者的一种，仍旧带着记者的旧标签，但和早期个人化新闻工作的记者相比，已经没有那么多个人的声音和判断力了。”

这种“退步”反映了市场条件下的商业因素，集中体现在技术专门化下要求信息检索而不是批评分析的能力，后者已经被用来转向教化消费者或留给那些持意识形态观念的专家，即使是有异议的，好像也最适合媒介管理，毕竟被授权的异议有助于统治权结构合法化。因此，为适应媒介目标的共同需要，对现代记者的智力要求被技术知识所取代。技术拆分了工作场所并分割了报道的过程，使得记者的职业价值变得不稳定，把其职业价值从他们自己的劳动中分离出去。一直以来，对新闻的定义和处理都以媒介官僚机构为中心，这些媒介官僚机构由关心某些特殊问题的管理部门所控制。在这样的境况下，人们注意到“受过职业训练的记者……可能在收集和发布信息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必要了。”(Burnham，1996)

换句话说，当代新闻记者面临着日益墨守成规的工作条件和对职业自主权的理解，而职业自主权已经被新闻生产和传播的科技因素“边缘化”了，这就是他们工作过程中的具体体验。对工作的这种理解在美国新闻业中已经普及了一段时间——这就有足够长的时间创造一种氛围，让记者们失去希望，尽管媒介机构已经认定新闻业是一种公共服务，合适的新闻记者是公众意愿的执行者，通过这种方式努力合作制造一幅职业立场和社会责任被肯定地赋予权力的图景。另一方面，记者也很少能够确定他们的选择和工作场所，对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对新闻这项公共事业的投入程度仍旧保留着自主权。正如William Solomon(1995：31)评论说：“像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记者那样，今天编辑部的人员尽管越来越把他们的工作视作是一份临时的工作，却包含了庄严的公众信任。”

尽管记者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历史上说都是毋庸置疑的，美国从未在新闻界拥有发表自由、独立言论的权利问题上存在持续的公开辩论——无论代表媒体所有权的经济或政治利益是什么。因而，当媒体活动占据了公众的想像力，因为可感觉到其对社会的影响，记者们经常就会被社会集中看作是商业媒介机构的成员。结果是，只要他们与媒介机构划分在一起，记者们就会被认为是基于私人的而非公共的利益。事实上，媒介公司的权力部门把记者看作是新闻工作者，而不是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通过剥夺他们的职业环境并阻碍记者间进行职业联合的机会，或者通过读者向社会宣扬新闻工作是一种智力上的贡献。结果是，记者们受到那些控制传播方式的人的镇压，这些人使用专业化的职业观念实现他们自身的商业目的或者扩大公众对媒介作为一个机构的认识。

在将新闻工作者从同一组织的雇员与公众相分离的过程中，专业化的职业观念成为了媒介管理的主要意识形态武器。前者被认为在实践中是十分不同的，而公众作为客观的信息来源或者信息到达的目的地被建构，而不是作为有着文化含义的主观经历和参与。事实上，专业化的职业记者的发展作为一项战略，用于分离原本共享的印刷工和编辑工作者的劳动利益——通过承诺其社会地位和职业独立——仍旧是用于解释编辑工作的延伸和20世纪新闻业持续地由管理部门控制的主要来源。记者们的劳动利益组织作为他们为独立而战的潜在武器，成功地被镇压，位逐渐被认为是子虚乌有的，在来自劳动利益组织的压力不断上升之后，媒介所有者开始建构职业地位的神话，以孤立并击败这种联合性的活动。Herman最近评论指出：“专业主义并不是工人反对媒介所有者的反抗运动，而是被后者所积极鼓励的。”(1996：120)他将这描述成“新闻工作合法性的徽章”，划分了媒介工业里不同的劳动利益。而且它也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例子，在现代社会，专业主义如何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Meiksins(1986：115)所说，更通常地“对劳动力中起重要作用的一部分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并在定义为‘职业’与其他‘工资劳动’的工作之间制造难以逾越的界限”。

