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节目主持人”与社会自我反思能力之“个人效能”

第三节　“英语节目主持人”与社会自我反思能力之“个人效能”

当以媒介为载体而对信息进行播放后，只要是被接收，就会产生或大或小的播放效应，而这效应的形成源则是受众群。如同笔者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提到的，一方面，由于播放源所提供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形成于“生活现实”；另一方面，受众群中的每一个体都是某一“生活现实”的建构者与从属者，这样，尽管两个方面看似处于分属两个不同情境中的载体，但是，“生活现实”作为两者共享的唯一基础而对“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运作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当然，此处所指的“生活现实”会因所依据的“文化情境”不同而使得同一节目的受众群具有难以想象的差异和不同，但是，如同上一节中分析的，正是“差异”而使受众关注所接收到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以进行“比较”，从而依据个体定向能力达成受众个体希冀的成就感。所以，由不同“文化情境”而形成的多元化“生活现实”不仅不会成为“英语节目主持人”主导对外播放的绝对障碍，相反，却可以促进这一播放形式的有效达成。

依据这样的播放与接收背景，构成存在于“播放源”和“受众群”之间的“反馈”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是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的。这一意义的形成，主要源自于受众个体所具有的“个人效能”。那么，如何理解“个人效能”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运作之间的关系呢？

根据“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解释，有两个关键词必须受到关注，即：个体自身思维、个人效能。这是因为：

个体反思的能力关系到个体自身思维，且个人效能是在社会认知理论中获得显著关注的自我影响之另一尺度。（Bandura，A.，同上，第64页）

The capability for self-reflection concerning one's own thinking and personal efficacy is another dimension of self-influence that received prominent attention i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可见，形成个体自我影响的关键来自“个体自身思维”与“个人效能”，不仅是关系到个体反思能力强弱的两个因素，更是被社会认知理论运用为一个衡量尺度。这就为“英语节目主持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运作对外播放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的意识，即：将节目主题的设定关注于受众个体，从而使“故事化”的文化产品紧紧围绕活生生的个体展开，以激发处于不同“文化情境”的受众个体启动各自的思维及效能，进而形成“有效的认知作用”。关于“有效的认知作用”的要求标准，“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给予了这样的解释（Bandura，A.，，同上，第64页）：

“有效的认知作用”要求区别准确的和有缺失的思维方法。通过自我反思的核实思想，意味着人们持续观察他们的想法、并依据它们而行事，抑或基于它们来预测事件；然后，他们根据结果判断他们的思想之精确度并分别地改变之。涉及到正确性及个体思想之作用价值的各种判断，是通过比较各种思想以怎样的程度同现实之象征相称而被构成的。

Effective cognitive functioning requiresways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accurateand faulty thinking.In verifying thoughtby self-reflective means，people monitor their ideas，act on themor predict occurrences from them，then they judge from the results the adequacy of their thoughts and change them accordingly.Judgments concerning the validity and functional value of one's thoughts are formed by comparing how well thoughtsmatch some indicant of reality.

明显地，受众群对于接收到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的最终接受程度，并不单纯取决于播放源的诠释，而是以受众个体自身的认知能力及方式进行再释译后的结果。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以简单的方式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接收——对照——反思——接受的有效认知作用过程。这一认知过程虽然以释译受众个体所属的“文化情境”为依托、以其所秉持的价值体系为出发点而展开的，但是，这并不绝对妨碍处于跨文化状态下的认知活动的进行，因为在有效的认知活动中思考过程的证实涵盖四种不同的模式，即：展现的证实、设身处地的思维证实、令人信服的证实，及逻辑化的证实模式。

笔者将分四个方面对这四种模式进行分析。

首先，展现的证实模式。

根据“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解释（Bandura，A.，同上，第64页）：

“展现的证实模式”依赖于思维与行为间协调的适当度。好的协调证实想法；非谐调趋向排斥它们。

Enactive verification relies on the adequacy of the fit between thought and the results of one's actions.Good matches corroborate thoughts；mismatches tend to refute them.

根据这一解释，我们可以认识到：对于受众而言，在有效的认知活动过程种，最关键的步骤是将接收的信息诠释与支配自身行为的理念进行协调式的对照，进而形成“接受”或“排斥”的结果。

当然，这两种结果的形成并不是“要么……要么……”的“二元”式非“黑”即“白”的绝对效应，而是“接受”中有“排斥”的因素、“排斥”中有“接受”的因素，从而形成互动式的“取与舍”的证实模式。

涉及到“英语节目主持人”主导的对外播放，自然就要涉及到因为“跨文化认知风格”的效应而形成的文化传播障碍。尤其是处于不同“文化情境”中的受众个体之思维方式是经过“本土文化熔铸体”过程而形成的，所以，在“接受”与“排斥”的结果形成过程中，是要经历迎接“跨文化”效应的挑战与冲击的，毕竟以自身本土文化建构的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产生的惯性与态势是不易被突破的屏障。但是，只要受众个体对所接收到的、源于他种文化播放源的产品进行与自身本土文化的诠释“比较”的话，就达成了对外播放的目的。

