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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发言人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时间:2022-04-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节 中国新闻发言人的起源及发展历程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要晚得多,可以说正处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部的首次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

第二节 中国新闻发言人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要晚得多,可以说正处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

一、起源

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萌芽之时,中国还处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下,近代的报刊还没有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建立之时,中国正处于清朝、民国和北洋军阀政治更迭时期,报纸杂志新闻出版还受统治者的高压控制。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形成,罗斯福总统通过广播,用“炉边谈话”的形式向民众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之时,而中国却处于奋力反抗日本法西斯蹂躏的斗争之中,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无力在全国推进自己的政治体系,也有随机性和非制度化的记者招待会,但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新闻发言人,更没有助于树立政府形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其发言人和发布会主要是为了控制新闻,是一种介于德、意的吹风会和美国的发布会之间的中间形式。

根据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前的抗战后期和国共内战时期,我国也曾出现过新闻发言人。当时的国统区,官方、民间都普遍用记者招待会这种形式发布新闻。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谈期间,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就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共和谈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社论《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就是专门为批驳蒋介石的新闻发言人,15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而写。解放战争后期,中共的发言人在宣传工作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就是一个案例:

1949年1月25日,中共发言人就和谈问题发表谈话。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22日报道,这个反动政府的行政院,已于22日推翻了他自己在19日所作的,若不先行停战便不愿意进行谈判的那个荒谬决议,而重新决定派遣五个代表向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中共发言人称:我们愿意在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只能是由即将召开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因此,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到自己已经完全丧失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的话,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关于战争罪犯名单问题,中共发言人称,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负责人员绝不止43个。(12)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新闻发言人的设立是为了国共两党的谈判需要,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所用语言也有一些“口诛笔伐”的色彩。而这种新闻发言人形式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照搬西方的形式,有一定的模仿性。新闻发言人在中国的产生和设立,并非由我们原有的历史土壤所培育,可以说是一个舶来品。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很少再用这种形式发布新闻。这期间也举行过少数几次记者招待会。例如比较有影响的有:1965年9月29日,陈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美苏超级大国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300多名中外记者进行了采访。当时陈毅的名言“如果他们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随着新闻报道传遍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1980年9月29日,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成立特别检查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问题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决定内容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当时轰动一时。这一时期曾就重大事件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但严格地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并没有形成。

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谈到新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不能不强调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设立。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部的首次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当时,中苏关系还处于对立状态,但是双方都有意打破坚冰。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媒体发表了一番有一定特殊含义的讲话。邓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当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也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这件事就成了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1982年3月26日,由于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新闻发布的地点就临时设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有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会议,大家都围拢在钱其琛外长周围。而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外长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13)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题,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此结束了。

根据钱外长所著的《外交十记》,这次他是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不过,“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但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14)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长齐怀远走马上任外交部第一任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设立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说,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并且是在对外开放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15)这是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对外宣传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二十年来,这一制度在对外宣传上有着突出的贡献,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为各国媒体提供权威性的信息,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不过在刚开始的实践中,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局限在中央政府一级,而且主要在外宣方面。从那以后,新闻发言人在中国二十年来的发展脉络,大致如下(16)

1983年6月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两会”)首次举行了新闻发布会。6月4日,“两会”首任新闻发言人——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曾涛、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孙起孟,同时向中外记者发布了关于召开“两会”的新闻。从此,“两会”建立的新闻发布会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1987年,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等部门联合发文,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制度作出规范:国务院会议作出的可以公开报道的重要决定,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定期(每月1次或2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加以介绍,还可就一个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发布新闻并答记者问。并建议中央在转折关头举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和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可由领导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主要问题做介绍。也可以考虑就一个时期国内外读者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选择适当时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由中央领导同志或有关部门负责人做权威性解答,电台、电视台播放实况或录音、录像剪辑。

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对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会议发布工作的制度化,健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提出了积极建议。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法律)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

从1995年6月,外交部记者招待会由每周1次增加到2次,定期于每周二、四举行。现任新闻发言人孔泉,已是外交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后的第19位新闻发言人。

到1995年,大部分部委都已设立新闻发言人,全国总工会、妇联、作协、文联等主要人民团体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均设立了新闻发言人。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明显加快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致力于推动行政公开化,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日益突出。

1999年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表示,各级法院要逐步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法院审判活动情况,自觉接受新闻舆论的公开监督。

2000年1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会议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2000年7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正式启用。

2000年9月5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张铭清表示国台办正式建立对台新闻发布制度。

2001年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记者招待会上说,2000年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40次。

2003年3月的一场SARS危机,使得满足民众知情权的要求更加迫切,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开始设立自己的新闻发言人机制,为民众答疑解惑。其中北京市就建立专门的新闻发布会机制,由当时的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牵头,在“非典”期间召开了多场新闻发布会。4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介绍最新疫情。并从20日起,每天下午4点举行疫情通报会,由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截止到6月24日,WHO宣布对北京双解除,发布会一共持续了67天。这些由政府高官担任新闻发言人的发布会的召开,有效地减少了不必要的恐慌,增强了民众抗击“非典”的信心,树立了我国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工作赢得了更多理解、支持和拥护。