但是专业化的职业记者的根本问题是与不断改变的工作观念相联系的。当智力劳动从根本上对知识的改善或信息的传播构成了自主个人贡献时，在媒介管理部门控制下的当代编辑工作就变成了信息系统下的技术要求，这一信息系统是用来服务于精英阶层的客户而非广大公众的。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似乎缺乏专业阶层的权利，这一专业阶层的政策和实践应当足以保证宪法第一修正案对知识分子自主权的保护，使他们不受媒介组织机构的影响。例如，独立的编辑决定权。私人的商业利益胜过潜在的公众关心，这些关心与专业独立和职业廉正的需要有关，导致了捍卫机构性的而非个人的福利。

此外，“公共”或“公民”新闻业的产生造就了一个团体，这一团体能够响应它自己对信息的要求或者对有清晰集体利益的机构主张作出回应。毕竟，“公民资本”的存在取决于在社会或政治上积极的、有文化意识的且经济上稳定的公众，“公民资本”的存在也描述了中产阶级的活动。既然“公共”新闻业主要涉及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些讨论中就没有太多的余地，因为文化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传播和参与的问题成为了复杂的社会存在的重要因素。结果是，思考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有意义的：让中产阶级观众的关心和媒介的商业目的保持一致，以更好地代表这一阶层的利益。但这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即一个疏远、断裂的中产阶级公众能否通过改变新闻业的实践，重建起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在这一为社会利益而改善新闻业的宏大计划中，所缺乏的就是通过授权记者作为智力工作者并为非特权阶层的人提供像特权阶层那样的关注，通过这样的机会来拓展公众传播的范围。

在记者中进行的辩论和文学作品中将新闻界处理成有着特殊商务哲学和管理式样的结果是，不断变化的新闻定义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的话题。例如最近，Underwood已就新闻业的市场化进程如何重塑现代媒介提供了细节性的分析。虽然这一思想倾向具有高度的批判性，作者表明(1993：181)，日报依旧有机会呈现一种独立的、分析的、相对电视更有深度的局面。不愿放弃报刊业，他提出媒介所有者应调整利润边界，拒绝媒介聚合的形式，包括“传统的公众服务价值观和公众信任的原则，这些都是这一职业的基础”。看上去媒介所有者遵循他的建议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随着没有经验的新闻学毕业生或者有专门身份的失业记者作为廉价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媒介管理部门将会继续支配劳动条件并将其延伸到新媒体市场中，尤其是随着来自新媒介(例如像互联网这样的电脑和信息服务)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日益增长的需要，去追求利润最大化，试图吸引竞争者或加强他们对自身市场的控制。持续困扰报业的发行损失尤其是这样(Fitzgerald 1995)。

通过对社会中现存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理解，新闻采集的过程已经被公开了。然而，财富的累积和贫困的增长之间迅速改变的不平衡适应了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因素，并描述了阶级、性别或种族这些因素，这些因素作为消费的种类重新定义了媒介的对抗性功能并导致了和商业及工业利益的友好联合。事实上，理解当代新闻业的两难局面关键在于媒介所有者对它的定义，然而这样的定义总是自愿接受的，常常并不服务于其政治经济利益。

据Milton Frideman 25年前评论指出的(1970)，商业仅仅对赢利负责并服从法律。结果是，新闻的商品化——也就是，新闻作为一种工业产品——违背了新闻内容需要对社会负责任的传统要求；相反，它受市场要求和标准的法律限制，充斥着诽谤和对隐私的侵犯。在这一意义上，新闻的大规模生产不再要求专业人士的加盟，由一些廉价劳动力就可完成，只要他们精通电脑就更适合打包信息而不是练习分析能力。

