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作为接受主体的特征及其意义

二、听众作为接受主体的特征及其意义

在广播语境下，“听声如面”致使听众产生联想和想象即为现实的幻觉。换言之，听众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短信息和网络等与节目主持人“交谈”成为“熟人”，但传受双方的关系仍然是虚拟的。听众对节目内容的想象图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表达主体的想象的影响。他们的反馈往往是判断和评价的“相对真实”。这同样意味着传播者对听众的估测、认知和掌握也具有一定的假想性，即使节目定位的前期对听众作过大规模的调研和分析，传播的当下仍然难以将假设与具体的真实等同起来。表达主体对听众的把握主要是在经验基础上的合理想象。如果表达主体坚持通过听众情况调查和收听反馈了解作为个体的听众的特征，就难以避免地会将部分的、静止的、单向的“实在”偷换成听众的现实，造成表达时对象感的偏离、狭隘、游移或者模糊。

（一）流动性特征的多重解析

与电视观众相比较，广播听众的收听行为更趋向个体化或小群体，一个人收听广播的情形比较常见。广播比较容易与其他媒介对接和整合，是因为单纯诉诸听觉的传播方式，包括音响、音乐在内的声音可以同任何其他电子媒介整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手机、电话与广播的“捆绑”非常紧密，手机的收音机播放功能、热线电话和短信息交流功能使听众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同广播发生即时互动。广播的易接收性和即时互动性使听众在空间上的流动性特点突出。便捷性、伴随性的传播特性使传播者与听众的互动比较频繁、及时。听众随时随地用手机参与节目、即时反馈，他们所表达的愿望和评价本身就是节目的内容，表达主体的忽略、回避或者误解都会直接影响传播链条的紧密和通畅。相对紧密的广播传受关系，营造出一个“在场性”交流的时空。听众即使没有通过打热线电话、发送手机短信息等互动手段与传者直接发生对话，交流感的切身性和介入性也比较明显。听众随时介入的特点和广播易于与其他媒介对接和整合的“网络化”特点对有声语言表达所提出的要求是此前人们难以想象的。

受众的角色随时在广播听众与报刊的读者、电视的观众、网络的登录者之间转移，要考察听众与广播媒体的亲疏关系，必须明确他们的特性。广播拥有两大类听众：一类是有收听偏好的听众，可称之为忠实听众；一类是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戏称为“广播过客”。前者主要构成一般是老人、行路人和学生，他们基本上倾向于节目定时、定向收听；后者的来源当然包括前者，其他成分则一般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难以预测。由此推断，广播听众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必须直接针对听众心理的特殊性——强烈的主观倾向和自由体验性。这是基于对广播听众构成的流动性规律。

广播的收听状态一般是有意收听和伴随性收听。有意收听的行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特定目的收听某一次节目的内容；一种是忠实听众始终追随收听某些栏目或主持人的节目。能否吸引有意收听行为取决于听众的诉求、兴趣和节目感召力等。伴随性收听状态一般是消遣状态或在收听中途经常被外界因素干扰。伴随性收听状态的流动性很强。对于大多数广播电台和节目来说，它们拥有的伴随性收听状态的听众占大多数。听众错过任何一次收听机会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任何意义重大或后果严重的影响。对最大多数的听众来说，即使是对重大突发新闻事件的即时报道也不可能起到一次节目就改变听众生活的作用。因此，目前有些广播媒体提出“宁可小众，不要多数”的口号，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树立媒介威信和亲和力的有效手段。