因此，“展现的证实模式”的中心点“谐调”是一个相对的因素。这样，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对外播放制作而言，就获得了一个更具体的意识，即：“接受”与“排斥”过程中的“比较”之达成就是实现了对外播放的目的。

其次，设身处地的思维证实模式。

关于“设身处地的思维证实模式”，“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解释（同上，第64页）是这样的：

在思维的设身处地证实模式里，观察人们对所处环境的处理方式及它们形成的效应充当检查个体自身的想法正确性的一个途径。设身处地的证实不是简单地一个对展现经验的补充。

In the vicarious mode of thought verification，observing other people's transactionswith the environmentand the effects they produce serves as a way of checking the correctnessof one'sown thinking.Vicarious thought verification is not simply a supplement to enactive experience.

从以上的解释，使受众所处的“环境”这一因素凸显出来。事实上，这一因素与“文化情境”中的决定人们身份的“社会化过程”紧密相连。由于受众作为从属社会的一位成员和独立个体，就必须在所属情境中寻找到一个既适合自己又令自己满意的位置。而为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就是个体与所处环境不断磨合的过程，这样就形成了既形象又直接的“设身处地的思维证实模式”。

然而，对具有“跨文化认知空间”特质的对外播放文化产品的接收与诠释就不是容易做到即刻的“设身处地”了。尤其是处于不同“文化情境”中的受众群仍然是以自身“本土文化情境”为依托进行思维证实的。这似乎给“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对外播放建立了无形而又难以逾越的传播屏障。但是，表面的文化差异形成的印象实际是为受众进行内在的“位置”或“角色”置换做了铺垫。这也应了“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解释（同上），即：

各种想法也通过推断的方法而得到验证。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获得推断的规则。通过对已知的进行理解，他们可以从超出其经验的事宜中获取知识并且检查他们理解的正确性。

Thoughts are also verified by inferentialmeans.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people acquire rules of inference.By reasoning from what is already known，they can derive knowledge about things that extend beyond their experience and check the validity of their reasoning.

这样的解释进一步证明了受众在“跨文化传播认知空间”中对媒体传播文化产品的接收与诠释的能力与方式。同时，为“英语节目主持人”在打造对外传送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时需要明确的主题设定、素材选择及释译合成三方面的关键步骤提供了清晰的职业意识，那就是：为受众进行心理上内在的“位置”及“角色”置换提供适当的空间。这一“适当”的尺度与标准就是以人性的共通点为出发点。

再次，令人信服的证实模式。

在受众处于“跨文化传播认知空间”的接收过程中，除了以内在的“置换”来达成对他种文化产品内涵的理解与诠释外，更多的时候还需要来自外在因素的互动。后者也是更直接、更贴近受众个体的因素，这就是：“自我参照想法”。

对于影响“自我参照想法”的核心因素“判断”，“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解释是这样的（同上，第65页）：

在影响人的动机、效应及行为的自我参照想法中，没有一个能够比引发控制影响他们生活的事件及作用的自我效能的判断更中心或更具渗透力。这种自我效能判断程序在人类机构中起着中心作用。

Among the self-referent thoughts that influence human motivation，affect，and action，none is more central or pervasive than people's judgments of their efficacy to exert control over their level of functioning and events that affect their lives.The self-efficacy mecha-nismplays a central role in human agency.

人们具有的这一“自我效能判断”之价值关键在于采用“自我参照”产生的想法而进行定位思考与比较。人们这种在面临不熟悉或陌生的事物和理念时，具有迅速运用“参照物”进行连锁式的分析，从而得到自身的判断。而这一判断结果的最终“取”与“舍”又是取决于人们的信仰。“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对“人们的信仰”在他们的自我效能判断中的意义之解释是这样的（同上，第65页）：

人们的信仰在自我效能判断方面影响他们选择去追求什么方向，在他们的活动中投入多少努力，他们在面对障碍和失败经历，以及他们伴随挫折而具有的适应力能够持续多久。

People's beliefs in their personalefficacy influence what coursesof action they choose to pursue，howmuch effort they will invest in activities，how long they will persevere in the face of obstacles and failure experiences，and their resiliency following setbacks.

就是因为“人们的信仰”对人们的“判断”具有如此决定性的意义，这给“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运作提供了这样的解释，即：处于不同“文化情境”的受众个体虽然以其自身文化信仰体系为中心轴进行思维的运转，但是，处于当今“信息时代”带来的“信息潮”当中的受众，必然会被多样化的信仰系统激发新的观点与灵感，从而成为“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空间”中真正意义上的一员。

自然，“人们的信仰”在主导人们的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就是为了达成当今“全球化”形势要求的“重组文化融汇体”的结果，这样，处于不同“文化情境”的受众才会逐渐对他种文化达成不同程度的理解，形成文化间的有效沟通。然而，具有挑战性的现实也是要进一步面对的，这就是，“重组文化融汇体”的形成不是一个寻找到几个“参照物”进行“比较”就可达成的，而是如“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已经解释的“人们的信仰”在引导人们经历挫折去适应“不同”与“陌生”。