事实上，“技巧退化”的过程——一个由Harry Braverman引进的术语，用于解释技术(或科学的合理性)是怎样改变现代工人(劳动力)的状态和技巧——继而影响到现代劳动力；它也威胁到新闻业并从根本上降低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价值。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技巧退化的过程从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新闻工作转向客观报道的路线，是事件而不是观点指导新闻实践。Im(1990)研究了Braverman的理论，把工作过程中的方法作为新闻工作劳动史的概念性框架，提出了工作和阶级的问题。然而在最近，信息的再生产已经给早期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并决定了新闻工作的本质。这一技巧的变化观念一度提出了关于专业主义的本质问题，这时成立工会组织的威胁如果不是真正的被消除了，也已经消失了，廉价劳动力的大规模取代在变化中的新闻工作定义下也成为了真正的取代。技巧退化的过程作为一项经营管理实践，记者们对此产生各种回应，从尝试保持原义或再定义技巧——努力满足新闻新类型的需要——激起反抗，最终一起放弃职业。

事实上，记者们从未直接地、集中地挑战媒介权力机构。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都持有共同的信念，由于资本主义和要适应技术要求，将新闻实践的主观观念放在了次要地位——这也使媒介权力机构很满意，如果不是强烈要求的话，部分原因是记者已经按照传统观念，解决劳动纠纷往往依赖个人的和当地的条件而不是系统的、与阶级有关的因素。媒介权力机构也以其他的方式对记者进行补偿——从一个短期的新闻工作承诺或工作调动到从事不相关的内部活动。

长期来说，依赖性和忠诚之间的不满意，如果是关键性的，对等级的划分和归类可能成为管理部门尤其棘手的事情。由美国社会的报纸编辑人力资源委员会出版的一项国家级调查成果(Stinnett 1989)为这一窘境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其新闻编辑部的讨论——包括新闻工作者的个性化——反映了管理的期望，但不能隐藏记者的不满。Stinnett(1989：27)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个人“感到卷入了这一团体，宣布整个社会的宗教价值，对新闻有深深的热爱和尊敬。在必要的时候许多人都愿意为继续服务于报业而做出个人的牺牲。职业目标是提供一个就业机会而不是提供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一角色包括“对社会有影响”(ibid：31)，并希望有一些重要的任务，包括分析性和解释性的复杂问题、调查性工作和信息到公众的快速散布(ibid：67)。这些理想严重受低工资、认识不足和低工作满意度所影响，并感受到媒介在追求社会利益方面是“足够的，但并不卓越”。尽管记者们通过新闻学教育作好了工作准备，但当其处于这一位置上时，记者对资历的感觉也不强烈。在一个全国范围的“离开报业”的调查中表明，有60%的雇员离开了报纸也离开了这一行业，这样做是因为缺乏“提升的公平性、做决定的参与性、提高的机会、平等的对待和价值上的贡献”(Editor＆Publisher 1995：23)。

像Breed(1955)、Sigal(1973)、Gans(1980)这样的作者曾经评论过记者的实践和他们在新闻编辑部中的位置。与最近的一些评论或惋惜一样，他们好像证明了当前的发现(e.g.Weaver and Wilhoit 1996)，即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是不愉快的，这一工作环境很少有机动的空间。

从现代广告和公共关系实践中显现出来的是一种新型的新闻业。它以表述日常生活中公正且真实的共同愿望为代价，提供共同的现实建构。它的意识形态的角色象征着前苏联体制下的媒介的政治使命，有着特殊的组织和向大众宣传的目标，为使社会主义最大化，努力通过加入商业化的社会性差异，形成一种消费者文化，从而使政治权力集中化。在这一进程中，表达自由被作为新闻自由的机构性因素重新组合，宣称代表了个人利益，听起来不像早期中央集权政治系统的口号——例如在东欧苏维埃统治下的国家——歌颂社会。这也是人们已经预测到的或觉察到的媒介商业意识的危险之一，其内容——代表了表达自由——将会被限定，致力于将公众看作消费者而不是作为社会民主力量的参与者和来源。

