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谐到分离再到崩解

三、媒介与信息：从和谐到分离再到崩解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媒介学家，生前一直任教于纽约大学，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在他领导下，纽约大学创办了媒体生态学专业。他出版了20余部著作，代表作《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他2003年10月去世时，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他对后现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深刻预见和批评。《娱乐至死》中文版的问世，立即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

诚如评论所言，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是对当今时代电子媒介文化一针见血的批评和无可辩驳的分析。他从麦克卢汉的著名警句“媒介即信息”入手，分析《圣经》“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雕刻偶像，亦不可制作任何形象，仿佛天上地下或水中的万物”的传播学意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禁止人们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因为一旦人们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媒介表达一种崇拜对象，人们就会执着于这些媒介符号而无法想象、接近并崇拜那抽象的神灵。波兹曼由此推导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1]

媒介决定了物质信息与精神信息的内容、形式、到达受众的速度、影响、受众的价值观。技术本质上不是可操控的工具，而是重新塑造人类世界观的决定性力量。自培根发表《新工具》并提出鼓舞人心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正确译法应当是“知识就是权力”）以来，近代启蒙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坚持认为：建筑在知识基础上的科学技术，作为促进人类进步的工具，其本身是中性的，是人类可以掌控的一种资源。1914～2004年间的人类史和自然生态史，彻底粉碎了这种技术乐观主义，核子武器技术、生化武器技术等军事科技对人类自相残杀的影响、化肥农药技术对食品、土壤、水源的污染、汽车技术对大气的污染、医药技术引起的细菌病毒的反扑（“非典”、西尼罗河病毒、埃博拉热、艾滋病等均为表现形式之一）等等，使现代技术的两重性（双刃剑）日益凸显，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绝非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世界框架”（一译“座架”），是近代世界的根本构造，“在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32]

同样，媒介也绝非运载信息的单纯工具，而“是一种隐喻，（它）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像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就对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33]波兹曼据此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核心观点：“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34]

换言之，媒介凭借其隐喻功能，对事物（信息）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即主观诠释世界、加工世界，主观判定事物的真伪、善恶、美丑，使信息获得主观意义并变形；凭借人脑的联想、想象、接受暗示等功能，将本不属于事物的特性散播出来，进而笼罩了事物（信息）本身。

波兹曼由此提出了一种媒介认识论哲学：“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他引用卡西尔《人论》中的杰出论断，证明了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对“拟态环境”的论述：“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35]

波兹曼意味深长地缅怀古典媒介环境之“天人合一”：“在人类历史中的大多数时期，大自然的语言是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语言。这些形式具有让人类和大自然相安无事的优点，并使人们相信：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绝不能随时准备炸掉地球，然后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途径。”^[36]

波兹曼不愧为具有理论深度和批判能力的媒介思想家，他在这段话中表达了对当代霸权主义意识形态“随时准备炸掉地球”行径的强烈义愤；表达了对麻木不仁地“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途径”的启蒙主义主流话语的强烈讥讽：已然61岁的启蒙主义哲学家康德，在1785年写道：“理性使人类得以完全超出于动物社会的第四步和最后一步就是……他第一次向羊说：你蒙的皮大自然把它赐给你，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并且把它揭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时，他就具备了使他的本性可以超出一切动物之上的一种特权……”^[37]这段话没有一丝怜悯和仁慈，正是这种企图统治宰割一切的、冷酷无情的“理性”（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使当今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包括人类自身，横遭杀戮和摧残。^[38]

依据中国文化对人类—媒介（文化、传统）—环境（天道、自然）之间关系的把握，将人类与天道结合、使天地人（三才）和谐融洽的纽带、核心，是以人的自我克制为道德教化主要内容的文化传统与媒介传统。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之“仁”，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与文化媒介，不仅推行于人类中间，也推行于天地万物：“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39]比较康德认为人凭理性就天然地拥有剥去羊皮的冷酷主张，其高下自见。

根据波兹曼的观点，人类的媒介史可描述为：从媒介与信息相和谐的口语媒介，转变为媒介与信息相分离的印刷媒介，再转变为当代社会媒介主宰信息的电子媒介这样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注重诗性感悟能力和记忆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性的完整，第二阶段注重抽象推理能力、读写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以及个性的独立：“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方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40]

第三阶段是当今的电子媒介阶段：“我相信，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此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和被设计得酷似电视屏幕的杂志还能幸存下去……”^[41]

波兹曼的结论清醒而严峻：“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笑……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我的观点是：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42]

