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传播与国际关系

第二节　体育传播与国际关系

所谓国际关系，一般是指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主要体现为国家之间权力、利益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由于政治、经济或历史的原因，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可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或分歧。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有时候可以靠武力，有时候则需要靠对话，而问题最根本的解决还是靠交流和沟通。这其中最容易达成共识的交流工具就是体育传播。一方面，由于体育项目带有较强的民间性和普遍性，而且有着国际通行的技术标准、竞赛规则和运作秩序，体育传播可以超越不同语言和社会障碍，从而成为国际交往中的第一语言媒介，在促进各国友好合作关系方面极具优势，能够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具有民间或半官方色彩的国际体育交流不仅是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而且在特定情况下还能发挥后者无法达到的缓冲和过渡作用，其效力可胜过纯官方的国家形象塑造和宣传活动。

通过体育交往可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运动员不仅被视为具有高超技艺和智慧的个人，而且被看做一个国家的优秀代表，看做国际关系的友好使者。因此，体育传播无论在作为外交手段、友谊桥梁还是促进民族统一方面都是国际关系处理中的重要载体和渠道。体育传播正越来越以其独特的魅力，不断扩大的影响和持续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活动，使世界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和丰富多彩。

一、体育传播作为国际外交手段

体育传播在作为外交手段方面，有着其他手段所没有的奇妙效果。

外交关系是国际政治关系的表现形态。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中，外交关系的状况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反应出来，也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达到改善关系或坚持立场的传播效果。体育传播就是被经常运用的新式武器。体育传播为外交服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打开外交通道

用体育比赛把两个敌对国家拉在一起，把体育交往作为外交先锋，从而打开外交通道。这样的例子在世界上不胜枚举。其中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乒乓外交”，在世界上最为著名。这次体育外交活动促成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以及中日接触，进而改变了世界格局，被人们誉为“小球转动了地球”。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中国采取封锁、孤立政策，两国民间交往也完全隔绝。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为了摆脱越南战争泥淖的困境，改变当时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谋求发展对华关系，表示要与中国和解。同年年底，中国方面做出了相应反应。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松动。1971年3月底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政府接受了亚洲乒联的诚恳邀请，决定派队参加比赛，这是我国运动员因“文革”中断了与国际乒联关系多年后重新亮相。在运动员启程前，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士开会时说：“这次我们派乒乓球队出去，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包括美国队，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周恩来还指示：“为加强与各国乒乓球队的交流，赛后可以邀请几个国家来中国访问”。

在世乒赛期间，中美两国运动员第一次握了手。这一举动即刻成为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政治新闻。自此，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住地经常出现美国运动员的身影。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之际，中国乒乓球协会邀请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尼日利亚等五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斯蒂霍夫在一次会议休息时，来到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表示了访华意愿。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迅速向国内请示，并积极建议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建议得到国务院和毛主席的批准。4月7日，中国乒协负责人将正式邀请书递交给美国乒乓球协会。下午征得美国政府同意，美国接受邀请。这消息震惊了日本。日本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标出了醒目的大标题：“美中正式接近的前奏曲”，“中国复杂的外交棋盘上巧妙而老练的一着”，“中国乒乓外交达到了空前的成功”。这消息也震惊了美国。“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声在美国到处可闻”，“美国掀起乒乓热”。世界各国报纸以醒目标题刊登这一消息。^[15]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经香港飞抵北京。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在热烈而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同美国朋友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并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4月14日，尼克松总统在华盛顿宣布“缓和美中关系五项步骤”。并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嗣后，宣布尼克松将访问中国。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之后，联合国以压倒多数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中法、中日先后建交。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评价说：“70年代初促使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乒乓外交’，生动地展示了体育在促进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方面起到多么积极的作用！”

（二）表明政治立场、维护国家主权

由于体育与政治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体育可以用来传达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一部奥运史本身也是一部充斥了国际政治斗争的传播史。体育这种传播政治立场的功能一般采用反对或抵制参加的方式来实现。如通过惩罚和抵制战争的策源国而反对战争，捍卫现代奥运会的和平宗旨。第7届奥运会取消了德奥等同盟国参赛的资格；第14届奥运会取消了德国和日本参加的资格；1968年和1972年奥运会上，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坚决反对，南非种族主义者和罗德西亚被拒之于奥运会门外，显示了人民团结斗争的力量。1980年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60多个国家抵制了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1984年苏联又笼络了14个国家拒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这其中则蕴涵着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政治背景。