无论意欲实现何种目标诉求，广播必须明确意识到一点：听众以及听众的偏好都处于流动性状态中。如果这个流动处于良性、合作的循环关系中，就为提升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品位创造了有利条件。简言之，广播生存层面的传播目的是使听众的收听成为一桩真诚、自在、愉悦、拓展视野的文化活动；发展性的传播诉求就是使那些“漂移”的听众“驻耳”于节目，并且逐渐靠拢而成为忠实听众。因此，广播的生存和发展不是为了与其他媒体玩一出追逐受众的竞争游戏，如果是那样，只能气喘吁吁地尾随受众，永无休止地从事“复制”的低级工作。只有在冷静的、具体的解析听众特性和听众偏好的基础上，开掘“新渠”进行“引流”，才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听众的流动性特质促使广播有声语言不断挖掘伴随性功能的深层内涵。首先，是在收听设备不限制人的行动自由的前提下，广播有声语言伴随听众在流动。虽然这只是物质形式上的流动，但仍然能够促使深刻的思考，即广播有声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如何适应流动的听众，确保能够最大程度上“入耳入心”。其次，有声语言虽然在声音符号排列上始终不能超越线性传播的特质，但是基于听众的收听状态，这里的“声音线”不是连贯的，而是时断时续的。事实上，声音在听觉中呈现“断裂”状态时，听众的意识活动可能正在对他“听到”的进行加工——在声音表象的基础上进行联想和想象。所以有声语言造就的听感是立体饱满而且无限拓展的。另外，广播有声语言具有随时召唤注意的能力，使声音潜在于听众的听觉中，并且随时与联想和想象接续。在声音的召唤和伴随中，听众的状态在注意性和无注意性之间游离，游离的方向、频率和时间取决于声音的召唤能力。怎样提高声音的召唤能力，从表层上看是表达主体利用有声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在变化和深度方面着力，而深层分析应该是表达主体、接受主体和节目内容、形式在有声语言搭建的意象平台上不断地邂逅，体验未知“游戏”的期待和乐趣，实现人在审美层次上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目前，很多表达主体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在每一次具体的有声语言传播过程中，有意识地提高声音的召唤力，他们只是因循了自我中心的常轨，不善于在有声语言行进中及时地调整，去制造“有意的邂逅”。于是，“播音腔”、“主持调”引爆了听众的审美疲劳，令人感到枯燥乏味、虚伪矫情甚至面目可憎。

（二）“为我性”（for-me-ness）的深层内涵

大众传播应人们渴望交流之需求而生，虽然细分、熵耗、异化等现象使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复杂的意义，持不同观点的理论家将其功能按不同流派进行划分。但是大众传播的“为人性”本质是不变的。广播听众的“为我性”特征尤为突出，“我”即多层次、多类型、多群落中的接受主体。听众“为我性”特征显示，听众对广播的需要一般不只停留在信息共享的层面，他们更多的是从广播中得到心灵的满足。在声音传播中，有声语言是唯一同时表现观念性和情感性的表达载体。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物质材料的表现形式，有声语言只要依靠“在场的”声音就可以在任何语境中传播包括观念、思想、情感等在内的全部内心经验。而对于听众来说，他们不仅获得与外部世界交往、获取信息的渠道，还享有听觉想象的创造和精神自由。广播听众与其他受众的区别性在于他们超越对信息和评论简单功能的需要，乐于在可能性下寻求心灵的体验和精神的自由。而声音赋予正好适应听众广阔的、多层级的想象维度，在期待的感召下，多种审美器官被充分调动，赶往生成特有的心灵体验——“如幻的真实感”的路途中。俗语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表层意思说的是判断真伪的方式不同，结论有所不同。深思一下，何以“耳听为虚”？声音的流动性强，如果追求“听到什么”必须调动除了听觉认知和记忆之外的很多心理活动，这就给联想和想象提供了“大有作为”的理由。失去了视觉的“拐杖”，要想获得听觉在心理上的确凿性和安全感，不得不最大程度上动用联想和想象的力量。更多的情况下，听众有意识孜孜以求的“真实”不过是自己加工后的“完形”的真实，已非事实本身。但听众即使清楚地了解到这个真相也不会沮丧，因为原本他们参与大众传播就是为了获得“为我性”，而不是做一个考察记忆的强制性的科学实验。在听众自发地寻求“为我性”的过程中，广播有可能提供其需求的创造满足感和审美满足感。

听众在声音中找寻的往往不仅仅是心灵体验的极大丰富和满足感，更高级的是关注自身和对象之间精神力量的自由互动。有声语言通过口与耳把大脑的再造性和创造性机能充分调动起来，在三者的互动之间营造了与现实存在一定距离的想象世界。而这时候，视觉在扮演着追逐日常和现实的观察者的角色，似乎显得呆滞、木讷了些。人的精神活动在自身和对象之间的多层结构中穿梭于现实和想象世界的途中。这是何等的自由和自在。

