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实性电视节目到电视纪录片

一、从纪实性电视节目到电视纪录片

我国电视纪录片节目是在“影片新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组织多个摄影队分赴前线拍摄记录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及我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等一系列的影像素材，制作出《百万雄师下江南》、《北平入城式》、《大西南凯歌》等一大批具有历史记录意义的纪录片。

我国纪实类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时期(1958—1979年)

这一时期电视纪录片节目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新闻片与纪录片不分，二是在节目形式和表现风格上受到苏联的影响。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在开播的当天就播出了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到农村去》。1961年，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纪录片《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是我国第一部由众多记者同时多点拍摄，广泛反映同一主题形式的电视纪实作品。“早期的电视新闻片与电视纪录片没有严格的界限，早期的电视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是电视纪录片的创作人员”，“当时的电视新闻，主要是指电视新闻纪录片，根据片长和时效，它可以分为新闻片和纪录片两种”。^[2]

第二阶段:发展时期(1980—1991年)

1979年7月，中央电视台组建了专题部。第二年制作并播出了近200部纪录片。优秀作品主要有《瑶山行》、《三峡的传说》、《哈尔滨的夏天》等。其中，“由湖南台拍摄制作的《瑶山行》(20分钟)，该片采用摄影师作为目击者而贯穿全片，记录了瑶家青年婚嫁时的有趣程序和细节，给了观众许多新鲜感受和知识，受到广大观众和电视同行的好评”^[3]。

198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与日本广播协会(NHK)合拍的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这是一个由21人组成的联合制作组，分赴西安、兰州、张掖、酒泉、敦煌等地采访拍摄，历时13个月，行程15万公里，制作成29集系列纪录片。其中，中国方面制作15集，日本方面制作14集，于1980年5月1日开始分别在中、日两国播出。^[4]

《丝绸之路》开创了我国电视纪录片史上两个“第一”:首先，这是我国电视第一次对外协作;其次，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电视系列纪录片。我国电视工作者通过与日本广播协会的合作，从中学习了驾驭大型电视纪实性作品的能力，拓宽了创作视野，更新了电视叙事语言和结构方法，丰富了纪实性节目的表现手法，并把这些方法移植到新的节目创作之中。^[5]

1983年8月，中央电视台又播出了25集的系列纪实性节目《话说长江》，并获得巨大成功。

从严格意义上说，《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这两部纪实性节目均属于专题片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望长城》是这一时期具有经典意义的电视纪录片。1988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与日本东京广播公司合作拍摄《望长城》(日本片名为《万里长城》)。这部长达12集、每集50分钟的系列片，采用纪实的手法，借长城说国人，着重拍摄了长城两边人民群众的生活，将观众关注的目光引向对历史和我们应当从长城身上继承什么、改变什么的历史思考。

《望长城》在表现手法上有四大突破:首先，主持人作为节目元素第一次融入我国电视纪实性作品。主持人引领着观众走遍长城东西，主持人的所见所闻所思、主持人与采访对象的交谈与节目融为一体;其次，同期声成为节目制作的重要手段，一改过去主持人“哑语式采访”和采访对象“哑语式叙说”的做法，主持人直接向观众叙说自己的所见所闻、采访对象通过镜头直接向观众叙说事实，极大地增强了节目的现场感和新鲜感;三是在拍摄方法上，这部片子成功地使用了长镜头，灵活运用抢、等、挑等拍摄手法;四是在节目结构上，《望长城》是一种以主持人引领观众走访长城，也就是一种以时间为序的结构方式，较多地采用长镜头或同期声，再现了长城两边人们具体生活的情景。《望长城》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电视纪录片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

我国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实节目，由于电视工作者视野的拓展和观念的更新，节目选题比较广泛，艺术形式也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成熟时期(1992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形成了一支有相当规模和实力，能够与国际创作理念接轨的电视纪实节目创作队伍，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纪录片实现栏目化创作。栏目是节目的载体。没有合适的栏目，纪录片创作就是无根之树。1993年2月1日，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专栏开播。这是我国第一档直接以“纪录片”名字命名的电视栏目。该栏目每周播出一期，每期40分钟，采用纪实手法，关注社会热点，立足于本地区，展示生活的原生态，“《纪录片编辑室》的成功探索与实践，标志着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纪录片的栏目化”^[7]。