除了体育传播政治立场外，还被用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

自从1952年我国运动员参加第15届奥运会以后，我国继续要求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惟一合法代表。1954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年会上，再次讨论了中国代表权问题，终于以21票对3票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但是，从1952年当选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却在未经任何人讨论的情况下，将中国台湾的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之中。

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大气候中，中国无法改变国际体坛的不合理状况。为了坚决抵制“两个中国”的阴谋，维护国家的神圣主权，1958年8月19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全国体总）发表严正声明：中国奥委会不再承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并中断同它的一切关系。与此同时，我国也退出了国际游泳、田径、篮球、举重、射击、摔跤、自行车联合会及亚洲乒乓球联合会8个国际体育组织。从此，中国和国际奥委会的正常关系被迫中断了长达21年。这不仅给中国体育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国际奥委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缺陷。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神圣主权、民族尊严所做出的决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重返国际体坛的问题再度受到国际社会关注。1974年，中国在亚洲运动联合会的单项组织的合法地位相继确认。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并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明确台湾地区的奥委会正式名称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址台北，不得使用原来的旗歌和徽记。1979年11月，中国奥委会主席宣布，中国奥委会接受国际奥委会决议，并将参加1980年举行的奥运会。这样，我国取得了在国际奥委会的最终胜利。^[16]

二、体育传播作为友谊的桥梁

由于体育所具有特殊的传播特性，所以在国际关系中常常会在建立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有奇特的功效。在这方面，我国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一口号是周恩来20世纪70年代初正式提出来的，但最初形成思想还要早10年。1961年4月，在欢迎日本乒乓球队的宴会上，周恩来就指出：“我们不在乒乓球台上争一球之胜负，而在于两国人民的长期和平友好。”1963年，他又指出：“友谊重于比赛，是我历来的主张。争取革命同志友谊、劳动人民友谊，也要争取各国运动员的友谊。”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第一次把体育传播升华为更广泛的人文范畴，赋予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形成新中国独特的体育理念，对发展人民外交，争取各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和体育的产业功能的增强，体育比赛在一些地区逐步制度化和常规化，如许多体育项目都建立了以洲为单位的锦标赛、俱乐部联赛等等。由于体育传播的巨大影响力，这些赛事的制度化和常规化极大地密切了这些地区国家的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以足球欧洲杯赛为例，每当赛事来临，整个欧洲就会像过节一样，把这些国家的人民聚集在一起，与比赛同步生活，与运动员同喜同悲。虽然比赛冠军只有一个，其他的国家队都会在不同的阶段被淘汰，但是这些赛事的定期举办，其实是把这些地区的人民拉在一起，大家在共同参加一场体育传播的盛会，其最终结果是促进了地区的团结和友谊。所以，像欧洲的足球冠军杯、与加拿大主要城市有关的美国NBA等赛事，是以体育为共同宣言，实现的是同一个文化圈里的国家大团结，体育传播最终变成了地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催化剂。

由于体育交流规范化、制度化，可以更加巩固地区国家彼此间的共存意识，所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欧盟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很难说没有体育传播的一份功劳。而与此形成反证的是，凡是地区矛盾严重或冲突不断的地区，也正是这个地区体育赛事还没有走上稳定和正规的地区，如东北亚地区、中东地区等等，这些体育赛事的不稳定，正是说明体育赛事没有在这些地区发挥出其应有的传播友谊和沟通了解的作用。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把体育传播的这种作用夸大可以代替经济、政治、文化沟通的程度，也不是说体育传播可以成为克服这些地区矛盾冲突和不稳定状态的灵丹妙药，只是想以此使人们认识到体育传播这一共同的语言与文化是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可喜的是，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各类体育赛事逐渐增多，并逐步走向制度化和常规化，据不完全统计，从1998年开始到2001年为止，在亚洲地区，以亚洲为名举办的各种正式比赛，日本有29次，中国18次，韩国19次，东南亚数次……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亚洲的体育交流主要是以韩、中、日三国为中心的。不是以亚洲的名义举行的比赛，如按照种类区分，体育交流活动就更多了。足球的赛事，1998年在中国有韩中比赛，1999年在韩国和日本分别进行了韩日足球友谊赛，1999年在韩国举行了韩中国奥队友谊赛，2000年在韩国分别举行了韩日定期赛和韩国青年友谊赛。^[17]这些比赛的增多，虽然其影响力距离欧洲一些赛事在欧洲的影响还有较大差距，但是它在增加亚洲人民互相了解和沟通的功能上，正在显现其越来越大的威力。

