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电视节目主持人

我做电视节目主持人

朱海霞

1994年4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开播，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各家省级电视台也都纷纷效仿开办类似栏目。

谁也不会想到，在敦煌，这个地处偏远的县级市的决策层也在酝酿筹划着一个跟进栏目。当然，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因为这个筹划的付诸实施成就了一个县级台播音员采编播合一主持人的梦想。

我是一个幸运儿

2008年7月，作者参与奥运火炬传递现场报道

1999年3月，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和准备，敦煌电视台第一档有固定采编播人员，有固定播出时段的电视专栏节目《古城写真》开播，我承担着这个栏目的采访、撰稿和播音主持工作，用现在行内的话说叫采编播合一。当时我已经34岁，在上世纪90年代，这样的年龄做主持人，在省市级电视台或许还有优势，因为有适合这个年龄段主持的节目，但在一个县级电视台就难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地认为播音员应该年轻靓丽，像我这样年龄的播音员应该是主动给自己找退路的时候了。而由于县级台软硬件条件的限制，这个年龄段的播音员要么硬撑，要么退下来做图像或文字编辑，做栏目主持的机会很少。现在想来，如果从圆做主持人梦想的角度讲，我真是一个幸运儿，因为我是在做了三年多专职新闻播音员，在台里有新人接替的情况下退出，于1998年做了一年的新闻记者，又于1999年开始做电视专栏节目主持人的。这样直到2009年。

机会属于用心努力的人

1997年5月，在东街小学采访

作者用对编机编辑电视节目

与当年由一名人民教师转行成为一名电视播音员的偶然性相比，后来的由一名不很称职的电视播音员转型为一名采编播合一的电视专栏节目主持人，却是有很多的必然性在其中。因为年少的我梦想中从未有过要做一名电视播音员的念头，而师范教育的要求和自身爱好却促使自己去努力讲好普通话。但是，做一名采编播合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愿望却是我在从事电视播音员这个岗位后不久就产生的。当时，电视媒体的普及让千千万万不同阶层不同知识结构的人群同时享有共同的精神文化产品，而对我们这些从事电视新闻工作的人来说，它更是一个学习交流的广阔平台。中央省级电视台播音员的风采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播音时的自如流畅，主持节目时的亲切可信应该是每一个地方电视台播音员羡慕不已的。既然从事这个行业就该尽己所能做到最好。因此，“做一档栏目的主持人，通过参与策划、采访、拍摄而行使自己的话语权”不知不觉中成了我这名电视新人的梦想。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县级电视台，人员少，设备简陋，全力以赴“保新闻”和节目播出的现状使开设栏目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由于喜欢，由于要把这份工作做到最好的职业本能，学习和积累是在有意无意间持续进行着的。每天坚持练气息，练发音，尽最大可能让自己在播稿和口语表达时的普通话处于张口就来、自然天成的熟练状态，在虚拟场景反复练习现场出镜轻松自如、亲切流畅的感觉。尽管很少有过让自己满意的练习，但些许的改善和进步还是在工作中一天天表现出来，播稿轻松了，音色改善了，为一些汇报片、电视专题片做的解说开始受到台领导和观众的认可和好评。因此，尽管我从1992年进台先后做过广告编辑、新闻播音、电视新闻记者等多项工作，但配音解说却一直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即使现在，尽管我已经做了11年的电视专栏节目主持人，但能让观众更多地认可我、记住我的还是我的配音解说。我知道，这是辛勤人生的馈赠，因为从做电视播音工作至今，做一定时间的吐字发音和气息练习一直都是我每天的必修课。

与同事秦逵远（右一）、张萍（左一）采访原酒泉市委书记陈宝生

难忘的受访者

2010年5月，我台开办《“一把手”上电视》栏目，图为作者在虚拟演播室采访上线单位负责人

从1999年3月至2009年年底，做电视专栏节目近11年，采访制作播出节目500多期，以每期平均采访6至7人计算，11年共采访各界人士3000多人次，这份收益于节目人气的营造，于自己心智的改善都是一笔千金难买的财富。十年弹指一挥的时光，我以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身份走遍了家乡的大街小巷，村村组组，寻访了无数年龄不同，身份各异的家乡人，从特定的角度以特别的身份亲历了家乡十年发展历程中的大事小情，而沉淀在记忆深处的往往是许多平常人寻常事。原杨家桥乡合水村四组小学唯一的代课教师孟应军；因机构精简主动离开黄渠乡经管站招聘干部岗位，承包已撂荒多年的黄渠乡滴灌园艺场的贾东生；还有初中毕业不顾父亲反动大胆尝试温室蔬菜种植的原转渠口乡转渠口村村民高永成等等。多年过去了，孟应军在离开自己酷爱的教师岗位后处境如何？而贾东生、高永成以及许许多多曾经节目中的主人公，他们当初的理想是否已经变为现实？这些是常常让我不由想起并心生牵挂的。