如此，“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运作原则之一，就是有目的地进行涉及不同“信仰”间进行“对照”的节目主题的设立与诠释，从而引导受众进行“自我参照想法”的激活与深化，以此达成有效的对外播放效应。毕竟，有效的对外播放不是为了他种文化对播放源之本土文化完全“拷贝”式的“接受”，而是使之成为理解自身文化之外的生活存在之“参照物”即可。用更加通俗的比喻进一步例证的话，就如同“麦当劳”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替代中国本土饮食内容。

最后，逻辑化的证实模式。

由于通过媒体传播形式进行播放的文化产品是以“符号化文化概念”为因素进行的，所以，受众所接收到的听觉、视觉化的文化产品直接冲击受众已经积累的“符号化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符号化概念”已经由逻辑化的组织方式建构了受众对所处现实进行观察、分析、理解与诠释的不同模式。从而，具有了符合自身本土文化所建立的各类规范化的体系之思维方式、观察视角。

正如“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对受众依据“符号化模型”进行逻辑推理的解释那样，经过媒体传播的“符号化文化概念”对受众形成的逻辑推理更是对认知水平影响重大。以下“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结论（同上，第62页）具有更显著的总结意义：

伴随各类符号，人们对那些短暂的经历进行加工与改变，使其转变成为判断和行为充当向导的多种认知模型当中去。通过各种符号，人们赋予它们已经具有的经历以意义、样貌和［逻辑化］的联系。

It iswith symbols that people process and transformtransient experiences into cognitive models that serve as guides for judgment and action.Through symbols，people give meaning，form，and continuity to the experiences they have had.

可见，受众与媒体传播的文化产品间的“接收”和“播放”的关系，是由存在于受众思维体系中已经“逻辑化重组”后的符号群与所接收到的文化产品本身承载的“逻辑化”符号群进行“碰撞”与“融合”或“排斥”的关系。当然，这两个“逻辑化”后的“符号群”间的互动是通过两者的主体“受众个体”对两者进行“再次逻辑化”而达成的。如此的互动所达成的认知效应在“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结论（同上，第66页）中是这样阐述的：

结果，他们具有的对社会现实的各种概念经过设身处地的经历，即：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没有直接经历的纠正——而受到极大的影响。就更大的范围而言，人们根据他们对现实的意象而行事。人们对现实的意象有赖于如此的形势：媒体传播的符号化环境越多，它的社会化影响就越大。

Consequently，their conceptions of social reality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vicarious experiences－by what they see and hear—without direct experiential correctives.To a larger extent，people act on their imagesof reality.The more people's images of reality depend on the media's symbolic environment，the greater is its social impact.

媒体传播带动受众认知效应的形成，更凸显了“信息时代”是一个“意象化生态”的比喻。这一比喻，也间接地强调了受众个体在密集的“符号化文化概念”中寻找到能够说服自己的逻辑线的挑战性和重要性。

这一“逻辑线”既要将受众个体已经积累的对现实的诠释体同所接收到的信息联系起来，还要形成因果的逻辑解释。这样，受众才能获得认知水平上的提高。“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对这一关键点的论述和总结更具结论性的意义。正是（同上，第63页）：

人们通过符号化地控制产生于个人的及设身处地的经历的信息，而获得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并增长知识。符号化之独特的灵活性，使得人们去创造超越他们感觉感官经历的多种理念。通过符号的中介作用，使他们能够在时空中的任何距离间与他人进行沟通。

People gain understanding of causal relationshipsand expand their knowledge by symbolically manipulating the information derived from personal and vicarious experiences.The remarkable flexibility of symbolization enables themto create ideas that transcend their sensory ex-periences.Through themediumof symbols they can communicatewith others at any distance in time and space.

可见，以符号化的形式进行的媒体传播使得受众个体能够进行多方位、多距离的沟通，而这种沟通又是以“象征互动”的特质进行的。这也是当今通过媒体进行沟通的、有区别于传统的“面对面”的形式之独特处。关键是，在“国际文化（交叉）传播认知空间”中的媒体传播形成的受众接收效应是依靠符号化本身具有的灵活性协助受众个体达成的。这就是为什么“逻辑化证实模式”与“符号化模型”紧密相关的原因所在，毕竟所谓“逻辑”自身的涵盖与界定是依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趋向及信仰体系而定的。尽管此处的“逻辑”颇显复杂，但也正是多种“符号化模型”中的多元“灵活性”消减了这一复杂体，因为“符号”的“中介”角色提供给受众个体一个达成最终诠释体的缓冲空间，也就是进行“持续比较”的过程。

总之，在这一节里，通过对个体思维之“展现的证实”、“设身处地的证实”、“令人信服的证实”及“逻辑化的证实”四种模式深化的分析，而使得“英语节目主持人”与社会自我反思能力之“个人效能”的关系得以系统的理论化论述，从而也使“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主导对外播放的从业集体为达成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所秉持的运作理念得到更系统化的解释与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