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与反全球化浪潮的相互激荡与吸收

一、全球化进程与反全球化浪潮的相互激荡与吸收

最近200年的历史，是现代化进程与反现代化浪潮同时汹涌，相互激荡、校正、吸收、补充、提升的历史。现代化的浪潮使机械化大生产、近代经济制度与国家机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体制及观念席卷全球，同时，现代化的根本弊病所引起的深重的社会危机也遍布全球：农村的凋敝、工人的失业、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官僚制的膨胀、民族国家之间的残酷战争、核战争、生化武器战争、种族清洗、政治迫害与屠杀、各种文明传统的濒临灭绝、文化的堕落、教育的失败、毒品与暴力的泛滥、腐败的盛行、生态崩溃……

针对这些弊病而兴起的“反现代化”的思想文化浪潮与社会历史运动，除了少数例外，一般都在接受现代化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的同时，对现代化的根本弊病进行深刻的置疑、批判、控诉、改良以及革命性的根本改造：浪漫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首先树起批判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启蒙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的大旗；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著称的社会批判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继其后。西方率先实行现代化的国家，在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以及受上述思潮影响的社会舆论的推动下，被迫进行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性质的改革，缓解了社会矛盾，使市场经济真正焕发了活力，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这是西方现代化进程对反现代化浪潮的第一次吸收。

然而，西方列强被迫进行的国内改革，并没有也不可能扩及它们对外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正是这一罪恶政策带来的邪恶收入，支撑了西方列强的各项国内民主改革与经济繁荣；列强之间争夺势力范围与海外殖民地的冲突，终于引起了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后果是西方列强中的薄弱环节——沙皇俄国爆发了在卡尔·马克思思想影响下的、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政权推行的强制工业化政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一战以后的欧洲却残破不堪，过度的经济投机引发了1929～1933年全球经济危机与大萧条，软弱无能的魏玛共和国的宪政民主最终导致了希特勒法西斯的上台，世界在经历了20年的短暂休战以后，重新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而“二战”前即开始的“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欧洲实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则明显吸收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某些特长，保障了欧美发达国家战后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与此同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社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僵化、执政党的专制与腐败、少数民族的反抗、冷战的巨大消耗，尤其是不能灵活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长，最终归于失败。

苏联社会主义是现代化浪潮与反现代化浪潮的混合物。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上，苏联社会主义是反现代化浪潮的继承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上，它又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模仿者：其强制集体农庄化的农业政策、急速工业化政策由于国家政权的强制推行而奏效；它的“新经济政策”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的灵活吸收，保障了这一新生政权在国内外颠覆势力下的稳固；其晚期计划经济由于意识形态的僵化，不能灵活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的优长，被迫于创立70年后终结。相反，长期受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支配的西方国家，由于成功地实行“罗斯福新政”与“福利国家”政策，对计划经济的一些政策进行灵活吸收，则保障了“二战”以后西方国家较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国家干涉经济的主张与自由放任主义之间的相互吸收，是原始现代化模式（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改良后的现代化模式（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之间、现代化浪潮（个人自由）与反现代化浪潮（社会主义集体利益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又一次互动。谁灵活吸收，谁就新生；谁拒绝吸收，谁就僵化死亡。反现代化浪潮是现代化浪潮自我修正、自我提升的源头活水。

与此同时，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奴役的广大非西方国家，经过浴血奋斗，重获独立，给称霸世界的西方列强以历史性的沉重打击。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原因，非西方国家中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在1949年独立以后，加入了企图以计划经济纠正杜绝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弊病、急速推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然而计划经济实行30年，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证明自身弊大于利。从1979年开始，执政党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僵化，开始了伟大的市场经济的试验。经过20年的摸索，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初步繁荣与富强。然而，正如同前30年的全盘苏联化造成整个社会的停滞与僵化一样，最近20年对西方现代化经济模式的全盘照抄与模仿，使中国社会在初步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乱象：急功近利的经济行为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中国社会的增长后劲面临严峻挑战；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政绩惟一标准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行为，使全社会腐败横生、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构成对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繁荣的最大潜在危险。

西方现代化经验与本国实际情况的有机结合，是中国1979年以来取得初步成功的关键。如果中国能再次打破日益僵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变枯燥乏味、令人生厌的政治说教与好大喜功、骄傲自满、奢靡浪费的官样文章，为中华文明传统的巨大道德优势，深刻而灵活地吸取反现代化浪潮中的有益思想，在思想文化、教育学术、政治经济领域再进行一番根本变革，则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伟大代表，最有可能从根本上纠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弊病，引导全世界实现合理的、人道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