2003年7月22日,我国的司法系统中重要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启动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发言人张仲其主持召开了首次新闻发布会,正式与媒体见面。这标志着我国的司法体制也积极参与到与媒体、受众的信息互动中来。

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的发展速度,用几个数字可见一斑。1991年到1995年的五年间,中国记协组织各部门新闻发布会256次,平均每年51次。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国务院新闻办举办220多场新闻发布会,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科教文卫等各方面。可以看出,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的设立正在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三、我国新闻发言人的种类与特点

随着中国政务公开步伐的加快,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的目的主要是致力于沟通媒体、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增强政务信息公开化和政府工作的透明化。依照实施主体的不同,目前,在我国建立起来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大体上分为四类:外交及港澳台部门、各级行政部门、各级司法部门、人民团体等。

外交及港澳台部门的新闻发言人,由本部门负责新闻宣传的专职人员担任。一般就国际关系和重大国际事件,以及台海局势和港澳情况发表中方的言论。外交部是由新闻司的中层以上的负责人管理此项工作。港澳办公室和国台办也有相应的专职人员负责此事。

行政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主要是由政府行政机关任命或指定(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其职位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他们会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我国行政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形成了三个层次的结合: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中央各部委的新闻发布;各地方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

司法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主要是由法院和检察院设定,目的是向社会公布司法机关重要工作部署和重大业务决策;阶段性成果及典型工作经验;出台的新举措、新机制;查办的职务犯罪和刑事犯罪重大典型案件;针对社会上有关司法机关的不实言论和消息给予澄清等。1999年2月25日,云南省高院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及专门电话。2003年7月22日,高检也正式启动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发言人张仲芳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与媒体见面。这样做是为了增强工作的透明度,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的监督,保持和发展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

人民团体发言人,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到了1995年,大部分的人民团体如工青联、作协、文联等,均已建立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其主要职能是发布团体的最新动态和就媒体的提问作出回答。

中国正在建立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呈现出了以下的新特点:

1.两种形式的新闻发言人

高官担任新闻发言人与常规性的专职新闻发言人并行。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是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焦扬,和曾任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总监的姜澜,北京市西城区新闻发言人是副区长或区委宣传部长。河南省要求副厅级以上实职官员担任,这样由高官担任新闻发言人可以保证消息权威性。

2.多渠道互动增强服务性

上海市政府发言人成立工作小组,负责与记者联络,提供信息咨询服务,还通过政府网站、通气会、发表谈话和接受采访等形式开展工作,媒体还可预约对新闻发言人进行个别专访。香港政府新闻处,每天通过各种渠道,24小时向媒体和市民提供政务信息。媒体也通过“挖料”式采访、实况转播立法会会议、邀请政府官员参与公共事务专题节目等多种形式,在政务信息公开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3.参与媒体广泛、新闻发布全球化

原来国务院新闻办记者招待会在国际饭店举行,地窄人多,常有记者站着听会,众多采访机抢占一个音箱。在2003年7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正式启用。300余平方米的新闻发布厅配有现代化音箱和多媒体演示等,还可以提供声像编辑和卫星传输通讯服务,不仅方便媒体摄像、录音,更能使会场同步上星,向全球直播。当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千龙网、凤凰卫视路透社等同时现场直播。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厅设有127个席位,后排有宽敞的摄影、摄像工作台,用于网络和电台直播的工作区,还设有多媒体放映、同声传译设备和记者工作室和休息区。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启动与我国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是分不开的。只有经济发达了,百姓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对信息的掌握需求增强了,才能推动政府的政务公开信息发布制度的建立。只有国际地位提升了,每逢大事发生,国内外的众多媒体才会蜂拥而至,而国家政府部门才会设立专门接待这些媒体记者的新闻发言人。可以说,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我国走向国富民强的标志,也是我国步入现代政治体制运作模式的重要表现。

复习题

1.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分几个阶段?

2.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出现的背景是什么?

【注释】

(1)《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余志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3页。

(2)《美国新闻史——大众媒介解释史》,【美】埃默里,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3)《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界》,【美】约翰·特贝尔等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

(4)《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界》,【美】约翰·特贝尔等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8~119页。

(5)《美国新闻史——大众媒介解释史》,【美】埃默里,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6)《美国新闻史——大众媒介解释史》,【美】埃默里,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45页。

(7)《美国新闻史——大众媒介解释史》,【美】埃默里,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51页。

(8)《有效的公共关系》,【美】格伦·布鲁姆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410页。

(9)《美国新闻史——大众媒介解释史》,【美】埃默里,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17页。

(10)《比较政治分析》,王沪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页。

(11)《操纵圈——克林顿新闻宣传机器内幕》,【美】霍华德·库尔茨,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33~34页。

(12)新华社编:《新闻资料手册》。

(13)《外交十记》,钱琪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14)《外交十记》,钱琪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15)《中国新闻年鉴198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第482页。

(16)《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20年》、《中国记者》宋双峰,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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