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影响

二、技术的影响

在今天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实中，技术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承认，技术是现代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大众文化的未来乃至人类文化的未来，无疑将被技术控制和决定。正如陈卫星指出的，新技术的发明会通过社会性扩散对人们的表达方式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公共生活的变化，“一切信息传播的技术革新都伴随着或源于大众传播工具的迅猛发展，从而为人数众多的听众、观众和读者打开大门，并扩大信息产品和文化娱乐的来源和手段，推动文化和社会的变革”。^[89]

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文化的生存和成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一种“用户积极主动和多媒体传播的全新媒介环境”，数字多媒体技术迅速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运用，传统的传播媒介、传播观念和传播方式被迅速改变，形成了人类传播活动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革命。美国学者马克・利维(Mark Levy)就指出，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技术”(比如文字印刷、蒸汽机、电子计算机等)，而在各个人为划定的技术时代，人们通常都将这个时代的“标志性技术”特有的某些突出性能，推崇为一种造福于社会及个人的积极因素。即将迈入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计算机技术和电脑互联网络也成为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之一。^[90]循着这一理解，我们可以把当今大众文化所面临的传播时代命名为“数字多媒体时代”。^[91]面对不容忽视的技术发展，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技术发展对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这里有三层含义：其一，文化工业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之后，其生产、分配和销售环节的管理更为精细，能够使生产者和销售商越来越有可能只生产和销售受众需要的大众文化产品；其二，物质生产的技术化过程不但是某一历史时期的一般消费水平和需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也是决定具体消费需要的主要条件之一；其三，技术化必须同商品化过程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对消费需要产生有效影响。^[92]也就是说，技术化并不自动起作用，只有同社会经济和生产组织相结合，并运用于商品化过程中才能发挥作用。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

技术发明本身比较说来很少具有社会意义。只有当它被挑选来进行生产投资时，只有当它为了特定的社会用途而被有意识地发展时——即当它从作为一种技术发明转向可以恰当地称为一种可以得到的“技术”时，其普遍的意义才开始。^[93]

其次，技术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众文化产品可选择性的增加和竞争的白热化。英国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就指出，“新技术把更多的文本、图像和再现带给全世界的人们”。^[94]在现今时代，“文化表现抽离了历史与地理，变成主要由电子传播网络中介与观众以多氧化的符码和价值互动，而最终汇集于数字化的视听超文本之中”。^[95]当前，以互联网、数字广播、数字影视产品、音乐CD、MP3、电子图书等数字化文字传输和音频视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渗透着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大众文化产品已经进入千千万万个家庭，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构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

在这个全新的文化空间之中，各种“传统”的大众文化形式都在发生着升级换代和更新，大量崭新的样式不断出现，大众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以及内容的丰富性，已经赋予了受众更大的选择能动性与自由度。这里需要特别加以考量的变化是：艺术创作反映生活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文化与其创作的原初语境发生了分离和重构，即所谓“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就是在一个虚拟时间虚拟地点重构一个新语境，也可称为“重置语境”(recontextualization)，或者说，技术创造的虚拟真实似乎比真实世界更加真实，是技术创造了比现实更真实的“超现实”或“超真实”。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的“两个环境”理论就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现实环境，一个是虚拟环境。按照李普曼的观点，人是进化中产生的动物，只能估量一部分现实，以维持他的生存，人类要想得到现实环境的真实图景，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况且，现实环境如此庞杂和多变，根本不可能被直接获知，所以说，决定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动的因素是人们面对的虚拟环境和人们内心里对世界的认识，因为“假若现实世界与人类的反应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和迅速的，不是间接的和推断的，也就不会有优柔寡断和失败”。人类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必须将其重新建构成为一个更为简单的模式，技术发展恰好满足了这一使命。技术创造的虚拟环境是否真实姑且不论，重要的是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期待、去行动，这个时候人们的行为不仅有其自身的真实，还有真实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环境创造了新的真实”。^[96]

英国学者罗兰・洛里默(Rowland Lorimer)还提醒我们，不应忽视电视遥控器对受众收看电视习惯的影响——“这一技术赋予了受众一种权力，可以随时迅速地改变电视频道”，一旦广告出现，轻轻一按，另一个频道就出现了；只要对一个频道的节目略感厌倦，轻轻一按，受众就可以离开了；如果受众想同时观看两个节目，也只须轻轻一按，就可以在两个频道之间转换。^[97]我们也要看到，面对技术的影响，文化工业不得不改变原来大规模的批量化的生产方式，针对不同阶层、性别、地域的受众趣味，生产更有针对性的大众文化产品，这就迫使大众文化产品努力打破类型化的模式，增强个性，也给文化工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次，技术发展使大众文化获得新水平的标准化、模式化，技术水平成为商品质量和决定需要的重要标准。20世纪80年代，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德(Jean Lyotard)就指明了这一前景，“电脑和信息传播已经改变了传统知识两大功能即知识研究功能和知识传递功能。知识的本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规模将知识移入电脑，使知识成为可操作运用的资料，所有知识都必须转化为电脑语言，任何无法变成数字信码而加以传递的知识，都将被淘汰”。^[98]在这方面，阿多诺的分析也是透彻的：