加拿大政治学家、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电子时代，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再只是偏重视觉、文字和线性结构，一切就像回到部落时期般成为“多种感官认知体验事实”的时代，这将是更高层次上的重新部落化过程。人们在电子媒介制造的“社会部落”中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1]在对话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对话者从胸中呼出的生命的气息，听辨出音色与节奏中深沉的心灵暗示。并且，只有放开胸怀倾听，才能在对话者的话语中找到自己生命运动的折射。忽视倾听等于自动放弃发现自我的机会。“重新部落化”过程实际上是人向存在真理的螺旋式回归。很多学者曾经撰文表达对现代社会流动性状态的极大关注和忧虑，在此谨借鉴东西方哲学观念融合的策略为人类找到的一条良性发展道路。加拿大传播学家伊尼斯认为人与现代性之间存在本质冲突，“事物的观念从事物本身分离出来。事物和观念的二元分割要求思索和协调。生命和永恒宇宙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调和个人和宇宙精神的尝试随之而起。”^[2]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调和生命动能和宇宙恒定的唯一出路。这就意味着，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新秩序，必须倾听来自宇宙的声音，把握宇宙的节奏，调谐是人类“为我性”最有前途的发展要旨。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是人的全面体现的媒介，有声语言是人全面实现的本身和表现方式。所以，观照听众的“为我性”，有声语言表达要同时实现满足听众信息和精神需要的双重功能。

听众参与广播传播的最低目标是充当多级传播的其中一环，以获得在信息社会中实施话语权的保证。换句话说，听众希望从广播传播中获得话语表达的“素材”，这些“素材”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即“应知”和“欲知”。听众“应知”的是具有社会性的共有价值，比如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道德规范、社会公约等等；“欲知”的包括各种信息需求、文化传承、审美需要等等。在“应知”和“欲知”的需求中，听众以实现“为我性”为最低的目标。广播有声语言对听众需求的满足一般体现在“欲知”的内容上，对“应知”的内容一般采取“灌输”的方针。对于听众来说，要实现“为我性”就必须接纳有声语言的“满足”和“灌输”的意志，换句话说，广播有声语言必须实施“满足”和“灌输”的功能才能够帮助听众实现“为我性”，二者不能偏废。

每个听众的个体需求不同，“为我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就不同。但是，“为我性”不单单是听众的个体特征，同时也是其共同体特征。海德格尔引证亚里斯多德《解释篇》时说过，有声的表达是一种对心灵的体验的显示，是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心灵的体验，而且，与这些体验相应的表现内容，对一切人来说也是相同的。当“我”听到一个节目，“我”知道这一段有声语言在同时和以同样的方式能对任何耳朵和心灵产生影响。然而，不同人的耳朵和心灵反过来赋予有声语言一种新的呈现，这是因为，当“我”听这段表达时，“我”不会仅仅停留在意义表面或终止于意义，而是以只有“我”才有的方式体验隐匿于表达中的各种意味。虽然方式不同，“我”得到的感受、态度和直觉与其他耳朵和心灵得到的是相同的，那就是一种情感本质。成熟的听众通过有声语言感知到一个流动的关系网，在这个网络中，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从媒介沟通的信息平台迈进了愉悦共鸣的美学平台。这时，听众“为我性”的特征超越了个体，走向群体的“为我性”。

在实现“为我性”的过程中，听众并不是被动的，他们的主动性体现在如何对待有声语言表达的活动和观念上。广播有声语言在听众头脑中激发的意象大部分是不能用逻辑严密、措词精确的语言描摹的。但是，有的意象却可以转化为意义及其指称，于是就有机会参与再次传播。换句话说，听众有能力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将头脑中的某些意象转化成言语贡献到再传播的过程中。对于大多数听众来说，转化的结果与表达主体的有声语言有了很大的差别，甚至是天壤之别。听众进行“二级传播”，甚至“三级传播”似乎距离表达主体的“那一次”传播远了许多，但有势力的媒体希望多级传播与它们最初的传播目的呈正向加强趋势。这就对表达主体的“那一次”传播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他的表达是否促使听众参与到多级传播环节，并且是否为听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譬如，适于转述的口语表达语体，清晰、有感染力的声音形式，深入浅出、趣味盎然的内容……这些特征会给听众的再传播增加动力、信心，提供方便。

听众的“为我性”不是天赋的本能，是在生命历程中不断地调整与“他者”的关系，寻求全面发展的平衡点的过程中形成的，脱离“大众”的“我”是不存在的，脱离“为大众性”的“为我性”也是不能够实现的。对于广播有声语言的表达主体来说，在深层和灵活地认识、把握听众的“为我性”需求时，决不能忽略了广播的“为大众性”。这是有声语言表达“主体间共建”的必经之路和必要前提，因为大众传播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公开性。广播有声语言传播的目标始终是满足人民群众广泛的精神需要和美学享受，在观照大众的基础上使个体产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独特性内心体验。广播的生命线就是“为大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