三、体育传播促进民族统一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世界上总有一些国家或民族会由于政治、军事斗争的原因被造成分裂。二战以来，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在欧洲有东西德国，在亚洲有韩国与朝鲜，有中国大陆与台湾。这种分裂局面给其人民造成的痛苦难以言表，人民对于统一的渴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种渴望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统一难以实现时，就会选择体育这种渠道表达出来。因此，在以往的一些奥运会上，人们会看到民族分裂的双方会在奥运会上携手出场，向世人展示自己对于民族统一的愿望和期待。

1956年在17届墨尔本奥运会开幕式上，民主德国、联邦德国联合组团参赛，引人注目。他们使用有五环标志的黑、红、黄三色旗为团旗，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为团歌，双方运动员共同携手出场。2000年第27届悉尼奥运会上，朝鲜和韩国在同一面印有五环标志的“朝鲜半岛旗”引导下，伴着他们共有的民族音乐《阿里郎》同时步入开幕式会场，看到这一情景，全场十一万名观众都禁不住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这感人的一幕，再次成为历届奥运会入场仪式中的经典画面。对此，萨马兰奇称，这是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20年来最大的成就。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世界上的人们忘记了战争，忘记了痛苦，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为象征和平、团结的奥运五环旗而欢呼。

通过体育比赛把同民族兄弟的手拉在一起，成为民族统一的有效催化剂，这一点除了出现在奥运会这样全球相聚的公开场合上之外，更多的还出现在两者之间的一些体育传播活动中。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台湾海峡两岸近、现代的交流曾受到极大的阻碍和隔断，几十年台湾与大陆的政治分裂对立，不仅造成两岸体育交流与信息的阻断，而且造成了情感和心态上的隔阂。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为结束海峡两岸长期政治、军事对峙的僵局，和平统一祖国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使海峡两岸体育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79年的国际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席位，开创了“奥运模式”，打破了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僵局，率先为海峡两岸的交流打开一条通道，拉开了两岸体育交流合作的序幕。1980年4月美国圣安东尼皇家学院邀请赛，来自大陆和台湾地区选手进行了30多年来的第一次同场比赛。1984年，两岸分别以中国和中国台北的名义一起参加了第23届夏季奥运会。1986年，福建省羽毛球队与台湾同行在香港进行首次直接接触，从此，两岸之间的体育交往越来越频繁。

从1988年开始，海峡两岸的体育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武术界在福建进行了首次交流，台湾民间体育组织参加北京慕田峪长城悬挂滑翔比赛；1989年1月，首批台湾运动员赴大陆观摩体育比赛；同时，中国台北奥委会开始受理台湾体育代表团赴大陆比赛的申请，邀请大陆杰出体育人士访台；1989年4月，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和中国台北奥运会秘书长李庆华在香港代表双方签订海峡两岸体育文化交流和合作的第一个协议书，两岸单向直接体育交流正式开始启动。

以1993年2月大陆辽宁男篮和河北女篮36人首次进岛访问为起点，由单向迅速发展为两岸政府同意的双向直接体育交流。同年5月，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赴台参加国际垒球联合会代表大会，成为我国第一位赴台的副部长；8月，时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先生赴台参加亚奥理事会会议。1997年1月，以台湾“教育部”副部长为名誉团长、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为团长的中国台北奥委会参观团参加在北京举行第一届两岸奥委会交流座谈会；3月，以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中国奥运会主席伍绍祖先生为团长的奥运会金牌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团24人赴台，成为第一位访台的中共中央委员，也是当时职位最高的大陆访台人士。2001年初，中国奥委会主席袁伟民先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共中央委员）率团访问台湾；7月，台湾“行政院体委会”主席许义雄在台湾立法院备询时，公开表示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

至此，海峡两岸的体育交流已由过去民间、半官方的体育交流，上升为官方、高层次的体育交流；竞技体育、体育科技、体育产业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已初露端倪，两岸间的体育交流与合作逐步进入深层次、全方位的互动。

两岸体育交流推动了两岸间的互动往来，增进了相互间的信任与了解。在海内外，特别是在台湾民众中反响强烈，有效地激发了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体育交流虽只是两岸交流中一个极小的方面，但它是两岸实现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有利于营造出两岸和平共处、相互交融的氛围。所以，两岸体育交流，在目前两岸关系暗潮汹涌之际，无疑是一润滑剂，具有缓和两岸紧张关系与加强两岸沟通、协调的作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