波兹曼旗帜鲜明地反对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对“电子媒介”热情讴歌的理论评价和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指出了电子媒介作为当今文化中心对人类数千年宝贵文化传统的摧毁和污染，他的媒介批判与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一道，成为当今日益势利浅薄、“人欲熏天”的媒介环境的清醒预言和严峻警告。

追怀历史，波兹曼发现“先后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理性时代和印刷文化并存，并非巧合”，其传播学意义在于：“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培养翁格所谓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43]

一言以蔽之，读者在阅读时以及生活中都必须有独立的判断力。波兹曼认为：“到1858年，照片和电报的发明结束了理性王国的时代”^[44]，他援引法兰克·普瑞斯布利在《广告的历史和发展》中的观点，认为在此前后，直至1890年代，广告原本用严肃的文字传播信息、发表主张的语境被彻底摧毁，插图、照片以及广告口号的滥用表明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而代之以狂轰滥炸的媒介的蛊惑和煽情。

对于电子媒介时代来临起决定作用的，是1840年代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全美电报系统，从而消灭了地域界线，同时也重新定义了信息交流的涵义。伟大的先知梭罗在《瓦尔登湖》中问道：相距遥远、分属不同地域和社区的缅因州的人和得克萨斯州的人，有什么重要的或深刻的东西，需要通过电报来交流呢？除了谈论与己无关的浅显话题外，他们又能交流并改变什么呢？

波兹曼认为，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公众话语进行了三路进攻：首先，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无聊散乱、耸人听闻的新闻成为媒介的主要内容，当地新闻和没有时效性的新闻立即退出了报纸的中心位置，新闻作为商品，勿论其质量、用途和意义，只要它距离新闻使用地遥远或获取的速度快（新闻媒体所谓“第一时间，抢先发出”），就被采纳或购买：“从此，来路不明、读者对象不定的新闻开始横扫整个国家。”^[45]

其次，正如梭罗所言，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大量与受众无直接关系的信息被大批生产并传播开来，这些过剩的信息只能充当陌生人的谈资，却不能促成任何有益的行动，它完全改变了信息传播在于促成某种行动的本来涵义，改变了“信息—行动比”，使人们逐渐丧失从事改善现状的社会活动的冲动和能力。信息的过剩和散乱，使凭借这些信息彼此肤浅了解、间接接触的人群结成奇怪的社区——对现状无可奈何的“大众”阶层，个人独立的判断和意见被淹没在排山倒海般的信息垃圾中，人人陷入“沉默的螺旋”和无能为力的怪圈，难以自拔。在电报的信息世界里，事关每个人，又与每个人无关，因为它无法促成任何行动。比如通过电子媒介，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如同发生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再次，经电子媒介描绘过的世界变得支离破碎、无法解释，更无法控制。人们变积极地参与、改变世界为消极地认识、肤浅地了解这个世界。被割裂的注意力随时被媒介扯走，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久而久之，人们对一切意义不再置疑、思考、鉴别和判断，而是在信息和流俗意见的汪洋大海中随波逐流。

另一个决定性的媒介是照相术（摄影）：凭借镜头的选择和光学处理，自然被人为改造。摄影是只表现具象、只表达特例的语言，作为虚拟的“客观”片断，它不需要任何语境，不诠释任何意义，用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的话来说，就是“一切都可以和其他东西分离、割裂”，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图像》中称之为“图像革命”，即驱逐文字和意义，用图片虚构一个经过剪裁和伪装的“真实”。“图像革命”的产物就是“伪事件”，即蓄意安排被用于报道的事件，如记者招待会、明星丑闻等等。波兹曼称之为“伪语境”，其作用是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肤浅的功能：提供娱乐。“伪语境是丧失了活力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46]

电视将电报的瞬间信息和照相术的图像技术结合发挥到了极致，是没有历史、没有语境、没有思想、没有品位、没有个性、没有意义的“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是新一代受众不容置疑的“神话”（罗兰·巴特）和“元媒介”，人们完全接受了电视作为“文化”中心对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电视只有一个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47]，笛卡尔的名言被改造为当今全球最流行的话语：“我做秀，故我存在！”

电子媒介提出了一种消灭语境和历史的认识论：“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48]资本主义汽车大王、强有力地促进了地球污染和变暖的亨利·福特曾说：“历史是一派胡言！”而所有电源插头的随声附和是：“历史根本就不存在！”波兹曼提示普遍缺乏历史感的现代人说：“赫胥黎告诉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比如电视主持人^[49]）……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