在理想化的观念之下，作为新闻业和商业的一种载体，报业应该承担公共职责并追求私人目标；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调查——受宪法修正案专门保护——构成了对民主法则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这一民主法则是对知识的追求和获取信息的需要。然而在现实中，新闻媒体的商业性推动力——受法律支持并几乎不受其所有者伦理考虑的控制——也引导着新闻实践，而负责任的新闻业和赢利的商业之间期望的平衡很少能够实现。事实上，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自里根政府以来，在放松管制的观念下最为合适的总结、引进和实践都导致了公共财产的私有化——就像最近美国通信委员会拍卖公共广播电视频道——为公共广播电视的让渡做准备。然而，更加基本的是，有关公众关心并代表公众信任的观念正在被私人利益的力量吸收或取代，标志着政府干预和控制过多商业力量的终结。这个过程确立了一个私有化的时代——包括在国内和国外，尤其是在新近建立的东欧民主国家，私有化成了建立自由市场体系的关键——缺陷在于记者之间全然不顾公共利益、包括对工人的保护。由于不断增长的商业化错把私人企业也当成了民主活动，世界上的许多媒介组织已经常常受到美国这种传媒发展的影响，CNN的新闻视角已经征服了全球的广播电视频道，并似乎产生了一个无止境的循环，四处的媒介都重新概念化传统的新闻理解和公共责任。

来自于广告主的压力，很久以来被视为对敢做敢为的新闻业构成了一种威胁，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系列正常的要求，作为一项团体服务，更多地引导共同执行与合作。换句话说，当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新鲜的——报纸从前已经这样做过——他们现在以一种带来机会的形式被广泛接受，帮助提供商业机会并改善这一团体的媒介立场。然而这样的一个团体，被限制在富裕的读者和商业团体之中，它们都是信息产业的主要客户。而且，在一个工作迅速消失的世界，根据William Julius Wilson(1996：133－4)的说法，媒介正被公司利用，把穷人排除在获知本来正在收缩的工作机会的信息之外。例如，在黑人居住地附近没有广告，因而有效地孤立了这些人，不让他们获知与他们有关的工作和信息。

事实上，纸质媒介已经渗透了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与杂志媒介合并的做法，目的在于通过一个可靠的、可信的且有影响力的论坛发布商业信息，提供商业机会。另外媒介公司的缩小规模，大合并和竞争者的数量减少都将加强这些发展并保证它们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遭受损失的不仅是那些新闻工作者——那些拒绝合作或从新闻媒体退出的人——公众本身，也将失去新闻工作者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利用专业技巧对商业和政治进行监督的机会。

与自己作决定如何管理他们的媒体不相同，所有者已经作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转换试图保持媒介市场的竞争顺应其主要顾客的需要——有影响力的读者和广告主。结果是，关于社会经济的调查性报告和分析性文章、政治话题和对抗的姿态已经大量地被声名狼藉的平静新闻事件报道所取代——如果不是与社会和政治毫不相关。David Burnham(1996：11)如此评价美国新闻组织：

新闻组织正在变得日益消极和草率。虽然具有独立思想的调查性报道常被记者们所称颂，但这事实上是一个稀少的现象。尽管有自我庆贺的花言巧语，日常新闻业基本的默认本质是一个问题，机敏的观察家很久以来都一直注意到这一问题。

此外，没有媒介实践的评论——同时缺乏历史性意识——也没有自我批评和公众检查媒介现象的回归。

在美国社会新闻业的角色定义已经被媒介的公共关系实践所最终改写之后，资本主义最近的情况就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下因为其自身的利益和其消费者的利益，新闻媒体打算进行改善。媒体的第四权力模式从未比现在更加过时，当前正处于一个社会主要机构间的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科技驱动下的信息和娱乐文化已经把工作过程变成了一个有限的和高度控制的活动，导致了包括媒介、新闻工作和记者们在内的各自劳动的同质化和退化。