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它寄生在外在于艺术中的、对物品进行物质生产的技术上，无关乎包含在它的功能性中的对内在的艺术整体的职责，也无关乎对审美自治所要求的形式法则的考虑。^[99]

当今文化工业的主要产品，如电影、电视、电子出版物等等，都是数字多媒体技术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中的实际应用。随意浏览当代的好莱坞电影，就不难发现，这些影片所运用的技术水平的高低几乎成了衡量票房的重要标准。先后创造好莱坞票房奇迹的影片如《星球大战》(Star Wars)、《侏罗纪公园》、《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黑客帝国》(The Matrix Revolutions)、《泰坦尼克号》(Titanic)^[100]等等，莫不如此。而这种势头似乎也愈演愈烈，没有减缓的任何迹象。针对技术对文化的影响，美国学者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就这样写道：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尽管这种做法似乎把重要的艺术作品全然世俗化了，但数字化使我们得以传达艺术形成的过程，而不只是展现最后的成品。这一过程可能是单一心灵的迷狂幻想、许多人的集体想像或是革命团体的共同梦想。^[101]

概而言之，“商品化”决定了文化工业始终要面对受众的需要进行生产，才可能生存下去，由于新的技术所赋予的“先进的互动性的结构”，迫使生产者最大可能地尊重受众的需要。^[102]同时，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也使社会大众更多地具备了接受大众文化的条件和能力，作为消费者的大众对大众文化也具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和评判权，迫使文化工业不得不努力迎合尽可能多的受众的需要。在这一方面，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使用与满足说”(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着重强调了受众在传播系统中的主动性，特别是“将需要的满足与媒介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主动权在受众”。^[103]这就是说，受众与文化工业之间存在着一种“活跃的、创造性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创造力是可以由受众自己掌控的——即使对于受众是否握有主动权还存在大量的辩论，但不容辩驳的事实是：“传播关系中有一个活跃的接受者。”^[104]特别是在当今的数字多媒体时代，受众需要的变化速度加快，大众文化产品的时效性变短，更新换代的频率在不断加剧，这些都对大众文化的生产和经营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使这一领域的竞争更趋激烈。商品化导致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是大众文化产品质量的标准化和成本与价格的下降，从而使受众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需要的增长。同时，商品化竞争还导致产品质量的提高，使受众对大众文化产品需要的标准越来越高。而随着竞争的加剧，商品化过程导致了文化工业对受众的操纵和引诱，包括利用各种“把关”和“说服”手段，满足并挑起受众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莫斯可的评价更是值得寻味：

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媒介主要通过生产反映资本家利益的讯息，通过不断支持整个资本或特定阶级集团的利益来扩展商品生产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迂回、矛盾或抗争。^[105]

【注释】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0页。

[2]Chris Barker，Culture Studies，London：Sage，2000，p.382.

[3]［英］彼得・戈尔丁等：《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载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1页。

[4]［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5]Mary Douglas，The World of Goods，New York：Routeledge，1996，p.15.

[6]［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7]［英］特里・洛威尔：《文化生产》，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页。

[8]［美］詹姆斯・伯恩斯：《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3页。

[9]黄会林/尹鸿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0]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11]［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郭镇之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12]［英］戈尔丁等：《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载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4～585页。

[13]［美］伯尔纳・吉安德隆：《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陈祥勤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3页。

[14]［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学林出版社1987版，第247、256、249页。

[15]See John Thompson，The Media and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1995，p.243.

[16]传统广播节目不需要付费，只要有收音机就可以接受声音信号，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美国等国家已经出现了音频广播，听众可以花钱买频率。

[17]参阅［美］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8]参阅曹卫东：《文化的剩余价值》，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2003年4月。

[19]Gerhard Schulze，On the Treshold of New Era in Media History，Culture First，edited by Kenneth Dyson＆Walter Homolka，New York：Cassell，1996，p.52.

[20]参阅［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21]引自陈力丹：《舆论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261页。

[22]［英］特里・洛威尔：《文化生产》，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3页。

[23]黄会林/尹鸿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25]［日］堤清二：《消费社会批判》，朱绍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26]See John Thompson，The Media and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1995，p.108.