199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栏目伴随着我国第一个早间杂志型栏目《东方时空》的开播，成为我国纪录片创作变革的一个标志。该栏目定义为“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栏目时长8分钟，每天播出。《生活空间》播出的意义，主要有三:一是这是一种专为纪录片量身定制的栏目;二是缩短了纪录片的制作周期，降低了纪录片的制作成本;三是为纪录片商业化运作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并且“一改过去纪录片创作曲高和寡的局面，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的题材选取大大开拓了纪录片创作者的思路”，使“以往慢工出细活的纪录片创作成为迎合城市快节奏生活需求的‘快餐’品种”。^[8]

二是人类学纪录片得到国际认可。这一时期，我国的人类学纪录片得到国际认可。人类学纪录片是一种以反映人类生活、生存、发展、变迁及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关系为题材的纪实性电视节目。国外称这一题材的纪录片为“影视人类学”。

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最后的山神》(1993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以我国鄂伦春族山林狩猎生活为题材，反映了一个游牧民族面对生存和发展，表现出来的内心世界的变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获得了第30届(1993年)亚洲太平洋地区广播联盟电视大奖和第9届“帕尔努”影视人类学电影节特别纪录片奖。

云南电视台的纪录片《山洞里的村庄》(1996年)，以一个生活在山洞里的村庄集资拉电为背景，创作者以平视的角度，近距离地直接观察这个山洞里的村庄，讲述集资拉电求发展的故事，获得第9届戛纳影视节评委会特别提名奖。

1999年，纪录片《婚事》在匈牙利国际艺术节上获得了唯一的纪录片大奖。该片以两对农村青年婚事为题材，历时一年多，从提亲到结婚，立体地记录了当代中国农村的生活。在长达80分钟的节目中没有一句解说词，完全靠镜头语言和同期声方式叙述。此外，四川电视台的《甫吉和他的情人们》(1994年)，入选德国格廷根国际民族电影节、第15届北欧影视人类学年会暨国际民族学电视节、1994年英国皇家人类学协会电影节和葡萄牙第7届民族学纪录片电影节。^[9]

三是历史文献纪录片飞跃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我国文献纪录片主旋律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得到飞跃发展。1993年12月，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出了我国第一部长达12集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毛泽东》。《毛泽东》以平民的视角，一改过去说教式的政治宣传，“以伦理评判取代政治评判，以审美标准取代意识形态标准，毛泽东人格魅力卓然而立”，“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确立了一种新的纪录片样式”，历史文献片“不仅仅是一部‘编年史’，它要求作者站在历史的今天，回顾历史的过去，展望历史的未来。它同样是记录一个过程”。^[10]

继《毛泽东》之后，这一类型的纪录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我国文献纪录片可分为历史伟人文献纪录片、革命历史事件文献纪录片、重大事件的文献纪录片三种类型。

四是纪录片与专题片开始分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曾分别于1992年11月、1993年4月和11月，举行了“中国电视专题节目分类与界定”研讨会，与会者对专题片与纪录片的界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达成了将电视纪录片与电视专题片统称为“电视纪实作品”的共识。

1993年10月，我国第一个纪录片学术性社团组织——“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近千人，每年通过举办理论研讨会、出版学会内部刊物、编辑出版学术丛书、翻译出版学术著作等形式，搭建了我国第一个全国纪录片栏目交流展播平台，在全国省级电视台和主要城市电视台展播《中国纪录片》和《国际纪录片》，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11]

2004年5月，作为我国广播电视最高奖项的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第一次正式把纪录片和专题片分开，以两种节目形态参加评奖，并把纪录片定义为:“声画合一的现场实景为主体拍摄的纪实风格的电视节目。”^[12]