新闻业作为独立智力劳动的终结也可能与对阶级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确信有关，既然阶级和阶级地位依然是现代公共传播包括新闻业在内的举足轻重的问题(Hardt 1996)。最初的记者们带有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特征，并表达中产阶级地位的期望。20世纪20年代，美国处于自由主义多元论的氛围之下，歌颂强烈的个人主义，对新闻工作者全体利益的认可的斗争不再属于媒介组织的努力，即重新就专业化定义他们的生产力，成功地将它与其他东西孤立开来，没有编辑、工人，而支持且加强对新闻工作者所表达的工人阶级工作条件的经济上的否定。结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斗争淹没了对职业地位的争取——包括编辑工作的准独立——未能采用媒介赞助模式；后者根据墨守成规的技术性任务理解新闻劳动，满足特殊的商业利益，例如生产没有观点、没有中心事件的报道。后者满足了消费者的娱乐兴趣，因而满足了广告商的需要，因为毫无争议的内容能够使商业信息的影响最大化。

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不会由商业市场提供；它们最多会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实践所引进，通过杂志——或者更可能是电子出版物而不是日报——坚决而又明确地指出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新闻业能够为有文化的读者群提供一种观点。这可能也很好地组成了唯一可行的新闻业替代性解决方案。信息的质量、来源和客观性是构成该解决方案的基础，这些因素决定了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的问题。然而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也依赖于挑剔的大众越来越希望得到更多综合性的信息及分析，表明新闻记者的成功在于民主社会中文化的和经济上的竞争以支持新闻业不断增长的需要；它也表明记者为了重新宣称新闻业在民主建构中的关键角色，与其各自公众的联合也是必要的。

Jurgen Habermas(1996)提供了一个成熟的民主观——基于传播的中心——包括机会、参与和自主意见的过程的平等，可以替代现存的民主概念。它代表了一种程序上的理想，即提供一个理想的演讲场所，这也是其传播行为理论的核心。相似的，可以说现存媒介理论的不充分就在于不能重新思考媒介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根据传播作为社会过程的潜力，有参与的特权且交换了记者的自主权；在后者的例子中，新闻业作为一种相应的文化实践出现，采用专业化的方式管理，成功地从媒介管理部门的控制中隔离出来，同时对构成社会知识的公众参与需要是敏感的。

另一方面，通过成为它们自己的代理商，商业和政府机构将继续生产信息包服务于其特殊的目的，有越来越多的直接到达消费者和公民的机会，同时当信息的来源和分析受到挑战时，便回避传统的新闻加工系统。事实上，这也是传统媒介新的党派偏见的开始，结果是一个更大的政治上的交换和妥协过程，提供并保护自身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对于一个赞助体系来说，它也改变了私人利益和公共责任之间的平衡，赞助商会认为信息是一项特权而不是权利，因为它取代了十九世纪的党派媒体。结果是，当美国社会需要一种批评性的报道力量时，新闻业的专业化视角一度结束，相反，一种新的新闻业出现了，以“大众”传播的形式，它将有利于商业，并在“文化商业化”的过程中，使广告的作用合法化，这是Matthew的看法(McAllister，1995)。

最终，第四权力的终结由来已久，当我们还在回忆媒介中印象深刻地批判文学时，它已经伴随着上个世纪媒介经济和科技上的发展而变化。但当市场力量形成并加强媒介在美国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和经济机构，记者——其智力劳动已经让渡于公众启蒙过程中专业可信度——在信息社会的进程中与工资劳动相交换。Michael Schudson(1995)曾经宣称新闻是文化的，同样的，新闻也应该发生变化，虽然他不知道怎样改变。特别是过去十年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表明新闻将适应赞助商的需要，记者服务于富裕的、受过教育的商业阶级的利益，包括商人和它们的客户，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党派关系和一种对公共利益的新理解开始主导公共领域。

注释：

1.本章在两篇早期文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一篇是“探索公共新闻”，刊于《传播学杂志》(1997)47(3：102－9)；另一篇是“美国新闻业、传媒与网络的终结”，刊于Javnost/The Public(1996)3(3)：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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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英国前三个等级是：上院主教议员，上院贵族议员，下院议员(资产阶级的平民)，新闻业被认为是第四等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