[27]［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28]［美］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29]同上书，第38页。

[30]张咏华：《大众传播社会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31]引自［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32]引自［美］戴维・莫利：《媒体研究中的消费理论》，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页。

[33]［美］罗伯特・艾伦：《观众中心批评与电视》，载［美］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34]［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7页。

[35]［法］米歇尔・德赛都：《日常生活实践》，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2页。

[36]［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147页。

[37]［美］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38]David Morley，Television，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引自陆晔：《出售听众》，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9]［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40]同上书，第148页。

[41]［英］特里・洛威尔：《文化生产》，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3页。

[42]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 ritings，edited by Mark Poster，Cambridge：Polity，1988，p.43.

[43]Chris Barker，Culture Studies，London：Sage，2000，pp.101～102.后福特主义是相对于福特主义(Fordism)而言的。前者的主要特征包括：同质产品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使用不灵活的技术(如装配线)，强调经济规模，强调同质产品的大众市场，等等。后者则主要有这样几个特征：市场的细分，消费者导向的、更灵活的生产专业化，更短的生产周期，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等等。详见第七章的讨论。

[44]［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145页。

[45]［英］特里・洛威尔：《文化生产》，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8页。

[46]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47]单世联：《现代性与文化工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页。

[48]参阅［英］特里・洛威尔：《文化生产》，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3页。

[49]［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50]［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学林出版社1987版，第248页。

[5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52]［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53]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54]［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55]See Chris Barker，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00，p.341.

[56]See Chris Barker，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00，p.341.

[57]引自冯建三：《受众的抗拒神话？》，载［英］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序言第5页。

[58]［英］彼得・戈尔丁等：《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载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0页。

[59]［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译码》，载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3页。

[60]同上书，第424页。

[61]John Storey，Cultural Studies＆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6，p.9.

[62]Stuart Hall，ed.，Culture，Media，Language，London：Hutchinson，1980，p.128.

[63]［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译码》，载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页。

[64]［美］戴维・莫利：《媒体研究中的消费理论》，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6页。

[65]引自［英］约翰・汤姆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66]引自［英］约翰・汤姆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67]［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68]引自［澳］洪美恩：《〈豪门恩怨〉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陆扬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页。《豪门恩怨》即《达拉斯》(Dallas)，本书统一采用后一译法。

[69]譬如，在媒介霸权论学者看来，受众不可能自由地选择媒介的内容并选择他们所需要的解释——“大众媒介的消息倾向于统治世界的文化观点，受众很难回避这种媒介提供的偏向解读”。参阅［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70]［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在受众译码的问题上，传播研究者已大致达成了共识：受众的译码活动是千变万化的，只不过是在文本所允许的限度之内。参阅［英］泰玛・利贝斯/伊莱休・卡茨：《意义的输出》，刘自雄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7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72]同上书，第179页。

[73]参阅［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74]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363页。

[75]See John Thompson，The Media and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1995，p.263.

[76]See Joseph Dominick，The Dynamics of Mass Communication，New York：McGrawHill，1996，p.21；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传播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77]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287～288页。

[78]Muriel Cantor，The Hollywood TV Producer，New York：Basic Books，1971，pp.141～149.

[79]［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80]Carol Thurston，The Romance Revolution，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1987，p.198.

[81]参阅［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82]参阅［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83]龚文庠：《说服学》，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84]［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85]John Galbraith，The A ffluent Society，Penguin，1970.引自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0页。

[86]厉以宁：《消费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0页。

[87]［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88]参阅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89]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235页。

[90]［美］马克・利维：《新闻与传播》，宋小卫摘译，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

[91]数字多媒体，是指应用数字技术即“比特”技术的集文字、影像、声音等多种交往介质于一体的综合性媒体。它有两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多种媒体综合一体化而有机地形成一个整体，它不是简单地把多种媒体混合叠加，而是将其有机地结合，并加以改善，把人们的感官有机地组合起来从而获取相关的信息，这样会更吸引人的注意力，增强理解能力，大大地改善了人与计算机的界面。其次是交互式的实时性，多媒体系统不同于其他单一媒体的神经系统，它可以从传播和接受信息之间相互进行实时的交换，而不像电视、广播系统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正是这种在真实时间中的传播特性更适合人们的需求，比如图像流动式接受(streaming video)。参阅孙英春：《数字多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与国际传播》，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92]参阅［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93]［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2页。

[94]［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56页。

[95]［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页。

[96]参阅［美］李普曼：《舆论学》，载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147页。

[97]Rowland Lorimer，Mass Communica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4，p.153.

[98]引自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99]［德］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载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100]《泰坦尼克号》总投资2亿多美元，是当时成本最高的影片，也是一件展示当代计算机技术水平的杰作。该片在全球的票房收入为18亿3540万美元，其中北美地区收入为6亿美元，位居全球及北美地区历史最卖座片的第一名，其纪录迄今仍无影片能超越。

[101]［美］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102]参阅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103]［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104]［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页。

[105]［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