作者在政协敦煌市委员会七届四次会议上投票

2008年10月，作者采访《敦煌诗选》首发式暨阳关博物馆建馆五周年活动，图为作者与同事张敏（左一）、杨成利（左二）、张自莲（右二）、王晓慧（右一）合影

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但也并不短暂。十年间节目中受访的孩子已经长大，年轻人也步入中年，而当时社会的中坚在现在也过起了轻松自在的晚年生活。当然这期间也有一些受访者已经不幸离世。杨家桥乡中渠村一组村民魏生忠高位截瘫。1984年，19岁的他因一场车祸致残，采访他时是2000年，瘫痪十几年的魏生忠一直不忍让与他相依为命的60多岁的母亲太辛苦，便克服重重困难学会了做鞋修鞋贴补家用。1999年，在乡政府和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他买了一辆残疾人专用三轮客运摩托车，有活时做鞋，没活时跑出租。当时，节目播出后，魏生忠母子以爱为支撑生存下去的精神令许多观众感动，但不幸的是，几年之后，他竟因摩托车追尾身亡。两次车祸最终夺去了魏生忠的生命，第一次是开着拖拉机外出打工，第二次是骑着三轮摩托车跑客运……当然，在众多的受访者和采访事件中，还是人生顺达、事业壮大者居多，纪永元的阳关博物馆、李银基的面业人生、叶守义的骆驼情缘、闫清华的三危乡中心卫生院、何彦生的创业之路，还有阳关镇的葡萄、二墩村的路、西宁堡的瓜产业、杨家桥的李广杏基地等等。尽管受访者的成与败，产业的壮大与否都与自己无关，但相关的人和事的直接或间接的消息，总会触动记忆的心弦，并让自己一次次明白，人生的成功是付出努力，战胜艰辛的结果。不管你的成功是体现在辉煌的事业，还是幸福的家庭，抑或身居要职还是做好一份具体的工作，心往哪里想，事业就在哪里起航。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攀高比低或厚此薄彼。

2007年10月，作者与同事邱亮在沙州乐园采访市民

难免的烦恼

作者在做录音前的准备工作

在人们习惯的期待中，电视主持人应该是内在美和外表美的完美结合，应该是时尚的引领者，应该是各类电视台所在地美的形象标杆。殊不知，公众的这个期待对农家女出身，又有过教师经历的我恰恰设置了一个无法逾越的坎儿。我久已习惯于朴实自然的衣着发式，好多时候，新衣服买回不敢立马穿着展示，要与半旧的衣服搭配觉得不很扎眼才肯出门。一旦一件衣服穿着合适会几天不换，一穿到底，如果一天两换衣，不管别人有无反应，自己首先觉得不自在。因此，与对摆上案头的每一个选题心中有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对什么场合穿怎样的衣服，做怎样的发型总是心里没底。在朋友们一再批评指正和善意提醒下，在一次次失误的点滴积累中，我也在慢慢摸索不断改进，但在这方面，永远都没有自己对选题的把握，对采访对象的驾驭那么自信。因此，许多场合，我很怕被别人介绍说，这是某某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我怕让人家在形象上、衣着上失望。更有许多时候，很怕在街头巷尾被观众们认出来，并在旁边窃窃私语“这是电视台的播音员某某某”。这样久了，偶然的出差在外，身处一个谁都不认识自己的环境中，竟体会到一种久违的轻松自在。

2009年8月31日，市广电局承办了第二届中国（敦煌）葡萄节颁奖晚会。作者与李瑛、亢春梅、张春生担任晚会主持人。图为全体参与晚会演出、直播的职工在舞台上合影

功亏一篑的遗憾

作者（中）与编辑朱瑞芸（左）、记者赵建军（右）一起在虚拟演播室讨论节目

十年的主持人工作，离不开领导的支持，离不开观众的厚爱，他们的鼓舞和期待更是自己不断努力，不断前进的动力。然而，有一项曾经很多人期待，本可以再努一把力就能完成的工作，却由于自己的懒惰和懈怠最终功亏一篑而成为永远的遗憾，这就是将自己一期期节目脚本稍加润色改动发表在报刊上。2000年，《古城写真》栏目开播一年，即获得1999年度酒泉地区社教类节目一等奖，自己也荣获酒泉地区优秀通联工作者。当时的张养仁台长就曾不止一次地希望我把采访资源最大化利用，换一个角度和口吻将采访经历和感受写成文章发表。期间印象最深的是已故的东街小学教师窦天德。我们的节目，他每期必看，由于两家单位离得很近，街头路尾碰面的机会很多，只要他一见到我就说“你应该出一本书，那些采访的人和事一整理就成”。还有陆生玉台长，曾经分管我台新闻工作的副台长刘建华，还有很多同学、朋友和观众，领导们希望我把工作做得更好，而观众和朋友们则希望分享我更多的采访成果。但由于许多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最主要的是，自己的恒心和坚持不够，致使这项也是自己夙愿的工作最终没能付诸实践。

现场采访结束后，与原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王军需（左四）合影留念

十年回首，心存感恩。感谢领导搭建平台，感谢时代赋予责任，才使自己有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将自己采访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通过电视荧屏传达给观众。虽然我们的交流不是面对面的，但相信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因为“忠实地采访，真诚地倾听，亲切地播报”一直是作为主持人的我用心追求的理想境界，尽管没有理想的企及，但这份用心一直贯穿在我的每一次采访，每一次写稿，每一次播报，每一期节目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